当丘吉尔于1943年3月30日通知斯大林，说到俄国北部的船队在秋季以前将暂停航行时，斯大林答复中的语气是温和的。盟军在突尼斯的推进和对德国进行猛烈轰炸的消息，以及增加经由波斯运交物资的保证，又一次使斯大林在同英国首相的函电往来中使用了亲切的语调。
这种重新恢复的热忱反映在斯大林为纪念1943年五一国际劳动节而发布的节日命令中。他提到盟军在突尼斯的推进和对德国的轰炸，认为这“预示着将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他还宣称从东西两方的打击已第一次汇合成了对抗希特勒的一股联合的盟国力量。在上述命令较后的一段中，斯大林效法罗斯福和丘吉尔，要求以希特勒德国的无条件投降作为欧洲和平的唯一基础。
1943年4月底爆发的一次波兰人和俄国人之间的新的公开的争吵，当时并没有严重影响到盟国大国之间新出现的亲切关系。这至少部分是由于德国的电台和宣传机关对促成俄波争端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当德国人宣布他们已在卡廷发现一处万人冢，葬有数千具遭俄国人屠杀的波兰军官的尸体时，伦敦的波兰人禁不住要求国际红十字会进行调查。波兰人有很长时期一直找不到1939年被俄国人俘虏的大批军官，当波兰战俘被释放后在俄国国土上组成波兰军队时，这批军官也没有重新出现。因此，波兰当局很有理由想知道，这些失踪的人究竟出了什么事，但在英国人和美国人眼中，波兰人似乎是上了德国宣传的当，他们这样做是在盟国关系中引起混乱。因此，当苏联政府在1943年4月26日断绝同波兰的外交关系时，美国政府和英国政府非但拒绝站在波兰人一边进行干预，而且还对波兰人如此恶劣地分裂盟国队伍感到真正的不快。
西方盟国在波兰问题上的克制可能已使斯大林受到鼓舞，认为他这方面作出的和解姿态也许可以为他赢得东欧方面的重要让步，这种让步在1941年和1942年英苏同盟进行谈判时曾遭到拒绝。不论怎样，在1943年5月中，俄国人采取了两项新的友好步骤。
5月22日，第三国际解散了。为了不使任何人忽略它的重要意义，六天后斯大林发表了一项声明，说明这个行动除了有其他好处外，还有助于促使“各国爱国人士联合所有爱好自由的人民组成一个单一的国际阵营这项工作”。西方各国的官方不敢贸然相信第三国际的正式取消将会使全世界共产党活动发生任何真正的变化，但是这个行动一般都被解释为意在消除妨害俄国同别国建立良好关系的一个长期刺激性因素。
当第三国际宣布解散时，作为罗斯福总统私人代表的约瑟夫·E·戴维斯正在莫斯科。他奉派出使是要向斯大林力陈同罗斯福个人会晤的必要性。罗斯福有个想法，就是如果他同斯大林会晤时丘吉尔不在场，那可能更便于建立一种亲切的个人关系。他认为可以在以后举行三大国会议时再让丘吉尔参加进来。当戴维斯提到个人会晤的问题时，斯大林起初持怀疑态度，但是最后他同意于1943年7月15日同总统会晤，如果发生预见不到的军事情况，迫使会晤延期，日期的推迟也不应超过两星期。这使罗斯福大为欣慰，因为自1942年春季起，他就一直试图安排同斯大林会晤了。当时丘吉尔显然被蒙在鼓里，直到后来才告诉了他，不过他对这样一个建议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是不难想象的。
当斯大林于1943年6月初获悉在华盛顿召开的“三叉戟会议”已决定把进攻法国的时间推迟到1944年时，俄国同西方的友好关系就突然遭到了破坏。这个消息导致斯大林谴责西方大国不守信义。接着，斯大林同丘吉尔互发了一些措词尖刻的电报。斯大林召回了驻伦敦和驻华盛顿的大使，而罗斯福同斯大林的会晤也给推迟了。1943年7月13日，在俄国成立了自由德国委员会，这件事对改善关系并没有起什么作用，因为看来仿佛俄国人正在为战败后的德国筹划一个傀儡政权。7月5日，等待已久的德国人的夏季攻势开始了，这更增加了俄国人的恶感。红军又一次单独面对着德国人，看不到从西方迅速获得支援的前景。
进攻西西里的决定是在突尼斯战役的结局还不能预见的时候在卡萨布兰卡作出的。要在突尼斯作战的同时制订进攻西西里的计划，这是一项困难的任务，有关各司令官和各军种之间出现了严重的意见分歧。艾森豪威尔一度曾建议推迟或放弃这项计划，但是丘吉尔却使罗斯福相信，在即将来临的夏季，除了入侵西西里，没有其他军事行动能够牵制德国和意大利军队而又能帮助俄国了。因此，艾森豪威尔的疑虑没有能占上风。
制订进攻西西里的计划之所以发生困难，部分是由于英美之间对未来战略的基本意见分歧在卡萨布兰卡并未充分并坦率地得到解决。马歇尔和艾森豪威尔仍然认为，地中海地区的军事行动应当保持在小规模的水平上，主要力量应集中于准备尽快对法国北部发动大规模的进攻。相反，丘吉尔和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则认为西西里战役应当是进攻意大利的前奏，而把经由土耳其和跨越亚得里亚海对巴尔干半岛进行的两面夹攻作为进一步的目标。他们认为，地中海战役应当优先于为横渡海峡的进攻而作的准备工作。
亚洲战场上同样存在着尚未解决的分歧。卡萨布兰卡会议上曾经同意在1943年着手把日本人赶出缅甸。这项军事行动的第一部分是沿着孟加拉湾往下发动一场指向若开的有限攻势，但是1943年1月，当英国和印度军队开始前进时，他们遭到了困难，到5月，日本人已成功地把他们赶回到大致是原来的战线上。由于这次进攻失败，中国人在缅甸北部的一次攻势也相应地取消了，因为它原来是计划同若开战役的较后阶段配合进行的。
1943年春季没有能成功地发动缅甸战役，这加剧了亚洲战场上各处回响着的冲突。韦维尔将军统率的英国人，史迪威将军统率的美国人和蒋介石统率的中国人，互相猜忌，互相厌恶。此外，美国驻华空军司令克莱尔·陈纳德将军又同史迪威剑拔弩张，势不两立。陈纳德认为，如果能把那些能够空运到中国的有限物资用于建立一支强大的轰炸力量，对日本的战争就能取得胜利，并不需要在缅甸丛林里进行代价高昂和困难重重的地面战斗。相反，史迪威则相信，一旦以中国为基地的轰炸开始使日本受到损害，日本的地面部队就会立即占领这些空军基地。他认为只有在中国地面部队已被训练和装备得能同日本军队旗鼓相当地作战以后，才能成功地发动一场巨大的空中攻势。为此，在史迪威看来，夺回缅甸北部和重新打通同中国的陆上交通，还是和以前一样必不可少的。
当突尼斯战役趋向结束时，丘吉尔为他同美国人之间缺乏牢固的协议变得相当关切。他的第一项行动是试图安排在阿尔及尔举行一次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会议，那时他们就能同艾森豪威尔和地中海地区的其他司令官当面商量了。但是美国人却不同意，因此丘吉尔决定他必须再一次到华盛顿去。这次会议从1943年5月12日持续到25日，代号叫做“三叉戟”。
同往常一样，丘吉尔的战略计划是会议开始前同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合作很清楚地制订出来的。英国人消极地想要说服美国人取消对缅甸的进攻并放弃在1943年发动一场横渡海峡的全面进攻的希望。由于这两项计划是马歇尔最为珍爱的，丘吉尔认识到，如果他过于斩钉截铁地拒绝，将会产生极坏的印象。另一方面，事态的发展已经使上述两项军事行动中的任何一项完全不可能及时作好准备了。突尼斯的战斗已经进行得比原来预计的要久。在坏天气到来之前，既没有时间，也没有足够的船只可以把一支庞大的美国部队运送到不列颠群岛上来，以便于1943年进攻大陆。同样地，在缅甸初步的失败也已经使把日本人从缅甸肃清的计划变得不可能实现，除非能大大增加分配给那里的物资和部队。
丘吉尔的积极的计划是，通过进攻意大利和采取有力的步骤促使土耳其参战来把地中海地区的攻势进行下去。他的论点是令人信服的。在盟军现有的部队大量集结在北非和中东的情况下，他们在1943年并没有什么其他事情可做；如果在攻占西西里后停止作战，那就会使俄国人在整个1943年夏末和秋季肩负着对德作战的全部重担。
在亚洲，丘吉尔已经制订出一项全新的战略。他建议对苏门答腊和马来半岛进行水陆两栖的攻击，而不试图通过陆上作战把日本人逐出缅甸。据这位首相说，这个计划的优点是能够避免日本人最擅长的丛林战，而且还能从日本手里夺回一些宝贵的资源。但是在能够发动这样一场战役前，必须增加印度洋英国舰队的实力，而这只能来自地中海，只有当意大利舰队被摧毁或被迫投降时才有可能。
英国人的建议同美国人的计划之间的冲突是针锋相对的。同以前几次会议的情况不同，美国人这次来参加“三叉戟会议”是经过很好准备并统一了意见的。1943年3月，在华盛顿举行过一次太平洋军事会议，草拟了击败日本的主要计划，这项计划准备在“三叉戟会议”上提交给英国人。这项计划实质上是一个围攻香港的巨大钳形运动。美国人将横渡太平洋，跳岛作战，冲向中国南部的海岸。英国人同中国人一起则将肃清缅甸的敌人，然后在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进行骚扰性袭击。同时，供应中国军队的物资将通过重新开放的滇缅公路来递交。一支巨大的战略空军将在中国建立起来。然后，中国人发动的一次强大的陆上攻势将在香港地区把日本人赶到海里。在美国海军部队和中国地面部队这样在香港会师以后，盟国将从这个有利的地位发动对日本本土的最后进攻。
至于对德战争，美国人重申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