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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罗斯福和赫尔坚信与英国和俄国达成全球性的谅解是完满解决战后问题的根本关键，英国另外还相当专心致志于为它本身建立一个势力范围。美国人不肯用“势力范围”这样的字眼来称呼他们的活动，这就遮蔽了他们自己的眼睛，使他们看不到自己所做的许多事情。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在出席莫斯科外长会议回国后对国会的讲话中竟然十分真诚地说：“……将来不再需要势力范围、联盟、力量均衡或其他任何这类特殊的安排，这是一些在不幸的过去各国竭力用以保卫自身安全或者增进本国利益的办法。”这种话在俄国人听来肯定觉得挺虚伪，可能英国人也有同感。美国在拉丁美洲和中国的所作所为摆在他们的眼前。然而事实仍然是，在大多数美国人看来，对拉丁美洲的睦邻政策和对中国的老大哥政策，似乎无异于在国际关系中实际运用自由、民主原则的高尚行为。
可是，美国对拉丁美洲的政策同美国政治家如此不满的欧洲国家的做法竟是令人可疑地相似。诚然，美国在罗斯福采用睦邻政策之后不再对拉丁美洲实行强迫的方法。但是经济控制是一种很好的替代，它使除阿根廷外的美洲其他共和国对美国的外交领导几乎总得俯首听命。
美国对中国的战时政策也被披上了类似的理想主义的外衣；但局外人如果把美国的政策解释为企图把中国纳入美国的势力范围，那也是情有可愿的。一位美国军官被指派为中国军队的参谋长；美国总统派出使者连珠炮似的不断地向蒋介石献策，美国施加压力迫使俄国和英国同意在盟国诸强中给予中国一个礼貌上的位子。蒋介石夫人在1943年2月私下向罗斯福保证，让他放心，中国将在战后和会上支持美国的政策。而总统也认为他能指望中国成为美国的一个朋友和支持者。
同样地，俄国人也清清楚楚地表示：他们打算沿着西部边界为自己建立一个势力范围。斯大林在1941年12月要求英国承认，波罗的海诸国以及战前波兰、芬兰和罗马尼亚的一些部分并入苏联。尽管这问题由于美国的坚持而延宕了，但俄国政府的这一立场从未动摇，而且还利用无数次机会来表明这一事实：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摩尔达维亚、卡累利阿以及战前波兰国的乌克兰地区和白俄罗斯地区现在都已正式成为苏联的一部分。
在1943年一年中，俄国野心显然更大了。在与波兰流亡政府的外交关系破裂之后（1943年4月26日），一个波兰爱国者联盟在俄国成立了，同时还新建了一个波兰师与红军并肩作战。波兰爱国者联盟是由共产党控制的，它在1943年6月17日的首次公开宣言中向斯大林保证：“我们不会允许那些试图在波兰人民和苏联之间挑拨离间的人妨碍我们的关系”，从而与波兰流亡政府开始公开论战。
1943年末，苏联的活动公然伸展到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俄国政府在12月14日宣布，一个俄国军事使团将派往铁托的总部；俄国和捷克流亡政府之间的友好、互助和战后合作条约于12月12日在莫斯科签字。这些步骤本身只能被解释为友好的姿态，但是多疑的西方人能够而且确实从中看到了泛斯拉夫主义的复活和俄国的扩张。在俄国内部，政府允许——简直是鼓励——泛斯拉夫主义感情的复活，特别在大战的后几年。同样，俄国东正教在1943年9月4日的恢复，可以被解释为不仅是对某些俄国人顽固的宗教狂的让步，而且还是布尔什维克政府可能用来对巴尔干半岛上东正教各民族的影响和支持的一种手段，这种手段沙皇们也是使用过的。就这样，看来三个主要盟国都各自专心致志于为本身建立一个地理上的特殊势力范围，在这种范围内，友好的政府将按照这个或那个强大盟国的政策来行事。严重妨碍依据这些原则和和气气地瓜分世界的是德国问题。盟国中没有一国甘心把整个德国纳入其他国家的势力范围，但是各国又都同样地反对德国无人管辖，原封不动而不受控制，具有东山再起的潜力，就象它在1918年以后又重整旗鼓一样。怎样处理战败的日本这个问题，对于盟国三强来说并不那么重要。一则是因为俄国没有与日本交战，英国也不能把很多力量用在对日战争上；再则日本的固有力量也比德国要小，1941年和1942年所发表的各项宣言对于盟国的战后政策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些笼统的原则。1941年8月的大西洋宪章和1942年1月的联合国家宣言是正式和公开阐述英、俄、美三国意图的主要文件。但这些宣言所用的语言是一般化的。等到胜利的前景更加明朗，这三大国的外交官们开始关心详细的建议和怎样使本国的利益同困难时期所宣布的崇高原则和谐一致这个棘手的问题。
安东尼·艾登于1943年3月访问了华盛顿，目的是试探美国官员对于战后问题的意见。在与罗斯福、霍普金斯、赫尔以及其他人的谈话过程中，两国政府看法上的许多分歧变得明显了。最重要的矛盾在于美国的关于联合国托管制度的计划。罗斯福在他心情比较开朗的时候曾表示，他希望看到对世界一切殖民地国家和落后地区都实行国际托管制度，代替战前单个国家对这些地区所实行的帝国控制。艾登认为这种托管计划实行起来将很困难，因为未来的联合国各受托国有着不同的民族忠诚观；而且，这种计划将会削弱并最终摧毁大英帝国。
关于欧洲，英美的意愿和期望不存在什么根本分歧，虽然在细节问题上仍不一致。对于俄国将要求沿其西部边界扩张大片领土的事实，罗斯福不愿意正面反对；而艾登则倾向于至少不加挑剔地接受俄国那些比较适度的要求。至于德国，双方一致认为把德国分成几个国家是个聪明办法；美国人主张事前做些工作，决定一下德国的哪一部分将由三大盟国中的哪一国军队来占领。
然而，关于法国，却出现了相当大的意见分歧。罗斯福认为，一旦德国被解除武装，法国或任何其他欧洲大陆国家就没有理由建立自己的军事力量。他的确还设想过要把法兰西帝国的各战略要冲转变为联合国家的军事基地，由盟国三强的部队来驻防——譬如，英国人可以驻在比塞大，美国人驻在达喀尔。而在艾登这方面则希望看到法国再一次成为军事强国，能和英国一起同俄国抗衡。
关于波兰，艾登和罗斯福都一致认为将不得不在领土方面作一些调整。两人都觉得东普鲁士应当交波兰管辖，波兰的东部边界线大体上应该按照寇松线划定。艾登对于波兰流亡政府中的民族主义者经常表现出来的那种不现实的过分的野心显得很恼火；罗斯福同意战后波兰的疆界将由各大国来确定，不必过于顾惜波兰的沙文主义情绪。
关于战后继承国际联盟这一组织的形式和权限问题，美国政府和英国政府都还没有制订出确定的政策。美国国务院成立了各种委员会来考虑成立国际性组织的可能性，但还没有作出明确的结论。赫尔坚信，只有成立一个世界性的组织才适合美国的利益，才能得到舆论的支持。当此事提出来同艾登讨论时，这位英国外交大臣说，他本人是赞成一个世界性的单一的国际组织的。
可是，英国首相的想法在1943年的头几个月里是与此完全背道而驰的。丘吉尔不相信任何国际性机构能够消除战争的根源，他坚信建重力量均衡有着不可回避的现实性和必要性。丘吉尔看到两种可能的危险。一方面，他害怕美国也许会象1919年至1921年时那样，战争一结束就退出欧洲舞台，不再积极参与那里的事务。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只剩下一个英国来对抗苏联势不可挡的力量，欧洲的力量均衡就岌岌可危。另一方面，丘吉尔深切地意识到，在一个由美俄两国统治的世界上，英国很可能被置于一个极不舒服的地位，在两块大磨石之间碾着。
针对这两种令人不快的可能性，他想出一个主意，建立一个管理欧洲的机构，把欧洲国家结合成一个经济、政治和军事的整体，这个整体能以多少是同等的条件满足欧洲大陆东部和西部的国家。他想象了一个类似欧罗巴合众国的东西，它的组成部分是欧洲的主要大国（包括英国以及较小国家的区域性联邦——例如，斯堪的纳维亚、多瑙河流域以及巴尔干半岛诸国的这类联邦）。丘吉尔计划把这样的欧洲作为一个单位并入一个更大的世界性组织。他在1943年3月21日（当时艾登在华盛顿）所作的一次讲话中，建议创建一个欧洲委员会和一个亚洲委员会，从属于一个包括战时联合国家在内的世界性组织。
1943年5月，当丘吉尔在华盛顿出席“三叉戟会议”的时候，他找到了机会来畅谈他关于战后世界的想法。在和美国政府领导人的会谈中，他大略谈及一个设想，主张建立一个世界性的组织，下面分设几个区域性的委员会。这次他提出三个委员会：一个是太平洋地区，一个是美洲，还有一个是欧洲。另外，这位首相还建议，世界各国都要把武装力量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照常服役；另一部分则固定由区域性委员会调遣，用以对付在他们负责的地区内任何可能出现的侵略者。此外，他还详细谈了英美两国亲密合作的必要，他建议两国之间采用某种形式的共同国籍，在战后继续保留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并通过系统的程序，商议外交政策。
丘吉尔对于战后世界组织的意见不一定是英国政府的意见。关于英国在国际性组织方面有些什么要求，内阁在1943年似乎并没有取得任何正式的一致意见。就英国公众而论，一般说来远不象首相那样热衷于计算力量均衡和国家利益。在英国同在美国一样，人们十分普遍地希望有一个较为美好的世界；而且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