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上的分歧，促使两国的关系变得敌对起来，尽管不是很明显的。这种分歧造成的结果肯定不符合美国人早先拟订计划时所抱的希望。凡是与这件事直接有关的美国人都清楚地了解，在美国与俄国日常并肩作战方面存在着无法克服的障碍。由于两国的语言，甚止思想方法和办事作风的不同，要想同俄国建立象英美两国部队与参谋之间的那种合作是完全不可能的。
红军于1944年春天和夏天进入波兰领土，这使俄国人与地下波兰国家军之间的军事合作问题尖锐化。波兰国家军承认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的权力，并且不顾德国占领军的种种阻碍，建立了相当严密的组织。波兰国家军既痛恨德国人，又非常怀疑和害怕俄国人。结果，当战线推进到波兰国家军的根据地时，国家军人员发现自己处于两面夹攻的地位。他们接到的命令是：要同俄国人进行军事合作，但要完全保持独立行动的权利。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俄国人干脆不允许在他们军队的后方有一支潜在的抱有敌意的部队，波兰人又没有力量公开同德军或红军交战。正如1939年那样，他们缺乏维护自己独立的军事装备。
俄国对待波兰国家军的政策是，战场上同该军的部队合作，但是当战斗结束后，红军司令员便要求波兰国家军的部队加入波兰师。这个师是在波兰爱国者联盟支持下建立起来，并作为红军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作战的。红军的要求同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及其总司令“博尔”将军下达给波兰国家军的命令发生了抵触。当地方司令官忠实地执行上级指示时，他们便遭到逮捕，士兵被编入了红军，再不然就被解除武装或加以拘禁。这种事情第一次发生于1944年4月间，在以后几个月里又发生了好几次，特别是在7月间红军开始进入波兰中部以后。
波兰的军事事件同波兰前途这个政治问题紧密地纠结在一起。波兰人和俄国人都非常重视这一情况。1944年上半年，英俄两国政府特别关心这一点。事实上，红军越过波兰全境，标志着波兰国家军的独立性已经丧失，从而使波兰流亡政府主要的希望破灭了。当红军把事情安排好后，流亡在伦敦的波兰人只剩下法律上的要求权，以及英美两国政府含糊其词的外交支持。这些不足以对抗俄国政府的坚定决心，即要在战后的波兰组成一个友好的、实际上就是唯命是从的政府。
因此，俄国和西方盟国在德黑兰首脑会议上拟定的军事合作实际上并未取得高度成就。斯大林所采取的政治方针同其他盟国所采取的并不一致，同时苏联官僚机构在处理事务中抱着猜忌的孤立主义的态度，他们不让单纯的军事利益妨碍苏联的方针和实际措施。结果，美国和波兰两国政府想同红军在作战中进行军事合作的努力很少成就，或者可以说完全失败了。
德黑兰和开罗两次会议的决定，使地中海地区成了一条次要的战线。可是丘吉尔一开始就最强烈和坚决地主张在地中海作战，他希望使地中海地区成为一个重要的活跃的战场，甚至在遭到美国、俄国和土耳其一再反对以后，他还是不准备放弃原来的打算。这时，他无法考虑土耳其的参战，但他仍然可以指望，如果能够在意大利进行大胆的决定性的军事行动，便能取得迅速的战果，把德军赶回到亚平宁山区，或许还可以为盟军开辟一条直捣巴尔干西北部和欧洲多瑙河流域的道路。
1943年12月间，丘吉尔的直接目的是鼓动在意大利的盟军司令们采取更为大胆的军事行动。因此，在第二次开罗会议结束以后，他在地中海逗留了几星期。在分派英国将领的指挥任务方面，他要作出若干重要的决定，同时他想施展自己的权力和说服人的本领，从而使局势更合乎他的心意。1943年12月18日，他决定任命陆军上将亨利·梅特兰·威尔逊爵士去接过艾森豪威尔在地中海的（扩大的）指挥权，陆军上将哈罗德·亚历山大爵士则继续指挥意大利战役，同时委任陆军上将伯纳德·蒙哥马利爵士指挥“霸王”行动。
首相作出这些决定后，便开始研究如何加速在意大利作战的问题。交战双方在9月间于萨勒诺开始战斗以后，德军便撤退到横跨半岛的一条防线，从而给向罗马进军的盟军带来了重大困难。地形和气候妨碍了进攻，盟军在人数方面仅仅略为超过德军，因而要想取得迅速和引人注目的胜利，唯一的希望在于利用盟国的制海权。两栖登陆攻击可以从后方威胁德军。如果此举成功，或许可以迫使德军仓卒向北撤退。问题在于获得这种作战所需要的登陆艇。他们必须立即进行这种两栖攻击，并且一举获得成功，否则将会占用原来拨给“霸王”行动使用的登陆艇，并推迟这一战役。另一方面，丘吉尔认为，如果在意大利发动的猛攻不能迫使德国人从法国和北欧调来后备军，那末，“霸王”行动也许会失败。在德黑兰会议以后，他同意确定5月或6月初的一天为发动“霸王”行动的日期，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予变更。但是他相信，只要有周密的计划，登陆艇就可以先用于意大利海岸的登陆战，然后再调往英国供诺曼底登陆使用。丘吉尔就是根据这一点着手工作的。
1943年圣诞节，首相召开了一次地中海地区高级司令官会议，商讨局势。会上一致同意，盟军在意大利决不能放弃主动权。丘吉尔主张，从海上进攻是达到这个目标的唯一方法。他在会上建议，在离德国前线约一百英里的后方叫做安齐奥的地方，派两个师登陆，并规定1月20日为发动进攻的日期。在威尔逊和亚历山大的支持下，丘吉尔坚决声称，在德军后方造成这样的威胁，将迫使他们向罗马以北撤退。艾森豪威尔却不那么有信心，他提出军需供应和增援方面的困难，并争论说，两师兵力或许不足以迫使德军从意大利南部的阵地上撤出。
然而，由于艾森豪威尔即将交卸地中海战区的指挥权，他认为自己的意见并不是决定性的。但是他坚决认为自己有权要求把“霸王”行动中使用的登陆艇在适当日期从地中海调过去，以便在大进攻之前有充分时间在英国检修和训练。最后，他同意接受这样的保证：所述的登陆艇改于1944年2月5日移交给他，而不是按照德黑兰会议所商定的日期1月15日。他要求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同意对原定计划作这项修改。与此同时，丘吉尔还同罗斯福商讨了这一问题。尽管罗斯福对丘吉尔不愿意放手不管地中海的事情感到有些恼火，他和他的参谋长们还是接受了这项新建议，但提出了一个条件，即地中海地区的任何作战行动都不得妨碍“霸王”行动的日程1月22日，盟军在安齐奥登陆，可是德军非但没有撤退，反而调来了援军。他们把登陆部队困在一个小滩头堡上，同时击退了第五军的进攻。按照原来的计划，第五军将突破德军防线并与在安齐奥登陆的部队会师。到1月底，意大利的英美联军显然又一次遭到了挫折。除非盟军决定从安齐奥撤出，否则就有必要加强守军的实力，并连续不断地通过开阔的海滩输送军需品。撤出安齐奥会在盟军心理上形成沉重的打击，但是为了守住滩头堡，威尔逊将军认为就必须把登陆艇使用到答应拨给“霸王”行动使用的日期以后。
由于盟军不能在意大利迅速取得胜利，盟国的计划受到了影响，问题变得复杂了，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英美成员之间的感情也没有得到改善。当然，美国人仍然希望把“霸王”行动放在首位。但那时，刚巧进攻法国的计划有了改变，这使他们比较容易同意把登陆艇留在地中海。1944年1月，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开始审查由陆军上将弗雷德里克·摩根爵士和他的参谋人员在伦敦起草的“霸王”行动的计划，两位司令决定，最初阶段的攻击规模应当更大一些。两位将军一致认为，为了夺取第一个据点，需要五个师的兵力而不是三个师。但是这样的扩充就需要更多的登陆艇和其他军需品。而且看来不可避免地需要更多的准备时间。因此他们在1944年1月31日决定把诺曼底登陆日期从5月初推迟到5月底。
由于作战计划作了这项修改，登陆艇可以延迟离开地中海，而不影响修订后的“霸王”行动计划。结果，威尔逊不能按照预定日期移交登陆艇一事并没有造成特殊的困难。可是，在地中海应如何行动来支持“霸王”行动这个更重大的问题却引起英美战略家之间长久的争执。英国人主张放弃“铁砧”计划（这是在法国南部登陆的代号）。美国人则认为它是“霸王”行动的必要部分。要想搞清由于意见分歧所造成的错综复杂的建议和反建议是不可能的。为了这个问题，1944年2月至8月这段时间内来往于伦敦、华盛顿、威尔逊的司令部和艾森豪威尔的司令部之间的通讯简直是川流不息的。几乎直到最后时刻，有关各方才坚决同意登陆。
在2、3月间，英美一致认为，首先应当营救孤守在安齐奥滩头堡的军队。2月26日，威尔逊将军接到照此办理的指示。可是，英国和美国的动机是截然相反的。美国希望摆脱困境，以便把兵力和登陆艇用于“铁砧”和“霸王”两个行动，英国则认为意大利战役本身很有价值，值得一打。暂时来说，这种分歧是无关紧要的。1944年3月，盟军又发动了一次攻击，希望冲破德军的防线，给困守在安齐奥滩头堡的部队解围，可是那一次进攻又完全失败了。
时间越来越紧迫。如果打算把在意大利作战的部队撤回，去参加法国南部的登陆以支持“霸王”行动，那末准备工作不能再拖下去了。可是，英国坚决主张放弃整个“铁砧”计划，集中兵力，去攻打罗马，而美国恰恰相反，它主张放弃在意大利的进攻，以便为“铁砧”行动做好准备。显然，如果想在法国北部和南部海岸同时进攻，并具有必要的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