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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想一下当他象和平时期那样惯于站在柏林滕佩尔霍夫广场检阅台上，在他面前的是一百万德国人，他的感觉是什么。这是任何人面前从未有过的最大的人群。在一个民主国家，你决不可能集中这么多的人，因为这要他们花费十二个小时集中，再花费十二个小时解散。
他对德国听众的讲话说明了他叙事简单、一再重复和唤起兽性的感情的原则。没完没了地东拉西扯、翻来覆去，并且习以为常地控告他的敌人犯下了罪行——这些罪行正是他本人打算对他们去犯的——因而令人有千篇一律的感觉。不过他还有另一条同样重要的原则，就是讲话应当适应特定的听众。讲话的成功不仅限于对那些偏爱听他讲话的德国人，因为那些偏爱他讲话的人不仅限于德国。甚至那些并不那么偏爱他的外国人，在他们从无线电里听1938年和1939年希特勒的讲话时，歇斯底里加上女声女气的刺耳声音也传来他的邪恶威力。
希特勒正是靠他的口才在德国上台执政：那时候，他的演说就好象是当年年轻的拿破仑在意大利所获得的胜利。
1932年1月，希特勒在迪塞尔多夫工业俱乐都会见了德国西部重工业巨头们——他的听众是头脑冷静、不动感情的企业界人士，而在他讲话结束时却赢得他们热烈的赞同。这也许是他作为一个雄辩家所取得的最大成就。这是一项极妙的论证。那篇讲话是国家社会主义历史上的里程碑。
另一项靠雄辩取得的决定性胜利，发生在更加阴沉的国内危机时刻，即1934年7月13日在国会的演说。在讲话前两个星期，他杀害了一千多人和许多纳粹党领导人，他现在要向国会内的幸存者说明这样做是对的，而大屠杀已经使国会的议席空出了二十个位子。也许在他一生中这是仅有的一次，听众沉默地听他讲话达二十分钟之久，一直到“他举起右手，食指向上，踮起脚尖，一面大喊：‘此时此刻我为德国的命运负责，因而在这二十四小时内我个人也就是国家的最高法院’”，于是又响起了通常的欢呼声。
不过，希特勒一旦执政，他的讲话就影响到更广大的范围。这些讲话不仅面对德国听众，而且成为对英法舆论的心理上的胜利，从1933年5月17日的和平呼吁，他把自己说成是世界需要和平的发言人起，到1936年3月7日在国会讲话，他引申格莱斯顿的一个老套话，以道义权利为由论证重新占领莱茵兰的正当为止，都是如此。在这一点上，他的讲话转入德国在国外的重大利益，于是获得了新的威胁性的弦外之音，而且在保证立刻和平和坚持德国只有在那种情况下才不打仗的若干条件之间，极尽滑音变调之能事。他说，为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现已完成；德国在欧洲已无领土要求；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感到对其他国家所承担的义务，这个义务是恢复民族尊严和自由所加于他的。他又一次提到，从纳粹革命以来三年内，德国人从来没有做过伤害其他民族的事，从来没有向不属于他们的东西伸过手，而是一直在自己的边界之内活动；如果外国谣传明后天德国会侵略奥地利或捷克斯洛伐克，那末这些谣言不是源于爱好和平的千百万人民，而是来自一小撮国际煽动者——犹太人。一会儿以后又说：如果他每次都未同凡尔赛条约国家磋商就采取了实现平等权利的措施，甚至也未通知它们，这是因为这样做更容易使它们接受这些决定，因为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必须接受；既然这一切都已完成，所谓令人吃惊的时期就告结束。然后便是高潮，他宣布面临着必须解决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他在欧洲必须提出的最后的，但是他不会退让的一个领土要求。因为关于苏台德德意志人问题，他的耐心现在到了最后限度。一直到1939年3月15日占领布拉格为止，催眠的魔力才算破灭，他的外国听众们对催眠师暗示的感应性才化为乌有，他再也没有仅用言辞就取得胜利。
其次，希特勒还具有一种组织方面的天才。他完全没有拿破仑那种超人的智力条件和行政天赋，不间断地进行工作的才干，对细节的掌握，以及在广泛范围内同样有把握地从一个主题转到另一个主题的能力。希特勒是一个痉挛性的工作者，反复无常而又缺乏训练。他不喜欢阅读报告和备忘录，了解情况靠询问有关人员而不让他们提出建议。“斟酌和核对每一项可能的细节这样的繁重工作不合他的胃口。他对之失去耐心，表示厌倦。以天才的笔触来勾画出一幅素描——这使他感到最大的满足。”他研究得比较彻底的学科就是战略学，因为他尚未实现的野心就是要成为一个象他作为革命领袖一样伟大的军事战略家。他具有详尽的知识的唯一领域（而这是显著的），就是关于堡垒和武器的领域，这把他对小玩意的迷恋和对巨大事物的热情结合在一起了。他是登上宝座的半瓶子醋和咖啡馆政客。但是他还不仅是如此。他在组织方面的天才在于他的广泛的计划范围，坚定的目标，以及使人们成为他的工具的能力。
就象每一个成功的革命运动一样，国家社会主义拥有双重技术，这就是狂飙突进而辅之以慢性渗透和破坏的方法。希特勒正是由于擅长第二种技术而有别于那些革命的冒险者，例如拿破仑第三。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同时代的大多数独裁者，他们不过是利用了短暂的革命形势。在国家社会主义的历史上有一种节奏，就是前进和巩固，交替进行。1923年的慕尼黑尼黑起事的时机是不成熟的。导接着就是十年的遵守“合法义务”，这意味着组织和渗透。
希特勒不能在一年之内推翻魏玛共和国，但是在国家社会主义组织内部，他能造就一个微型国家，一旦胜利之日来到，就能准备好占领这个非国家——这个国家还够不上称为国家——的机构，继续进行德意志帝国的行政管理而不中断。这就是兰茨贝格以后几年的任务。在希特勒的一生中，也许没有比这种在党内进行的坚持不懈的工作更卓越的了。……在党的命运处于最低潮的时候，希特勒指定了由法律专家组成的一个委员会来拟订未来的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形式。多年以后，人们问希特勒为什么能连续四个小时行纳粹的举手礼，他回答说：“意志力……戈林就干不了！”信仰！一种思想的胜利。这在无此次讲话中重复得庸俗了，但是在那个时候任命那个委员会这件事决不应该忘怀，如果你企图理解希特勒的话。外交部、宣传部、青年组织、国家社会主义教师协会、国家社会主义妇女组织、摩托化部队、空军部队，更不用说党卫军和冲锋队了——党应该做好准备，如果接管这个非国家并将其体制纳入自己的国家形式的时候来到的话。
这种长期艰巨地从事于建设性的颠覆工作，在克伦威尔和拿破仑的事业中是找不到类似情况的，列宁从1900年到1917年的流亡生活也不完全与之相象。这个工作在1933年大进展的时候终于开花结果，接管政权。但另一方面，在更广泛的领域和不同的情况下，这一模式又重现了。新的“合法义务”时期开始了，亦即国际领域的合法义务。希特勒说，德意志人对本民族传统的无限热爱，使他们尊重其他民族的权利要求，而且衷心希望同其他民族和平友好地相处，德国政府决不会主动撕毁协议，除非这项协议可以由一个更好的协议所取代，德国不愿采取除条约本身承认有理的途径以外的任何其他途径。1934年7月在维也纳发动政变未遂，当时陶尔斐斯遇害，此事被认为是接管政权对奥地利的扩大；此事的失败则说明时机还不成熟，它确实是慕尼黑政变的相似物。
7月起义的决定是正确的，＇纳粹地方党部负责人赖纳后来写道＇但是在执行过程中犯了许多错误。结果是（党）组织的完全破坏，整批的战士遭到损失，不是被囚禁，就是逃住“旧帝国”，至于德国同奥地利的政治关系，则是德国政府正式承认奥地利国家的存在。元首在给巴本的电报中指令他重新建立两国的正常关系，从而清理了战斗的第一阶段，开始使用政治渗透的新方法。
国际革命的准备和渗透工作，是在遵守国际法律义务的声明背后不间断地进行着，可分两个方面。一是在德国国内加速和完成重整军备。希特勒一上台执政就“明确提出一项政治要求，要在五年内即到1938年4月1日止为他建立起一支使他可以在紧要关头用作为政治力量的工具的武装部队。”1935年3月10日，戈林宣布已经有一支空军部队，1935年3月16日重新实行征兵制，1935年5月21日通过秘密的帝国防务法和任命沙赫特为负责战争经济全权总代表，同一天在希特勒的国会讲话中正式单方面废除凡尔赛条约的军备限制，于是德国重新武装的第一个和秘密的阶段就胜利完成了。
历史将展示（十年以后德国的托马斯将军写道），一个国家，象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被迫所做的那样，甚至在和平时期就已如此深思熟虑而系统地把它的全部经济力量用于战争需要，这样的实例是为数不多的。
另一个方面是组织国外的德意志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总参谋部代表德意志帝国宣布了一条原则（在某种程度上，所有大国也都有这个原则）：“德国的威信要求我们不仅应该对德国公民，而且要对所有的德意志人都给予强有力的保护”。这一点在国家社会主义下是实现了。国外组织（AO）及其附属的国外德意志人民联盟（VDA）对全世界来说，在较小程度上就象国社党在1923年至1933年对德国那样。1937年，AO成为德国外交部的一个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