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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纳斯和贝文要求在东欧放松压迫人民的警察统治，实现更多的公民自由，并立即进行自由选举。假如真这样做的话，实际的结果必然会使现存的政权垮台。要是认为继任的政府会同俄国友好（也许只有保加利亚和捷克斯洛伐克会出现这种情况），那无论对“友好”这个词怎样解释，都反映出这样设想的人是无知或表里不一的。可能贝尔纳斯和贝文只是无知，但莫洛托夫却认为他们是虚伪的。看来美国人和英国人始终没有充分地、坦率地正视他们对东欧的政纲中两个要点之间的矛盾。对于大多数有关国家来说，同俄国友好和成立“民主”政府是互不相容的，而贝尔纳斯和贝文却不懂得这一点，或者不愿承认这个事实。在俄国人方面来说，他们不能坦白承认自己不受东欧各国人民欢迎而使自己感到难堪。所以他们反而把反对派称作法西斯分子。
双方都不肯开诚布公，或许对有关的事实也了解得不够充分，这些因素使东欧事务的讨论毫无效果，而且简直令人恼火。每一方都感到愤慨，认为自己在道义上是正确的。莫洛托夫以为资本主义国家在阴谋剥夺俄国的胜利果实；西方的外长们则觉得俄国的行动表明，它抱着利己的态度而不遵守战时的诺言。当然，从法律的角度来讲，西方是有理的。贝尔纳斯和贝文不过试图实行“联合国家宣言”和“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这类文件中阐述的原则而已。真正的缺陷在于这些文件本身，因为其中含有这样的言外之意：可以用外交命令在东欧建立民主制度，这种政府一旦成立将是有能力和负责任的，并且倾向于和平，从而自然能为各大国所接受。相应地，从法律上来讲，俄国是无理的。但俄国人和共产党人却可以用武力建立他们的统治。况且，战前东欧各国的政府与社会确实非常腐败，因而使俄国人和共产党人在宣传中自称是改革和社会发展的促进者这种说法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在贝尔纳斯和贝文发动的攻势下，莫洛托夫感到十分愤慨，于是以他特有的方式决定反攻。他于9月22日通知谈判的对手：俄国代表团将不能参加预定举行的外长会议，同时他却要求同贝尔纳斯私下会晤。两人见面时，莫洛托夫把话题转到了日本，要求美国人同意设立一个盟国管制委员会，以监督麦克阿瑟占领日本的工作。贝尔纳斯表示要从长计议，并建议在外长会议结束后商讨这一问题。
这次谈话后，贝文也参加会谈。莫洛托夫向他们表示反对中国和法国参加东欧各国和约的讨论，他声称这是违反波茨坦议定书的条款的。当天晚些时候，在外长会议的正式会议上，他向法国和中国的外长讲明了这个新立场。他们当然不爱听这个意见，贝尔纳斯和贝文也是如此。于是在以后的十天中，会议为了应如何解释波茨坦议定书而争论不休，但毫无结果。
9月28日，贝尔纳斯提出了一个折衷办法，希望能使莫洛托夫感到满意。他建议，和约的起草工作应限于同有关各国签订停战协定的那些国家的代表（这是对俄国人的让步），但有一个条件，即各和约草案以后应提交和会审议，在和会上，所有“确曾派遣过部队同欧洲的轴心国作战”的联合国家均有代表出席。但是，俄国外长对此并不满意，事实上，他的言行表明，他在蓄意运用阻挠的策略。
大家都对这种毫无结果的争吵感到厌倦，于是会议在1946年10月2日结束，实际上任何问题也没有解决。会议甚至无法商定一份叙述会议经过的公报与议定书，因为莫洛托夫坚决主张，凡是提到中国和法国参加巴尔干和约讨论的词句，均应从记录中删去。
外长会议的第一次会议完全失败了，这使大家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即下一步该怎么办。对贝尔纳斯来说，这个问题尤其尖锐，因为他所制定的政策完全是为了立即拟订和约，从而使美国可以不再积极参与欧洲事务。他回到华盛顿后，便着手采取了若干和解的步骤。1945年10月20日，美国和英国一起在外交上承认了奥地利临时政府，同年11月2日，又承认了匈牙利临时政府。在这两件事上，都是在对方保证于最近期间举行自由选举之后，才予以承认的。选举及时举行了，匈牙利在11月4日，奥地利则在11月25日。在这两个国家里，共产党仅仅获得少数选票。接着成立新政府，共产党人在其中只居于次要地位。
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情况较为棘手。贝尔纳斯决定派遣一位特使，一位政治观点十分“开明”、令人无可怀疑的人到这两个国家去。结果，他挑选了《路易斯维尔信使日报》的发行人马克·埃思里奇担任这项任务。他的职责是要查明，美国的外交使节是否有所误解，夸大了这两个国家中共产党控制的政府的弊端。他的报告并未发表，但有一点很清楚，总的说来，他同意那些在现场的美国官员的看法。
我们有一定的理由认为，从俄国人那方面来说，伦敦外长会议的失败使他们感到很沮丧。原先莫洛托夫的策略可能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公开决裂的前景会使贝尔纳斯和贝文畏缩而让步。在早先举行的那些会议上，当关于波兰之类的有争议的问题发生时，美国人总是显得急于想达成协议，甚至不惜牺牲原则。但在伦敦会议上却没有出现这样的现象，莫洛托夫又拿不出什么东西来支持他的不妥协态度。因此，斯大林很可能作出这样的决定：在一定程度内，允许匈牙利和奥地利于1945年11月举行自由选举，目的是试图安抚西方舆论。但是这次试验的结果不可能使俄国人安心。他们的朋友在选举中遭到惨败，波兰和罗马尼亚的各个反对党派相应地都感到欢欣鼓舞。
另一方面，在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共产党略施高压手段就获得了好得多的成果。保加利亚于1945年11月18日举行选举，祖国阵线获得压倒多数的选票，从而使共产党对政府的控制得到了新的合法性。1945年11月11日在南斯拉夫举行的选举，甚至更显出一边倒的情况，从而使铁托领导的人民阵线确立了压倒一切竞争者的权力。不久，在11月29日，南斯拉夫宣告成立共和国，新政府废除了国王彼得的君权。然而，保加利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对俄国具有悠久的友好传统，保加利亚共产党一直是比较强大的，铁托则保有大战期间的功绩作为资本。罗马尼亚和波兰并没有这些特殊的有利条件，而在斯大林对于安全的观念中，罗马尼亚和波兰却是极为重要的。因此，在预先能保证共产党稳操胜算之前，不准备在这两个国家进行选举。
上述这些事件和姿态并未促进和约的制订工作，也没有起到很大作用，使大国关系较为协调。伦敦外长会议结束以后，莫斯科始终保持令人纳闷的沉默。到1945年10月底左右，贝尔纳斯决定直接同斯大林打交道。由于国务卿的建议，杜鲁门写了一封信给这位苏联独裁者，由哈里曼大使于10月25日面交斯大林。信中详细谈到美国为和约起草程序提出的新计划中的那些细节，并且也谈到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问题。斯大林看完信后有点生气地说，把日本问题漏掉了。他抱怨说，在麦克阿瑟的司令部里，俄国代表被看作“一件摆设”，并且声称，一般说来，俄国正被当作第二流国家而不象一个盟国。
斯大林的这种反应使贝尔纳斯感到惊讶，至少他自己是这样说的。原先他认为，莫洛托夫指责美国人在日本的做法，为的是掩盖俄国在东欧的单方面行动。可是，既然斯大林也谈到这一问题，看来必须采取某种步骤以对付俄国的批评，要不然就放弃美国要求影响东欧事务的权利。事实上，英国政府，尤其是澳大利亚政府，也对控制麦克阿瑟将军的现有措施感到不满，它们同俄国一样，也想在决定盟国对日本该怎么办时有更多的发言权，这使这一问题变得分外迫切。于是在以后的几星期中，贝尔纳斯和他的助理们忙于拟订管制日本的建议，希望能使俄国和澳大利亚满意，同时又给美国司令部保持适当的活动余地。这是一件棘手的事，因为麦克阿瑟一般不愿同外来的人（在大多数情况下，包括美国政府本身的领导人）打交道，特别不愿让自己的权力受到任何形式的盟国政治委员会的限制。
然而，贝尔纳斯同美国武装部队的代表磋商后，终于能够拟订一些关于控制麦克阿瑟将军的建议，并使各个盟国政府可以发挥较大的作用。1945年11月29日感恩节那天，他决定，如果设法同俄国人重开谈判，这样做也许是值得的。他建议在莫斯科举行会议，参加者限于三大国的外长。英国和俄国政府都同意了。于是1945年12月16日，贝尔纳斯、贝文和莫洛托夫再度会面，这次是在俄国首都。
贝尔纳斯到莫斯科去，不是仅仅为了起草和约而不涉及其他问题，他还试图解决俄国与西方之间的一切分歧，这一点意味着会议从一开始就充满了一种比以前认真得多的气氛。议题的范围是很广泛的。会上将讨论关于占领日本的安排，以及朝鲜、中国、希腊、印度尼西亚、满洲和波斯的局势，还要讨论原子能的管制，制订和约的程序，以及英美承认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两国政府的条件。假如能在所有这些问题上达成协议，大国之间的分歧可能得到全面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