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主义，没有能够推动乡村里的印尼人象他们应该做的那样同日本人合作。
“普泰拉”由一个新的组织爪哇社会服务团所代替。这一组织包括所有的民族和宗教团体，也包括日本居民自己的民族和宗教团体。它有一个完全由日本人组成的中央管理局，它的分支一直伸展到下层的居民组织，这些居民组织是日本人在东印度群岛倡办的，他们在其他地方也倡办过这种组织。新成立的爪哇社会服务团的目的是促进对老百姓的总动员，以达到大东亚战争和大东亚共荣圈的目标。
盟军在新几内亚的推进，以及随后塞班岛的陷落和东条内阁的辞职，导致了日本政策的又一次变动。日本在爪哇的军政监部这时准备对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者作进一步的让步，希望由此把老百姓团结在自己一边，来到抗盟军入侵。在东京召开的由小矶内阁建立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第一次会议，对这个问题提出讨论。陆军各首脑愿意同意政府应允许东印度群岛独立，但是海军当局仍然强烈反对任何这样的宣告。结果于1944年9 月2 日制定了一个一般性的妥协方案。会上一致同意，小矶将军应通知日本国会，将来当给予东印度群岛人民独立，但具体日期没有确定。
至于独立所采取的确切形式和东印度群岛将来对日本的关系，留待以后考虑。声明中没有提到它所包括的领土范围。会上一致同意，在爪哇应立即作出让步，同意“在适合实际情况的条件下”，在其他地区也应采取类似的措施。
因此，9 月7 日，小矶将军公开保证东印度群岛最后将予独立。根据9 月2 日的决定，允许爪哇人民在规定的场合悬挂印度尼西亚国旗和唱印度尼西亚国歌；任命更多的印度尼西亚人为地方行政官和军政监部各部门的顾问。在1944年9 月和11月举行了印尼中央谘询议会特别会议，商讨为保卫东印度群岛而同日本人合作的措施。苏门答腊的日军司令官指出，苏门答腊的地方行政机构将与爪哇的地方行政机构采取一致的步调。1945年1 月，宣布将在苏门答腊建立与爪哇相似的中央谘询议会。
起初，在海军管辖下的地区没有受到这些变化的影响。但是，在莱特湾战役和美国人重新征服菲律宾以后，日本海军已无法保持与东印度群岛之间的交通畅通，也就没有任何理由反对政治上让步的政策了。因此，1945年2 月，海军管制机构为南婆罗洲、西里伯斯和小巽他群岛建立了一个由三十人组成的谘询议会。同时；开始任命更多的印度尼西亚人担任行政职位。
1945年4 月到5 月间，在新加坡讨论了印度尼西亚的独立问题，由那里的陆军总司令官板垣将军主持。当时，板垣并不赞成这个意见。实际上，据说他曾告诉寺内元帅，印度尼西亚独立的时机没有成熟。他报告说，爪哇的日军司令部认为，爪哇的独立在大约一年左右以后可以实现。板垣无疑是想到这样的步骤可能会在马来亚产生有害的影响。
5 月间，由日本人、华人、欧亚混血种人和印尼人在爪哇组成了一个筹备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在5 月和7 月举行了两次会议，起草了一个宪法草案。但是它无权做更多的事，也不得处理爪哇范围以外的任何事情。
盟国攻势的迅速进展，不久就使得这些活动停止了。到1945年7 月，澳大利亚和荷兰的军队已经成功地在婆罗洲登陆；在菲律宾，日本的抵抗几乎已经停止；经过拚死的战斗，冲绳岛已经陷落。人们会觉得奇怪，为什么在这个阶段日本人还会不厌其烦地在东印度群岛搞这些政治计划，因为他们现在己不能指望有多长的时间去控制东印度群岛了。然而，日本军队还想通过最后的拚死抵抗来避免无条件投降。当时，东京也把希望寄托于苏联的调解。特别是在下级军官中，有人甚至抱着这种希望：西方国家和苏联的不和会导致苏联来帮助日本。海军大将前田（巴达维亚的海军联络官）似乎已把爪哇共产党人当作将来可能的同盟者了，对他们的活动熟视无睹。
1945年7 月17日，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决定：应尽快承认东印度群岛的独立。要成立一个独立筹备委员会，整个领土都应包括在独立宣言中。8 月初，寺内奉命为此加紧筹备，以便在1945年9 月而不是他原来考虑的1946年初就能宣布印度尼西亚独立。于是，寺内把苏加诺和其他民族主义运动领导人召来，8 月11日把天皇诏书告知他们。诏书的大意是：荷属东印度群岛的整个领土应归属筹建中的新国家：但是，发布独立宣言的日期仍须由日本政府考虑决定，而且独立政权要在爪哇首先成立。苏加诺在8 月14日返回，于是以苏加诺为主席的独立筹备委员会成立了。组成委员会的委员是：爪哇十三名，苏门答腊三名，外围岛屿五名，均由当地日本司令官提名。
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定于8 月19日举行。但是，委员们在8 月15日私下获悉，日本已向盟国投降了。这一消息不准公开宣布，直到8 月21日，日本天皇于8 月15日宣告决定投降的广播发表之后，才公布了这个消息。无论如何，消息早已传出来了。苏加诺和哈达在印度尼西亚青年军（这个组织经常和地下活动分子接触）的敦促下，进行宣告独立的活动。8 月16日，他们与前田海军大将商议，前田同意把这事提交军事当局。军事当局起初不愿意有所行动，声称他们没有接到东京的指示。
但是军事当局的反对受到了抵制，至少做到了使他们不采取任何积极措施来反对苏加诺的行动。苏加诺和他的同事们迅速地修改了他们在5 月间起草的宪法草案。8月17日，在苏加诺的邸宅宣布了印度尼西亚独立。根据这一点，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声称，它不是日本炮制的，它的领导人已经掌握了权力。然而，对发生的事所作的这种叙述，很可怀疑，因为日本军队是有力量控制的，如果他们要这样做的话；在巴达维亚，苏加诺和他的同事们是在日军的权力范围之内的，所以日军有能力剥夺独立运动的领导。按照日本投降的条款，在盟军到达前，日军在东印度群岛应防止政局变动和维持秩序。实际上，他们允许新宣布的共和国行使行政管理职权，并对共和国提供武器，而荷兰军队和平民则仍然被拘留着，由印度尼西亚卫兵代替以前的日本卫兵加以看守。所有这些情况，肯定了荷兰的权力决不可能和平地恢复了；在印度尼西亚，如同在印度支那一样，日本占领的插曲，造成了以后多年来地方民族主义者和不稳定地重建起来的欧洲帝国主义政权之间的冲突。
第三节 大东亚结构
1941年12月8 日，日本天皇对英美的宣战诏书宣告：日本的目的是确保东亚的和平与安定，保卫这一地区不受英美的剥削。这就成为日本人在国内和在他们占领的国家的人民中进行宣传的一个主题。的确，12月8 日这一天，在日本占领区是作为“天皇诏书纪念日”来庆祝的。每逢周年纪念日，日本控制的报纸和电台都要大谈日本发动战争的崇高目的。这个战争被称为“大东亚圣战”。它的目的是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它具有文化、政治和经济上的含义。日本发言人说，日本不仅是在努力把自己建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帝国，而且是在努力建立一种新的道德秩序。因此，例如青木一男（大东亚相）在1942年11月26日宣布：大东亚将以道德原则为基础，目的不仅是创造新的经济秩序，而且要给予这个地区的每一个种族在世界上应有的地位。他声称，这与西方强国的殖民政策是根本不同的。几天以后，东条自己在庆祝1941年12月11日德一意一日协定（在协定中三国保证共同作战，不单独媾和）一周年纪念日讲话时，把日本在亚洲的目的和它的伙伴们在欧洲的目的联系起来，说都是为了建设世界新秩序。他说：“当前的战争，不仅是为了占有自然资源而发生的冲突，而且是为了建设新秩序的道德精神而进行的圣战。在这种新秩序下，所有民族将获得他们有权利获得的一切，世界持久和平也将得到保证。”怀疑论者也许会认为这种话完全是虚伪的，不值一顾；认为这种话不过是一些政府惯于用来掩盖其自私目的的骗人的面纱而已。但是，这种否定的看法不是完全正确的，因为日本军队对战争的看法确有其理想主义的一面。日军认为，它在亚洲正如在本国一样，承担着一种使命：根除它所认为的西方对于东方社会的实利主义的和破坏性的影响。此外，成功地建设大东亚，对日本来说，不仅意味着达到它所渴望的经济上自给白足的目的，而且也意味着满足它内心的宿愿，即承认日本为亚洲的伦理上和文化上的领袖——实际上就是承认日本为“亚洲的曙光”。从本质上来说，不管日本人对此是否意识到，他们渴望在亚洲起中国人在中华天朝全盛时期曾起过的那种作用，那时候，北京的天子“统治天下”，中国被它的邻邦看作是文明的发源地。
这种把亚洲从与西方接触的有害影响下解放出来的神圣使命的想法，影响了日本人对于他们占领区的土著居民的态度。他们认为，这些民族应该与日本合作，来建立共荣圈。任何对日本的反抗就是对亚洲的背叛，因此，用大屠杀来惩罚是合理的。例如，日本人对菲律宾人说：他们起初支持美国反抗日本入侵，日本人就有权把他们杀掉；但是出于亲善友好，日本人并没有这样做，而且这种宽厚态度将继续下去，如果菲律宾人“明白日军的真正目的，并在建设新秩序中与日本合作”。反之，他们就会86倒霉。同样，他们也对新加坡人说：“所有那些沉迷于抗日运动的人都理应处死。然而，他们得到了日本的神圣的怜悯。只有那些扰刮治安的人受到了惩处。这是从大东亚共荣圈的高尚理想中产生的一种怜悯之心。”
既然日本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