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在线阅读-第868部分-3D电子书

　　为了加强在日本和被征服地区之间建立特殊关系，东条将军决心成立一个特殊机构，来主管并调整对这些地区的政策。1942年3　月对此采取了第一个步骤，成立了大东亚审议会，作为首相的谘询机构。有关这个机构的组织计划是在1942年夏天由内阁企划厅起草的。东乡外相显然首先从内务大臣汤泽三千男那里听到这一消息，他强烈反对这个计划。由于1935年满洲事务局和三年以后中国事务局的建立，外务省的权限已经逐渐缩小。如今有关东南亚国家的事务，外务省将只能管管所谓“纯外交”方面的事。据企划厅大臣星野直树对东乡说，这指的仅仅是仪式上的事务，例如正式接待使节和正式签署条约之类。东乡决心反对这一计划。他起初希望，通过他拒绝同意这一计划，同时拒绝让出自己的职位，能迫使整个东条内阁辞职；他对东条通常处理事务的方式已越来越不满意。但这一点他估计错了，因为东条的地位非常牢固。正象陆军和海军的密使警告东乡的那样，陆海军赞成建立新的省。
　　汤泽和东条内阁的其他文职人员不太热心，但也不准备支持东乡倒阁的尝试。
　　1942年9　月1　日，在争论激烈的内阁会议上讨论了这个问题。东条提出了建立新省的计划草案，并坚持要得到通过。他宣称，大东亚的其他国家对于日本有着一种特殊的血统关系，因此需要这样一个新的省来同他们打交道。东乡回答说，这些国家多半会对新省的创建感到气愤，因为他们会在这个草案中明显地看到自己在政治上是从属于日本的。东乡还说，如果新省与中国事务局相似，那么其后果肯定是不利的。他认为，中国事务局除了激起中国人的敌对情绪之外，什么事也没有做成。
　　他争辩说，分别建立两个外交机构，在日本外交政策上还会造成更大的混乱和分裂。
　　东乡还指出，日本尚未赢得战争，如果内阁把精力集中在军事作战上，而把日本对于占领区的永久关系留待以后去考虑，这样将会更明智一些。但东条听不进这些论点。最后，东乡感到自己要推翻内阁的希望是达不到的，他也不可能说服东条作出妥协，因此除了辞职以外，别无他法。暂时由东条自己兼任了外务相。
　　东乡既被排挤掉，东条很容易就取得了其他内阁成员同意采纳大东亚省的计划。
　　但当计划提交御前会议调查委员会时，它却受到委员会中一些成员的尖锐批评。这些批评附和了东乡的论据：分别建立两个机构处理外交事务必然要引起混乱，新的措施很可能对有关国家的舆论产生不利的影响。东条答称，为了统一大东亚的政策，建立新的省是必要的。但是由于他承认大东亚省的权限将不扩展到军事管制下的国家，使这个计划的作用受到很大的削弱。他试图缓和这种影响，他说，在这些地区，军队统治将尽早地代之以文官治理，军队本身是希望这样做的。有个议员中肯地指出，甚至在福摩萨，政府机构人员也几乎全是日本人，到哪里去找所有新占领区的这些工作人员呢？东条在回答他的问题时说，通过一系列逐步的改革，将允许这一类地区的居民参加他们自己的政府。但是调查委员会对东条以及他的更为驯顺的新外相谷正之的解释并不完全满意。他们想要修改原计划，但为东条所断然拒绝，结果，东条的愿望终于取得了胜利。
　　1942年11月1　日，根据天皇敕令，正式成立了大东亚省，下设四个局：总务局，满洲事务局，中国事务局和南方事务局。这意味着，外务省的满洲事务局、关东局、中国事务局、东亚局和南洋局，以及海外省的北方拓植局和南方拓植局，都将归并于这个省。然而它对朝鲜、福摩萨或日本的萨哈林岛没有任何管辖权。
　　新省的职能，包括管辖在大东亚共荣圈供职的、以前对日本外务省负责的全部日本官员，除去所谓“纯外交”这个受限制的领域以外。新省将监督所有这些地区的其他日本国民的活动，选择和培训准备派赴这些地区供职的日本行政人员，并负责指导这些地区的日本拓植公司的活动。它还担负着促进和监督共荣圈内日本与轴心国家之间的文化联系。
　　新省的工作人员，部分来自满洲事务局和中国事务局的原有人员，部分是从外务省现已撤销的东亚局、南洋局和美洲局调来的官员，还有一部分是陆海军军官。
　　青木一男，过去曾担任过东京的大藏相，还当过汪精卫政权的最高经济顾问，被任命为大东亚相；山本熊一，1941年曾任日本外务省美洲局长，1942年曾短期担任过外务次官，被任命为大东亚省次官。
　　建立大东亚省的真正原因似乎是军方想要排挤外务省。军方始终不信任外务省，认为它在暗中反对他们。至于新的省，它对占领地区主要问题的决策方面最多只起谘询作用。各地方自治政府应准予自治到什么程度，那是内阁和大本营之间争论的问题，他们从来就是那样争论的。根据山本自己的证词，他的省无权过问直接处于军事统治下的国家——例如东印度群岛。他在国际军事法庭上的证词是受到怀疑的，因为他显然是急于想摆脱对日本统治的残酷状况的责任。但是东条1942年在御前会议调查委员会上的谈话证实了山本的话；如果东条有办法的话，他是不会那样说的。
　　大东亚省的主要活动是在文化宣传领域方面。它派遣大批日语教师和其他教员或短期讲学讲师到占领地区去。它安排日本和大东亚的儿个“盟国”之间的“友好访问团”。在日本以外的大东亚区域里，有一批批经过仔细挑选的学生被送到日本大学去学习一段时间：大东亚省负责这些学生的活动。大东亚省组织定期的大东亚文艺和科学会议，促进整个地区的各种文化交流。它布置一些学者以日本为“领导国”的观点来编写大东亚历史。人类学家们则埋头于证明日本人和东南亚民族的共同的种族起源，这一工作做得使他们自己感到满意。
　　1943年4　月重光葵被任命为外相之后，大东亚省开始倒运，而外务省再次走运。
　　宣布“对华新政策”，给予菲律宾独立，并给它以日本的同盟者的地位，采取这些步骤的目的在于要在敌对的同盟国宣布其远东战争的目标之前抢先一步。同盟国1943年12月在开罗会议上正式发表了这样一个宣言，但是日本人先发制人，于1943年11月5　日在东京召开了大东亚国家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满洲国首相张景惠，南京政府首脑汪精卫，“新菲律宾”总统洛雷尔和缅甸元首巴莫。暹罗总理銮披汶以身体不好为由未参加会议，派了旺·怀他耶功亲王为代表。苏巴斯·钱德拉·鲍斯代表：
　　“自由印度”作为观察员列席，但由巴莫代表印度讲话。
　　东条在表示欢迎的开幕词中谴责英美两国以关心和平和正义为幌子，企图使自己对亚洲的殖民剥削永久化。他说，贸易机会均等的主张只不过是达到这一目的的一种手段而已。“他们自己的领土一贯对我们亚洲人关门，因而也就是不给我们这种平等的机会，并阻碍我们的贸易，他们谋求的只是他们自己的繁荣。”东条接着描绘了新秩序的原则，说这种新秩序是以大东亚固有的道义精神为基础的。他把这些原则解释为互相尊重独立自主，发扬“一种优秀的文化秩序”以对抗西方的物质文明，并在互惠基础上进行紧密的经济合作。显然是为了向西方同盟国作出姿态，他还宣称，“我仍正在建立的大东亚新秩序不是关门主义的，而是积极地谋求同世界各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建立合作关系，从而对世界进步作出贡献。”
　　东条讲话之后，接着是“同盟国家”的代表们发言。他们对东条已阐明的原则表示感谢和支持。11月6　日，大会正式通过了体现日本首相所阐明的原则的联合宣言。
　　这些活动全都是由大东亚省在幕后精心布置的。巴莫在1946年宣称，每个“同盟国家”的代表团背后都有一个日本官员在指导他们该怎么说和该怎么做。他说，整个议程都是由日本人事先安排好的，不容有任何改动。事实上，占领地区的真实情况对大东亚会议上所确定的崇高理想是一个滑稽的嘲弄。这些地区的人民所遭受的经济上的苦难，在很大程度上确实与战争状态是分不开的，不能全怪日本人。在一些地区进行着砌对日本人的武装抵抗，是给双方都带来残酷和恐怖的一种战争。
　　日本军政监部在各个占领地区所采取的行政和经济措施，同任何占领军所采取的措施并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但是日本兵对待赤手空拳的平民的傲慢和残忍行为激起了人们对日本人的普遍仇恨。使得关于共荣圈的全部宣传都成了荒谬之谈。日本兵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是日本应征士兵自身受到的严厉管教的结果。例如：为了一点点小事就对他们的战俘和他们统治下的平民打耳光的普遍做法，是日本士兵自身从作为新兵入伍那天起就习以为常了。
　　他把自己从上级那里遭受到的事情毫不犹豫地施加于被征服国家的居民。而且，出了日本，他自己感到摆脱了在国内所受的控制约束；在国内，他们的举止通常都要受到严格的规矩的约束。他相信一毫无疑问，大多数日本士兵是这么相信的——
　　他的国家有一个神圣使命，要为亚洲本身的利益而统治亚洲，因此他对于那些拒绝接受这种思想的人是残酪无情的。此外，他在日本被灌输的教育使他成为一个和任何白人一样的种族主义者：尽管他侈谈什么泛亚主义和与亚洲人民的血亲关系，实际上，他并没有真正承认其他亚洲人与他是平等的。
　　结果是，在日本军事占领地区的人民中间激起了对日本人根深蒂固的恐惧和仇恨。这在1951年讨论对日和约期间就明显地看得出来：当时菲律宾、缅甸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对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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