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领袖志贺义雄在选举中被击败，虽然野坂和德田当选了。
关于这次选举的报界评论，反应不一，因为没有一个政党从人民那里得到明确的委托。但是《朝日新闻》评论说，社会民主党人处于优势地位，可以通过三个主要政党联合内阁的领导，来达到对经济的有力控制。盟军最高统帅部在1947 年4 月27 日发表评论说，在这次选举中，“日本国民坚决地、决定性地摒弃了〔共产党〕领导，以压倒多数选择了一条温和道路，恰好位于两个极端的中间地位，可以保证维护自由和提高个人尊严。”
（二）社会民主党的短暂优势
选举之后不久，马上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成立联合政府的建议。当民主党和协同党已经同意片山组织内阁时，
社会民主党提出了一个供可能参加联合政府的各党考虑的方案。这个十点方案包括控制财政、工资、物价，以及对增加的食品生产的供应的平均分配问题。主要工业如煤和钢铁之类不受国家的管理，除非在必要时，为了使其有效地增加生产，国家才加以管理。黑市投机买卖要取缔，交通运输系统要改进，工业恢复要通过劳资双方自愿合作来实现。这个方案被民主党和协同党所接受了。自由党要求社会民主党从他们党内逐出左翼分子，作为其参加内阁的一个条件。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拒绝满足这个要求，因此自由党依然呆在内阁之外，成为主要的反对党。1947 年5 月24日，片山得到两院几乎全体一致的赞同，被推选为首相；一星期后，他便宣布他的内阁组成。内阁由八名社会民主党人、七名民主党人和两名人民协同党的代表组成。这个联合内阁取得了众议院总共四百六十六个席位中的三百零五个席位，但在参议院二百二十个席位中仅有八十八席。片山哲作为日本第一个基督教徒首相，在该内阁成立时的演讲中说，应该实施必要的控制，全体国民都应平等地承担牺牲。他在结束演讲时说，民主原则必须有基督教的博爱和人道主义精神贯穿在其中。
无疑，片山对于维护人民新取得的自由和提高公民的个人尊严，比他的任何一个前任都更加关心。他的政党的纲领主要是为人民利益而制定的，但是现实的政治与经济状况使他在实现这一纲领时很少有选择的自由。由于吉田的政策（例如吉田拒绝对通货膨胀采取有效措施）而加剧的许多经济病症，被社会民主党继承了下来，最后导致了他们的倒台。工业生产远远落后于当前的需要。主要原材料、设备和消费品供应短缺。赔款问题还没有解决。然而，走向更大民主化的总趋势正继续加速发展。第一届国会改进了它的议事程序和立法地位。对旧的警察部队和检察官制度进行了改革，新的全国性的都、道、府、县和市的警察制度建立起来了。取消了政治影响强大的官僚机构内务省，并计划设立“总检察长署”，作为内阁法律方面的顾问，以取代法务大臣。可是在片山任职期间，左、右两极化的趋势在增强，这种趋势对1948 年2 月10 日内阁的垮台和社会民主党影响的急速下降起了作用。
第一届国会于1947 年6 月23 日召开，于1947 年12 月9 日休会。会议选举社会民主党人和民主党人作为其主要官员。总同盟主席、社会民主党的得力支持人松冈驹吉当选为众议院议长。副议长田中万逸是一个民主党人。在参议院中，议长松平恒雄是一名前外交官，民主党的领导人，而副议长松本治一郎是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委员。两位议长都十分了解国会重要性的增加。松冈在他的开幕词中强调这一点：国会是制定法律的唯一机构，肩负的使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大更重。由于规定为议员增设秘书人员，给众参两院的议长更华丽的住宅，给各常任委员会主席小轿车使用，国会的办事效率提高了。由于众议院坚持要求有权修改大藏大臣提出的预算，以及两院坚持要求自行掌握休会的时间而不依从内阁的愿望，国会的威信也提高了。
片山内阁的政治弱点，从它的立法方案难于获得批准这件事上明显地表现出来。四个月过去了，国会还只通过了十七项政府的议案。可是就在国会体会之前，内阁却设法匆匆地通过了约四十项补充的法律。片山内阁面临的最困难问题是经济问题。在1947 年6 月初，内阁宣布了一个“紧急经济方案”， 目的在于保证工人们食品的充足供应，控制工资和物价，消除通货膨胀和增加生产。经济安定部发表了一份关于经济实际情况的报告，加强了控制。社会民主党的真正弱点，从其提出的煤炭控制方案上出现的僵局，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因为他们党的基本主张之一是主要工业逐步实现国营化，又因为增加煤炭生产是日本工业恢复的先决条件，所以政府集中力量于煤炭业的国营。1947 年5 月年阁宣誓就职之后，马上就宣布，作为一种紧急措施，要将煤炭工业划归国营。计划在六个星期内给国会提出一个议案。民主党和协同党强烈反对内阁的这些提议。他们主张只在一个有限的时期内实行管制，而且只授予建议成立的协商会议以谘询权。由于遭到强烈反对，这个煤炭控制议案直到1947 年9 月25 日才提交国会讨论。两个月后，一个经过修改并删去了那些意味着实际由国家管制的条款的无关宏旨的法案最后被通过了。
与此同时，社会民主党人曾竭尽全力以争取更多的人支持自己的方案。
他们掀起了一个通过宣扬牺牲、合作和自愿工作等新精神来重建祖国的运动。他们还企图建立一个宣扬民主的新联盟，以提高全体人民的觉悟，使他们能在民主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新职责。他们还让天皇进行非正式的视察旅行，并由报纸报道他的日常生活，以实现“天皇民主化”。与此同时，自由党作为主要的反对党，地伙加强了，而且，民主党不大热心于与社会民主党在内阁中合作，他们提出，社会民主党的某些人与一桩囤积居奇的丑闻有牵连。最后，当内阁为了实施稳定物价与工资的计划而不得不发布一系列惩处命令时，它的地位就进一步削弱了。这种做法在旧宪法之下是惯常有的，但显然违背新宪法的条款，因此内阁受到盟军最高统帅部的警告，说它无权发布这样一些命令，并说除非国会明文规定，否则内阁的命令不能具有法律效力。到1947 年底，社会民主党开始感受到全世界政治气候中左右两极分化倾向日益增加的直接影响。开头支持过片山的许多人认识到，片山未能实现基本上改善日本的经济地位。在党内，加藤勘十和铃木茂三郎这两个左翼领导人在联合政府内变成了难于控制的人物。在1948 年1 月党的全国会议上，片山的领导遭到挑战。原先作为联合组阁基础的那个包括十点的方案被否定了，提出了停止对战时公债支付利息的要求。这次会议还反对政府提出的增加邮资和铁路票价的方案。当这个方案在众议院投票表决时，国会内社会民主党的左翼议员站到自由党一边，反对这一方案。很明显，片山失去了对自己党内的控制，同时也失去了众议院的信任。最后，他于1948 年2 月19 日辞职，日本社会民主党执政的第一次尝试宣告结束。
（三）警察制度的改革和其他行政改革
尽管内阁变更，日本的民主化进程通过中央政府内的行政改革仍在继续。玫革方案通常是紧跟着盟军最高统帅部设立的特别委员会所作的建议而提出的，成为新法律的一部分；一经说服内阁采纳之后，新法律立即通过。
警察制度的改革就是这种程序的最好例子。日本的警察是投降前独裁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自从投降以来，新的警察还没有赢得人民的信任。
如果占领军撤走，他们能不能控制住老百姓，还是一个问题。由前纽约市警察局专员刘易斯·J ·瓦伦丁和密执安州警察局局长奥斯卡·G ·奥兰德参加而组成的一个特别委员会，在盟军占领的第一年就来到了日本。他们的改革警察制度的计划，设想分散中央集权，其中包括放宽内务省对警察部门的控制。但在1947 年2 月，吉田内阁建议都、道、府、县和地方警察的监督和掌管权仍由内务省保留。直到1947 年7 月，对此没有采取进一步行动。到了1947 年7 月，盟军最高统帅部民政局通知片山内阁说，司法、法律和警察制度的改革对于日本的民主化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要求内阁设立一个“司法和警察制度委员会”，从事研究并提出适当的法规，以组织法务省和各个执行法律的机构。盟军最高统帅部在致内阁的备忘录中坚持认为，不分散警察部队集中在中央的权力，“将铸成一个可悲的、不可饶恕的过错”。①而且盟军最高统帅部还通知说，除非立即、全面和最终实行权力分散，否则任何改革的建议将得不到批准。新的建议提交给了盟军最高统帅部，一个新的“警察法”终于在1947 年12 月17 日颁布，从1948 年3 月8 日起生效。这个新法律采纳了分散权力的原则，将警察分成地方城市警察和国民乡村警察两种。前者人数限制在九万五千名以内，由地方行政委员会管理，并由它们指挥使用。三万名国民警察则在乡村地区和不满五千人的小城镇行使职责。行政上，他们受“国家公安委员会”管理，但行动上，他们受都、道、府、县行政委员会指挥。首相只有在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时，才可以获得掌管这两种警察的权利，而首相的这种行动必须在二十天内由国会批准才行。警察的职责仅限于通常由警察部队执管的公安任务。从前由警察行使的其他职责则转给地方政府或全国性政府的其他部门。②虽然最后方案在好几个月以后才通过，但当时成立了海上保安厅，负责日本领海的警察、关税和巡逻任务。因此，日本极权主义的最强大机构之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