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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我能参加大会，并作为上海市总工会第五届委员候选人，内心感到十分激动。
回顾自己在文比大革命中犯了不少错误，辜负了党和群众对自己的希望……为了今后更好地干革命，恳切地希望洪文同志、秀珍同志在百忙中能接见我一次，并严肃地帮助我，指出我的缺点和错误，使我在今后的工作中少犯错误或不犯大错误。
战友耿金章
1973。4。23。
人是会变的。这时候，耿金章眼中的王洪文，已是“中央首长”；这时候，王洪文眼中的耿金章，只不过是条可怜虫。“胜者为龙，败者为虫。”成“龙”的王洪文，哪里还愿“接见”那“虫”一般的“战友”耿金章？！
这年十一月，耿金章又写一信：
春桥、洪文、秀珍同志：
你们好！
十一月二日春桥同志的讲话，对我触动很大。有几个晚上睡不好觉，反复对照自己、检查自己，思想斗争很激烈。首先体会到毛主席和市委领导对我们新干部的关怀爱护，心里感到十分温暖。……张春桥用红色铅笔，在耿金章的信上写下批示：“请秀珍同志告耿，信收到，希望他说到做到。
春桥“
如此这般，耿金章这位“知名人士”，成了王洪文的“统战对象”。王洪文给耿金章安排了一个“七品芝麻官”；上海市轻工业局基建组副组长。
此后，王洪文倒常常提到耿金章。他抽着烟，以一种傲岸的神情，谈论耿金章。王洪文把耿金章树立成一种特殊的典型，为自己的脸上贴金。因为他作为“接班人”，正需要耿金章这样的特殊典型，来证明自己正是具备了毛泽东所说的接班人的条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
原来，耿金章成了王洪文的“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
第十三章 建立“第二武装”
飞回钓鱼台
“回上海，就象出嫁的女儿回到了娘家！”正在北京闲得无聊的王洪文回到上海，心情变得舒畅。
说是“调查研究”，其实，他也是为了躲避邓小平。当他回到上海的时候，正是邓小平在北京大力整顿的时候。
虽说天天烟来酒去，王洪文在上海犹如一个“快乐的王子”，其实他的内心空虚、痛楚。人在上海，心在北京。他毕竟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他时时关注着邓小平在北京的一举一动，巴望着有朝一日把邓小平赶下台。
他在上海，尽量摆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架势，做出“调查研究”的姿态，不过，他也终究无法把心中的忧烦遮得严严实实。
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八日晚十时，当王洪文在王秀珍陪同下，来到上海国棉三十厂“视察”，短短几句话，他吐露了自己的天机。
这家工厂正在建造新厂房。陪同参观的应五妹，对王洪文说：“等新厂房建成以后，请你再来看看。”
这本是很普通的一句客套话，却勾起王洪文对以后能否再来该厂的一番感叹：“到时候再看吧。可能来得了，也可能来不了！”
“如果我来不了，无非是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修正主义上台，我会坐牢，来不了；也可能是我自己犯错误，给打倒了，来不了！”
这么一大堆的“可能性”，是王洪文内心世界错综复杂的折光。他倒是在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八日——离他倒台前的一年，已经预料到自己可能“会坐牢”。
不过，在王秀珍和应五妹听来，愕然不知再说点什么好。也正因为这样，王洪文的那几句话被写入该厂的接待记录之中，成为从王洪文心灵中泄漏出来的准确的“忧患信息”。
王洪文在上海的三个半月中，他所下榻的上海东湖宾馆与北京钓鱼台之间，几乎无日不通话。
九月，张春桥告诉王洪文“好消息”；毛远新担任毛泽东的联络员！
毛远新是毛泽东的侄子，是江青的亲信。他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与卧病之中的毛泽东之间的联络员，显然加强了“四人帮”的力量。毛远新在毛泽东面前多次汇报，邓小平的整顿，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
毛远新的话，竟逐渐对毛泽东产生了影响。毛泽东曾说，他平生只做了两件大事，其中之一便是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他是绝不允许否定文化大革命的。
十一月初，张春桥又把“好消息”告诉王洪文：毛远新从中南海传出信息，毛泽东已经对邓小平的整顿，产生了不信任感。
毛泽东说：“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有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毛泽东的这番话，针对邓小平以及支持邓小平的一批老干部。
听到这番“好消息”，王洪文在上海坐不住了。本来，按照毛泽东的规定，一年的三分之一搞调查研究，他照理应在上海住四个月。王洪文等不得在上海住满四个月，急于要回北京——“四人帮”要对邓小平进行“反击”了。
听说丈夫要走，崔根娣忧心仲忡。在丈夫当上上海市委副书记之后，她已明显地感到夫妻之间的差距拉大了。丈夫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文化粗浅的她更感到差距越发增大。尤其是丈夫到了北京，她孤零零地住在康平路深院之中，她又不擅长交际，在夫人群中显得格外不合拍。她很想回娘家去住，依然生活在往昔的工人姐妹之中，可是她已成了副主席夫人，怎能再住到拥挤不堪的工人宿舍，何况她的安全怎能得到保障——她已不再是一个普通的女人。
她也曾去北京探亲，住在钓鱼台。丈夫已身居要职，白天睡大觉，夜里倒要外出，她几乎无法适应这种颠倒了的作息时间。丈夫开口闭口政治，她很难插嘴。她索然无味地住着，提早回上海了。
这次丈夫回上海“调查研究”，她显得开心。丈夫不那么忙了，吃、喝、玩、乐，很清闲，她总算与丈夫过着团聚的日子。
可是，丈夫又要去北京了。他说走就走，她无法阻拦。
她已经明显感到，丈夫常常唉声叹气。特别是在他酒醉之后，满腹牢骚夺口而出，连毛泽东也挨他诅咒。看得出，他当这个副主席，并不得意，仿佛随时都可能高高地、重重地摔下来。
丈夫走了。
她，只好又开始孤寂的生活。她怀念着当年作为普通工人的自由自在的生活，而那样的生活已经离得很远很远。
许多女人对她投来羡慕的目光，因为在她们看来，副主席的夫人简直象天上的星星一样难以够着。几乎很少有人知道她内心的痛楚。
其实，自从“造反”以来，王洪文也没有过过一天真正称得上幸福的日子。他同样是在提心吊胆之中度过那一天又一天周恩来尸骨未寒……王洪文飞回钓鱼台，确实正是时候：邓小平正在受到“四人帮”的猛烈攻击，处境维艰，而作为邓小平的坚强支柱的周恩来，已病入膏育。
周恩来如同风中残烛。毛泽东也已病情日重。“接班人”之争，日趋激烈。
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日，周恩来在致毛泽东的信中，详细谈及了四届人大以后他的不断加重的病况：“今年开会（引者注——指四届人大）后，大便中潜血每天都有，大便也不畅通。
因此利用三月间隙，进行食钡检查，始发现大肠内接近肝部分有一肿瘤，类似核桃大，食物成使经此肿瘤处蠕动甚慢，通过亦窄。若此肿瘤发展，可堵塞肠道。灌钡至横结肠，在肿瘤下，抽出钡液无血；灌钡至升结肠，在肿瘤上抽不出钡液，待与大便齐出有血。
在食钡检查时，食道、胃和十二指肠、空肠、小肠均无病变，更无肿瘤。而这一大肠内的肿瘤位置，正好就是四十年前我在沙窝会议（引者注——指一九三五年八月在四川省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后得的肝脓疡病在那里穿肠成便治好的，也正是主席领导我们通过草地北上而活到现在的。由于病有内因，一说即明。好了的疮疤，现在生出了肿瘤，不管它良性还是恶性，除了开刀取出外，别无其它治疗方法。政治局常委四同志（王、叶、邓、张——周恩来原注）已听取了医疗组汇报，看了爱克斯光照片和录相电视，同意施行开刀手术，并将报请主席批准。
……
作为“王、叶、邓、张”的“王”，王洪文是很清楚周恩来的病况，知道他来日已不多。“张”——张春桥，心里也很明白。
张春桥早就死死盯住国务院总理这个位子，他把第一副总理邓小平看成了势不两立的对手。他只有打倒邓小平，才能在周恩来去世之后，成为国务院新总理。
王洪文也把邓小平看作眼中钉。因为原本是他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正是邓小平取代了他。
一九七五年九月七日，从北京医院传出的消息，更是表明周恩来已经日薄西山。
那天，周恩来强支病体，在北京医院会见罗马尼亚党中央书记伊利那·维尔德茨所率领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这成为周恩来一生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周恩来是一个铁打铜铸的共产党人。他知道自己离最后的日子已经不远，但是，他却显得异常冷静。他对罗马尼亚的战友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
周恩来追忆往昔，不胜感叹：“时间过得真快，就在十年前，我到布加勒斯特去参加乔治乌·德治的葬礼，大衣也没穿，步行走了四个多钟头。现在，我可以告诉你，连四分钟我也走不了了！我再也不能看到漂亮的布加勒斯特了！”
周恩来感叹了一番，声调变得激昂起来：“维尔德茨同志，请你转告齐奥塞斯库同志，经过半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