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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述人多希望她能够汇报说，一听到拉丽莎去世的消息，她就离开了理查德，但事实是她又停留了三个月。（不会有人误认为她是一个有决心、有尊严的人。）首先，她知道要过很久，也可能永远也不会有一个她真正喜欢的人再次想要和她上床。其次，由于她失去了沃尔特，理查德正在以他那种坚定却不能令人信服的方式尽全力做个好男人。她没有非常爱理查德，但她确实为他这种努力而多少爱着他（尽管，即使在这点上，请注意，她其实爱的还是沃尔特，因为是沃尔特将这个做个好男人的想法放进了理查德的脑袋）。他像个丈夫那样坐下来吃她为他做的饭，强迫自己留在家里陪她看录像，承受她经常性的剧烈情绪波动，但是，她的到来恰与他再次苏醒的音乐创作渴望不期而遇，她对这当中的不便始终心知肚明——他需要整晚和乐队伙伴们待在外面，或者单独待在他的卧室，又或者出现在其他无数女人的卧室里——而尽管在抽象的意义上，她尊重他的这些需要，但她也无法控制地有她自己的需要，比如不在他身上闻到其他女人味道的需要。为了逃避这一切并挣些钱，她晚上去酒吧当女侍，调制的恰好是那些她一度嘲笑过的咖啡饮品。在家里，她非常努力地表现得随和而有趣，不讨人厌，但是没多久，她的处境就变得苦不堪言。关于这些事，自述人所说的恐怕早已远远超过她的读者所愿意听到的，因此她不打算向他讲述那一幕幕交织着琐碎的忌妒、相互的指责和被说破的失望的场景，那些让她和理查德最终不欢而散的场景。这让自述人想起她的祖国从越南撤离时的情形，最终，我们的越南朋友被从使馆房顶上扔下去，被从正在起飞的直升机上推下去，被抛下等待着残杀或野蛮监禁的命运。不过关于理查德，她要说的确实就只有这么多了，除了在这份文稿接近尾声的地方，还会有一点点他的消息。
在过去的五年里，帕蒂一直居住在布鲁克林，在一家私立学校当教师助理，帮助一年级学生掌握语言技能，并兼任初中部垒球和篮球教练。她是怎样做起了这份待遇很差但除此之外几近完美的工作，详情如下。
离开理查德后，她搬去威斯康辛，和她的朋友凯茜住在了一起，凑巧的是，凯茜的伴侣唐娜两年前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凯茜是一名公设辩护律师，唐娜则在一家妇女庇护所工作，两人合在一起才能挣到一份像样的收入，而总共拥有的睡眠时间也只够一个人好好休息。于是帕蒂主动提出做全职保姆，并且立刻爱上了这份工作。她们的名字是娜塔莎和塞莱娜，是两个优秀、出众的女孩。她们似乎天生有一种维多利亚时代的孩童的举止——就连她们的尖叫，当她们觉得迫不得已要尖叫时，也是在经过了些许理智思考之后才发出的。当然，两个女孩主要感兴趣的对象就是对方，她们总是在互相观察、互相询问、互相学习，比较各自的玩具或者晚饭，兴致勃勃但少有竞争或忌妒；她们似乎有着一种共享的聪明。当帕蒂和其中一个说话时，另一个也会聆听，带着一种尊重的神情，毫不胆怯。两岁大的孩子需要时刻不离的照看，但是帕蒂真的从来也不感到厌倦。事实是——想起这一点，她感觉好了一些——她善于和小孩子相处却不善于和青少年相处。孩子们获取运动技能、形成语言能力、参加社交、人格得到发展，这一系列奇迹般的变化都带给她深刻而持久的快乐，有时候，双胞胎一天一个样，进步清晰可见，她们对自己有多好玩丝毫不觉，对自己的需要却清清楚楚，对她这个保姆更是全然信任，这一切都让她兴奋不已。自述人不知道如何才能确切表达她的快乐，但是她看得出，关于她自己想要当妈妈的愿望，是她之前没有弄错的一件事。
如果不是她父亲病倒了，她或许会在威斯康辛停留更长更长时间。她的读者一定也听说了雷的癌症，突如其来、扩散迅速。凯茜本身也是个非常聪明的人，她催促帕蒂赶在来不及之前回她韦斯特切斯特的家。帕蒂带着满心的害怕和担忧回去了，发现和她上一次踏进那里相比，她童年时代的家并没有多大变化。过期的竞选用品一箱箱地堆得更多了，地下室霉得更严重了，雷小塔般的《时报》推荐读物摞得更高、更摇摇欲坠了，乔伊斯那个从未尝试过的《时报》饮食版食谱活页夹变得更厚了，一沓沓没有读过的《时报》周日杂志变得更黄了，可循环利用物储物箱更加满溢了，乔伊斯想要成为花卉栽培爱好者的努力成果更加令人心酸地杂草丛生、乱七八糟了，她的世界观中那条件反射式的自由主义变得和现实世界更加格格不入了，她在大女儿面前的不自在表现得更加明显了，雷从嘲讽中获取快乐的方式变得更加莫名其妙了。他如今蔑视和嘲笑的主题是那迫近他的死亡。和其他一切不同，他的身体变化非常大。他变得消瘦羸弱，眼窝凹陷，面色苍白。帕蒂刚回来的时候，每天早晨他还要去事务所工作几个小时，但这种状况只再持续了一个星期。看到他病得这么重，她痛恨自己长期以来对他的冷淡，痛恨自己孩子气地拒绝和解。
当然，并不是说雷就不再是雷了。每次帕蒂拥抱他时，他都会很快地拍拍她，然后抽走胳膊，让它们在空气中挥动，就好像他既不能回应女儿的拥抱又不好把她推开。为了将大家的注意力从他身上转移开，他四处寻找其他可供嘲笑的话题——阿比盖尔的“表演艺术家”这一职业，他儿媳的宗教狂热（这点后文有更多描述），他妻子对纽约州政府这个“笑话”的参与，他在《时报》上读到的关于沃尔特的职业遭遇。“看起来你丈夫和一伙骗子搞到一起了，”某天他说，“好像他本人也多少是个骗子。”
“他不是骗子，”帕蒂说，“显然不是。”
“尼克松也这样说过。我记得他那篇演说，就像昨天才听过一样。美国总统向全国人民作出保证，说他不是骗子。那个词，‘骗子’，我忍不住想笑。‘我不是骗子。’这也太好笑了吧？”
“我没有看那篇关于沃尔特的报道，但是乔伊说他们说得根本不公平。”
“那么，乔伊是你那个信仰共和主义的孩子，对吗？”
“他确实比我们保守些。”
“阿比盖尔告诉我们，他和他的女朋友在她的公寓住过之后，她不得不烧掉她的床单。显然，上面到处都是斑斑点点。椅子上、沙发上也一样。”
“雷，雷，我不想听这个！请试着记住，我可不是阿比盖尔。”
“哈。读到那篇报道，我不由得想起了那个晚上，沃尔特对他的罗马俱乐部是那么的上心。他一直多少是个怪人。我向来都有这种印象。而我现在可以说出来了，不是吗？”
“为什么，因为我们分开了？”
“是的，是有这个原因。但我想的是，因为我活不了多久了，我或许可以怎么想就怎么说了。”
“你向来都是怎么想就怎么说。从不克制。”
这句话中有什么东西让雷笑了。“不是向来，帕蒂。其实，比你想象的要少。”
“举出一件你曾想说但没说的事。”
“我从来都不怎么善于表达感情。我知道这让你很难接受。或许所有人中最难接受的那个人就是你。和他们相比，你总是对所有事都那么当真。然后你在高中还遭遇了那次可怕的不幸。”
“我的不幸在于你们处理那件事的方式！”
听到这个，雷抬起一只手，以示警告，似乎要阻止帕蒂下一句不合情理的说法。“帕蒂。”他说。
“可事实就是这样！”
“帕蒂，只是……只是……我们都会犯错。我想说的是，我确实，呃，呃。我确实爱你。很爱你。只是我很难去表达它。”
“那么我猜是我不走运了。”
“我在认真和你说话，帕蒂。我在试着告诉你一些事。”
“我知道，爸爸。”她说，忍不住哭了，泪水中有几分苦涩。他又一次做出那个拍拍她的动作，把手放在她的肩头，然后犹豫不决地拿开，让它悬在半空；她最终明白了，他不可能改变。
他的病情日趋恶化，一名私家护士每天来来去去，而乔伊斯不断溜去奥尔巴尼参加“重要”选举，留下过于曲折复杂的道歉。帕蒂睡在她儿时的床上，再次阅读她喜欢的那些童书，同时向家中的凌乱开战。她没有费事去征得许可，直接扔掉了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杂志和杜卡基斯＇1＇竞选时的一箱箱的印刷品。当时正是收到一本本种子目录的季节，她和乔伊斯都心怀感激地抓住乔伊斯对园艺的一时热情，并由此终于发掘出一个她们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尽管如此，帕蒂还是尽可能地多陪伴在她爸爸身边，握住他的手，允许自己去爱他。她几乎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她的情感器官在重新布置它们自己，终于将她的自怜不加遮掩地呈现在她眼前，暴露出它全部的可憎，犹如她体内一处丑陋的紫红色肿瘤，需要被切除。在用去那么多时间听她爸爸嘲笑周遭的一切的同时——虽然那变得越来越无力和苍白——她不安地发现自己和他原来多么相像，也明白了为什么她自己的孩子对她的搞笑能力不怎么买账，为什么在为人母最关键的那几年里，强迫自己更多的和父母见面会好一些，因为那样才能更好地理解她的孩子对她的反应。她那关于开创全新生活、一切从零开始、完全独立的梦想终究不过是个梦想。她是她爸爸的女儿。无论他还是她都从未真正想要成长，而现在，他们一起成长。雷的病情并没有让她像弟弟妹妹们那么不自在，那么恐惧，无需否认这一事实让一向好胜的她感到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