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已交给作家书屋一本书，等到出版，我必定破费几十元，送给书屋主人一块平底的，不出声的砚台！
哦，老舍在四十年代所写的姚蓬子的故事，跟施蛰存在八十年代讲述的姚蓬子的故事，如出一辙。在生活中，姚蓬子的随随便便，嘻嘻哈哈、邋邋遢遢、马马虎虎是“出名”的。
自从办起作家书屋，姚蓬子便混迹于左翼文人的阵营。遇见老熟人，问起他这几年的遭遇，他便长叹一声：“唉，唉，当时在南京，我发表那《宣言》，也是迫不得已、言不由衷呀！落到那种地步，不来个‘假自首’，脑袋就要搬家！那些年，我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可不，如今我获得‘自由’，就‘过来’了。”
他，见一个，说一个，发表着他的新的“宣言”。
虽说他再也无法重新混入共产党，但是他的“宣言”还起了不小的作用，他居然又常常出现于左翼文人的聚会。他不断地出版左翼作家们的著作，给作家书屋涂上了一层“革命”的油彩。
最使姚蓬子得意的是，冯雪峰住到作家书屋里来了！
冯雪峰是中共在文艺界的重要领导人。一九四一年，被国民党逮捕。当时，他化名冯福春，国民党警察局并不知道此人即冯雪峰。他被关入江西的上饶集中营。他在集中营里病重。消息传到上海，然后传到延安。毛泽东和陈云得知之后，马上发电报给在重庆的周恩来和董必武。几经曲折，终于由宦乡设法，把冯雪峰从上饶集中营里保释出来。
冯雪峰从江西取道桂林，来到重庆，见到了周恩来。考虑到冯雪峰尚属保释，国民党当局随时可以重新逮捕他，党组织便叮嘱冯雪峰以灰色的面目，在重庆养病。于是，看中了作家书屋这个地方。
冯雪峰住进了作家书屋。
姚蓬子兴奋不已。在他看来，冯雪峰的到来，无疑是给作家书屋刷上了红色。他的尾巴翅起来了。当然，他心中也明白；冯雪峰从不跟他提起党内的机密，也从不问及他在南京狱中的那段往事……
一九四四年五月三日，重庆文化界五十多人集会，发表《重庆文化界为言论出版自由呈中国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请愿书》。这份请愿书，坚决要求“取消图书杂志及戏剧演出审查制度”，“保障言论出版自由”。
在请愿书上写下大名的，绝大多数是很有影响的左翼作家；郭沫若、老舍、茅盾、胡风、夏衍、曹禹、姚雪垠、臧克家、宋之的、阳翰笙、于伶、聂绀弩、胡绳、浦熙修、冯雪峰、叶以群、张友渔、石西民。曹靖华、郑君里、张骏祥、洪深、彭子网、沈浮、吴祖光、侯外庐、焦菊隐……
在签名名单上，紧挨着茅盾的名字旁边，签着“姚蓬子”三字！
哦，姚蓬子也向国民党“请愿”了！
姚蓬子把政治也看成了“生意经”。他是绝不做“亏本生意”的，此刻，他神气活现地出没于左翼作家的阵营之中。他不断地往自己的脸上搽红粉，仿佛他压根儿就没有登过什么“脱党宣言”一般……
第四章 望子成龙
精明的投机商
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终于在一片爆竹声中成为过去。
“一江春水向东流。”重庆的大员、要员，象从麻袋里倒出来似的，倾泻在上海。
一九四五年底，在上海福煦路中段（今延安中路）和同孚路（今石门一路）路口，换下了“南洋煤球厂”的牌子，高悬起“作家书屋”四个大字。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大批人马从重庆涌入上海，姚蓬子的“作家书屋”也东迁了。
南洋煤球厂本是姚莲子妻子周修文亲戚的产业。姚蓬子看中南洋煤球厂地处闹市，便借了下来，楼下作为作家书屋门市部，楼上作为编辑部兼职工宿舍。
姚莲子独自先来上海打天下，周修文、姚文元和妹妹留在重庆。
熟人好办事。姚蓬子一到上海，便去拜访上海市警察局局长宣铁吾。宣铁吾也是浙江诸暨人，跟姚蓬子是同乡。当然，更要紧的是，宣铁吾知道姚蓬子乃徐恩曾手底下的人，彼此彼此。当姚蓬子请求“多多关照”的时候，宣铁吾满口答应。
宣铁吾给上海市社会局局长吴开先挂了电话。当姚蓬子迈进吴开先的办公室的时候，见到吴局长眯着笑眼，象吃了定心丸似的。
果真，承蒙吴局长恩典，姚蓬子得到了在上海安身立足的最要紧而又异常紧俏的东西——纸。
那时候的纸，有“公家”供应的平价纸，有黑市的议价纸。议价纸比平价纸贵好多。姚蓬子从吴开先那里居然弄到了大批平价纸。
姚蓬子手中有纸，心中不慌。作家书屋在上海开张了。
姚蓬子这人，大大咧咧，懒懒散散，常给人随和的印象，不拘小节。其实，他是个表面糊涂。骨子精明的人。虽说“士不言利”，而他却精于赚钱获利之道。
他在弄到大量平价纸之后，不急于排印新书，却从重庆运来大批纸型。那些书过去在重庆出过，而对于上海读者来说是新的。纸型现成的，省去了排字费，印刷又快。于是，作家书屋的柜架上，一下子出现一大批新印的书。
脚跟总算站稳了。姚蓬子一边开始在上海排印新书，一边把妻子、儿子、女儿接来上海。
章含之在她所写的《我与父亲章士钊》一文中，曾忆及当年的“作家书屋”印象：
一九四六年，我考入震旦女中。……冬天，平台上太冷，我就跑到如今瑞金大戏院附近的‘作家书屋’，不花钱地坐在取书的小梯子上看书架上的书。巴金的《家》、《春》、《秋》，徐汗的《风萧萧》，以及无名氏的《塔里的女人》，等等都是我那时坐在‘作家书屋’的小梯子上看的……
小小年纪的章含之，未曾上楼。“作家书屋”的楼上，则是另一番景象：姚老板的桌子上，安装了几部电话机。他已毫无诗人的灵感，却充满投机商人的铜臭。纸张紧俏，他就做倒卖纸张的生意。黄金紧了，公债紧了，股票紧了，他也投机其中。什么玩艺儿能赚钱，他就做什么买卖。他只有一个目的——把金灿灿的、白花花的、沉甸甸的那些东西弄到手，就行！
姚文元住在二楼的亭子间里。他在重庆中学上学。他生性孤僻，总是钻在亭子间里看书，很少理人。他跟店里的职工几乎不打招呼。他的眼睛总爱朝上翻。
我走访了当年作家书屋的职工，他们说起姚蓬子待人之苛，令人惊讶。那时的姚蓬子已没有半点“诗人”气息，而是散发着满身铜臭！
一位在作家书屋工作多年的学徒回忆道：“我那时候十几岁，在乡下生活不下去，到作家书屋当学徒，站柜台。姚蓬子只给我吃饭。每月的零用钱，只够理一次发，买一根油条。他克扣职工工资是很‘出名’的。店里的职工流动性很大。稍微有点门路的，找到别的工作，就走了。剩下的就象我这样的人，没有门路，只好听任他剥削。物价飞涨，每一次职工要求增加工资，都要跟姚蓬子斗。他只能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才答应增加一点工资……”
姚蓬子雇了十几个职工，他成了道道地地的老板。
最有趣的是，每逢新书出版之际，姚蓬子是很怕见作者的。他再三关照职工，作者来了，要赶紧告诉他，他马上躲进厕所。这样，职工便可以对作者说，老板不在家，稿费改日再付！
一拖再拖。等到作者终于找到姚蓬子，拿到稿费，那时物价已涨了几倍了。
姚蓬子，蹩脚的作家，精明的奸商！他比父亲姚西曜盘剥佃农的大斗更厉害，他从作者、读者、职工三方面榨取血汗钱！
姚蓬子之苛、诈，令人震惊。
姚家向来喜欢雇同乡穷妇作佣人；一是同乡捏在他的手心之中，倘有不轨，“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可以追查到家乡；二是乡下穷人好欺，给碗饭吃就够了。
据曾在姚蓬子家做过五年佣人的钱亚芬回忆：五年之中，姚蓬子没有给过一分钱工资！一九三一年，当姚文元满月的时候，姚家亲戚前来贺喜。钱亚芬抱着姚文元给姚家亲戚们看，有人赏给她几十个铜板。第二天，姚蓬子的妻子周修文，就从钱亚芬手中拿走了这些赏钱，只给她三个铜板。后来，当钱亚芬终于离开姚家时，她的身边只有这三枚铜板而已！
姚蓬子的吝啬，在亲戚中也是“出名”的：家乡来了亲戚，住不了几天，就得赶快“开步走”。姚老板的面孔是铁青的。亲戚多住几日，他便会下“逐客令”，唯恐亲戚多吃了他家的饭菜！
他总是说自己穷。他也确实一副穷相：西装已经又旧又破，他还天天穿着……
物价象火箭般腾飞。读者连肚子都喂不饱，哪有钱买书？书店的生意日趋萧条，上海各出版社、书店都挣扎在死亡线上。
作家书屋也几乎不印新书了。门市部门可罗雀。
就在这艰难时世，姚蓬子却渐渐变阔了：本来，一直穿一身破西装，如今添了崭新的狐皮袍；本来，一直跟店里职工一起吃“大锅饭”，如今另起小灶……
解放前夕，最令人震惊的消息传出来了：姚老板要搬家啦！
姚老板要搬到哪儿去呢？
原来，上海一个大资本家叫林伯辉，在市中心静安寺附近新造了一批三层楼房，名曰“林村”。姚蓬子居然拿出灿灿金条，买下“林村”的一幢三层楼房，全家搬了进去！
姚老板怎么会这么阔起来的呢？
原来，他不再靠印书赚钱。他靠着宣铁吾、吴开先，大量购进平价纸，然后以议价在黑市抛售。转手之间，赚了大钱！
姚蓬子居然请得动宣司令大驾，在作家书屋楼上打麻将！打麻将时他常常输，把一沓沓钞票塞进司令的衣袋。自然，司令也就更加殷勤的关照他了。
姚蓬子也给自己留下后路。他跟冯雪峰打交道，跟潘汉年打交道。
大抵是物以类聚的缘故，丁玲前夫冯达有着和他相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