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五年初在上海文艺会堂召开的批判胡风大会，便是一壶温吞水。会议在不冷不热、不痛不痒中进行。
忽然，大会主席宣布：“下面由中共卢湾区委宣传部姚文元同志发言……”
一个二十四岁的青年拿着一叠厚厚的发言稿子上台了。姚文元真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他的批判调子唱得最高，鼎沸了！
这也难怪。他因为写《论胡风文艺思想》，熟知胡风观点，如今“反戈一击”，便也显得更加“深刻”！
姚文元不时挥舞着拳头，声嘶力竭地念着发言稿：
“胡风是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来掩盖和贩卖他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文艺思想的，他口口声声都似乎是站在维护马克思主义和党的原则的立场上，一部分文化水平不高或崇拜教条的人，可能被他给党中央报告中堆积满篇的马克思主义词句所吓倒。他的理论的危害性首先就在这里。披着羊皮的狼比满口鲜血的狼是更容易害人的。因此，必须剥去他的‘外衣’，把他彻头彻尾的反党反人民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本质，拉到光天化日之下来，摧毁他这道‘防线’，再来深入地分析他‘理论’的每一部分。……”
在作了这番“剥去‘外衣’”的开场白之后，姚文元“揭穿”了胡风“歪曲马克思主义”的三套手段；一日“断章取义”；二曰“张冠李戴”、“指鹿为马”；三曰“硬搬教条”。
于是，姚文元给胡风“上纲”了：“在拥护党的口号下来反党，在引证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下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为人民服务的伪装下来反人民，这种现象并不是从胡风才开始的，伯恩斯坦，考茨基，普列哈诺夫，……都曾经这样做过，胡风先生不过是因袭他们的那套笨拙的策略而已。……”
台下，老作家魏金枝听了姚文元这番“宏论”。拍了拍姚蓬子的肩膀，微微一笑：“令郎大有出息！”
姚蓬子听不出这话饱含冷嘲，得意地咧开了嘴巴。
身为《解放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的张春桥，很注意听着姚文元的每一句话。他向来是一个擅长幕后活动的人物，总是自己出主意，让打手写文章。眼下，他正为发现了一个“左”字号的打手而暗暗得意。
虽然事先在屋子里关着门，把发言稿念了几通，然而，姚文元上台之后，念得还是结结巴巴。他不时瞪大了眼睛，不时口沫不断地溅到稿纸上……好不容易，他总算结束了发言——这次批判会上最长的发言。
这是姚文元在上海文坛第一次亮相——一副标准的“左”派嘴脸。
由于某人的提议，姚文元的发言稿被转到《文艺月报》编辑，“登一下吧”！
《文艺月报》是当时上海颇有影响的文艺刊物。主编为巴金，副主编为唐彛跞敉�
说实在的，在此之前，唐彛屯跞敉砸ξ脑淙耍佳凵煤堋淙凰嵌既鲜兑ε钭樱床⒉恢酪ξ脑艘ε钭拥墓印�
姚文元呢？他对《文艺月报》倒是颇为熟悉的，已经不止一次向这家有声望的文艺杂志投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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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有那么一天，上海巨鹿路六七五号那幢小楼里，来了个年轻人，说是要找王若望。
那是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的所在地，也是《文艺月报》编辑部办公的地方。
年轻人收拢八字脚，尽可能使自己的双脚笔直地在楼道上走过。
“我叫姚文元，在中共卢湾区委宣传部工作。”年轻人一边、说着，一边递上了工作证，然后毕恭毕敬坐在对面。
王若望这才第一次知道姚文元是个什么样的人。不过，他不知道来者何意。
“王老师，是这么回事……”年轻人打开了拎包，拿出一大叠稿子和信件，放在王若望面前。刚放毕，他的手就缩了回去，规规矩矩放在两个膝盖上。他早就从父亲那里听说，王若望也是三十年代的左翼作家联盟成员，非等闲之辈。王若望原名王寿华，只因崇拜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笔下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取“约翰”法语谐音“若望”为笔名。王若望用目光扫了一下那些信件，上面都盖着《文艺月报》编辑部公章。一封封都是退稿信。
“您看，能不能选一篇登一下，扶植一下青年作者？”姚文元遇上紧张的气氛，讲话不由自主地有点结巴起来。他退了一步，又说了一句：“或者把几篇稿子合并一下，并成一篇，登一登？”
看着姚文元的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王若望说道：“你把稿子留下，我们研究一下再答复你。”
姚文元连声说“谢谢”，倒退着走出编辑部的门。
姚文元走后，王若望把这一大叠退稿，又转给唐彛�
这一回，唐彛凶邢赶傅赜帧鞍荻痢绷艘槐椋Γ菰锏恼问跤铮氖俏囊绽砺畚恼拢浚�
“还是退稿！”唐彛翟谔舨怀鲆黄矗参薹ā安ⅰ背鲆黄坏米敖桓雠Ｆぶ酱笮欧猓嘶沽恕扒嗄曜髡摺币ξ脑�
由于有着这么一番经历，姚文元对《文艺月报》敬而远之。
这一回，由于上海作协的某领导的提议，要求刊登姚文元的发言稿，况且那时《文艺月报》又正缺批胡风的文章，于是便决定在一九五五年三月号上刊登，题为《胡风歪曲马克思主义的三套手段》。
这一回不再是“豆腐干”了。姚文元要以“青年文艺理论作者”的身份，在堂堂的《文艺月报》上露脸，他喜不自禁了，
他吃了张春桥的棕子糖
事隔三十多年，王若望依然清清楚楚地记得。他对笔者说：就在姚文元的文章发排不久，突然，姚文元给他打来了电话。
“王老师，我的文章的清样，能不能多打一份给我？”姚文元问。
“对不起，我们《文艺月报》从来没有这样的先例。”王若望很干脆地回绝了。
“是这样的……”姚文元解释道，“春桥同志要看一下清样。”
一听说张春桥要看，王若望只得答应下来：“那就破例吧——我们多打一份清样，直接送张春桥。”
“谢谢！”电话挂断了。
张春桥怎么忽然关心起姚文元来了？王若望望着桌上的电话机，久久思索，不得其解……
张与姚，在“四人帮”中占了一半。张、姚在“文革”中，几乎“齐步”前进：当张春桥出任“中央文革”副组长，姚文元充任组员；在“一月革命”中，当张春桥夺得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的宝座，姚文元则为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在中共“九大”，张、姚双双作为“文革派”进入中央政治局委员行列；在中共“十大”，张春桥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姚文元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张春桥与姚文元的勾结，其实并非始于“文化大革命”。
在五十年代初，一个偶然的机缘，使张春桥跟姚文元从陌生到熟悉。
他们的“友谊”渊源于上海的香山路。
在上海的四千多条马路之中，香山路可以算是最短的几条中的一条。它全长不过二百米长。林荫夹道，同中取静。
香山路属卢湾区。当年姚文元所住卢湾区团委的宿舍，在香山路二号。上海的《解放日报》社虽然坐落在外滩附近的汉口路，而报社领导却住在香山路九号。当年的张春桥，住在九号内一幢小洋房的二楼，底楼住着副总编王维。姚文元的住处与张春桥的住处，相距不过几十米而已。
做着作家梦的姚文元，听说《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就住在咫尺之内，便去拜望。
原先，在《解放日报》社的通讯员会议上，姚文元见到过张春桥，听过张春桥的讲话。不过，张春桥并没有注意这个卢湾区的通讯员。
正因为这样，当姚文元叩开张春桥的家门，张春桥的态度是冷淡的，敷衍着跟他谈话。
姚文元就象那次在王若望面前一样，自我介绍一番，然后说，“我就住在斜对面的卢湾区团委宿舍里，跟你是邻居。”
张春桥的脸上，依然没有什么表情。他只是“嗯、喔”着，慢悠悠地抽着香烟。
姚文元似乎也发觉张春桥的冷淡，于是，他终于说起自己见过鲁迅呀，说起了父亲姚蓬子。
一听说面前的年轻人是姚蓬子的儿子，张春桥站了起来，从柜里拿出个破了边沿的搪瓷碗，里头有几颗淡黄｜色的棕子糖。处处注意“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张春桥，觉得花花绿绿的水果糖有点“资产阶级”气味，使用“赤膊”的棕子糖招待客人，象征着“无产阶级”的“风格”。
姚文元用两个手指撮了一颗棕子精，放进嘴里。虽说这么一来他讲话更不顺畅了，但是棕子糖的甜丝丝的感觉，使他不象刚才那么拘谨了。
姚文元提及了父亲是“鲁迅的战友”，本意是借此引起这位张总编对自己的重视，想说明自己并非一般通讯员，而是出自“书香门第”、“作家之家”的“新苗”。张春桥确实因为姚文元提起了姚蓬子，这才看中了他。不过，张春桥却是从另一个角度考虑的：姚文元一派“左”言，显然是做“棍子”的好料子。不过，要找几个这样的青年并不难。张春桥所需要的是“听话”的“棍子”。早在三十年代就混迹于上海文坛的张春阶，当然知道姚蓬子其人其事。张春桥很喜欢那些有着“小辫子”可以捏在他手心的青年，以便言听计从……
若干年后，当姚文元成为张春桥手下颇有名气的“根子”时，在一次小范围的会议上，张春桥忽然讲起了“它蚂蚁政策”。他的脸色显得非常严肃，说道：“白蚂蚁会从内部蛀空大厦，这是谁都知道的。国民党居然从白蚂蚁身上得到启示。解放前，国民党反动派对付共产党人的政策，本来是抓一个，杀一个，抓两个，杀一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