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吉清：“傅院长，你应该劝劝主席，不要太劳累了。”
傅连暲深知主席的秉性，无可奈何地说：“劝也没有用。”
到了午饭时间，吴吉清双手端着江西出的土罐，放到傅连暲面前。此时傅连暲正坐在那里整理毛泽东的病历。吴吉清告诉他：“主席让我专门送给你吃的。”
傅连暲头也没抬，问道：“什么？”
吴吉清说：“鸡。”
“鸡？”傅连暲大为惊讶，抬头看看土罐里的鸡，最后盯住吴吉清的脸。
“为什么给我鸡吃？现在生活很艰苦，不用说吃肉，就是青菜也难弄到。应该给主席吃。”
吴吉清告诉他：“主席说你身体不好，专门让我买了炖给你吃的。”
傅连暲：“主席有吗？”
吴吉清摇了摇头。
傅连暲又问：“主席吃什么？”
吴吉清：“还是辣椒、酸菜。”
傅连暲眼睛一热，掉下了泪珠，十分感动。他心里想，自己以前曾患过肺病，身体弱，毛主席还记着。他自己身体刚好，正需要营养，可他还是和平常一样。这鸡，我怎么能吃得下去？于是就对小吴说：“这鸡我不吃，小吴同志，你端给主席吃。”傅连暲说着放到吴吉清手中。
吴吉清有些为难：“主席交代了的，一定要吃。”他放下后走了出去。
傅连暲望着土罐里的鸡，上面还飘着一层黄黄的鸡油，他发呆地望着。
毛泽东走了进来，傅连暲忙站起来：“主席，我身体很好……”毛泽东知道他要讲什么，笑着说：“你吃吧。吃吧。”
傅连暲见毛泽东一直望着他，不吃是不行的，他既激动又惭愧地拿起筷子。
毛泽东看着他吃了，才悄然离去。
转眼到了9月底，毛泽东的身体也恢复的差不多了。这一天，毛泽东正坐在桌前整理调查报告，傅连暲进来告诉他说：“主席，你病好了，我也该回医院去了。”
毛泽东放下手中的笔：“你先不忙走，我们买条鱼吃吃。
过几天我也回梅坑，咱们一块走。“
傅连暲知道这是毛泽东用自己的津贴买鱼给他补身子，就委婉地说：“主席，你工作忙，我不打扰你了，今天就走。”
毛泽东注视着他半天没言语，最后既像自言自语，又像对傅连暲说：“好，那就走吧，我们都会离开这里的。李富春也到总政治部报到去了。”
毛泽东把傅连暲送走了。
22。匆忙转移
在梅坑李德的住处里，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正在研究红军主力退却的有关问题。在研究到毛泽东的走留问题时，周恩来同他俩人产生了不同意见。这时的三人中心，开始是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由于王稼祥较早地转向毛泽东一边，也就无形中退出了三人中心，而项英却加了进去。任弼时、项英、顾作霖组成了三人中心。临时中央搬进苏区后，博古认为任弼时反“右”不利，说穿了就是对毛泽东的无情打击还不够，没有很好地、坚决地、不折不扣地执行临时中央的指示，也被排挤出去。顾作霖在4月30日病逝后，李德、博古、周恩来成了新的三人领导集团。
博古见三人中周恩来有意见，问道：“项英、陈毅、陈潭秋、瞿秋白、贺昌五人留下总可以吧？”陈潭秋是湖北黄冈人，原名澄，字云先，1896年生。1920年同董必武、包惠僧组织了武汉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出席了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曾到安源从事工人运动。
1924年任中共武汉地委书记，并在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27年后，先后在江西、江苏、顺直、满洲任职。1933年到江西苏区，就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中华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兼粮食人民委员。瞿秋白是江苏常州人，1899年生，有过很多别名，秋白就是其中之一。1919年参加了北京的“五四运动”，曾与郑振铎创办《新社会》杂志；1920年赴苏联；1922年在莫斯科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国后，在中共的五大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了武汉的“八七会议”，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以后曾犯过“左倾”冒险主义错误。1928年6月又一次到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和共产国际六大，会后留在了苏联。1930年9月主持召开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路线的错误。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受到王明等人的打击，被排挤出中央的领导地位。1934年2月进入苏区，任教育部长兼任苏维埃大学校长职务。
周恩来对留下瞿秋白也提出了异议，博古说他有肺病，不能坚持长途行车，必须留下。周恩来也就没有坚持，表示同意。但他仍坚持：“无论如何，毛泽东不能留下来，要随红军主力西进。”
博古仍不表态，看着李德。伍修权将周恩来的话翻译给李德。他听后望着博古，也是一言不发。很显然，他们不同意毛泽东随军行动。
“毛泽东同志，在建立井冈山根据地，扩大江西红区是有突出贡献的，世界都知道中国有个朱、毛红军，把毛泽东排除在外，不好向红军交待，也不好向世界交待。”周恩来提出了不留下的理由。
博古看到周恩来一再坚持，又顾及他在党内的威望，同时还考虑到毛泽东在红军的威望，只好勉强同意。“既然恩来同志一再坚持，我看毛泽东同志就随军行动，但要分开，不能随中央一起走。”
周恩来看到博古作了让步，就不再坚持如何行动的问题。
因此他说：“就这样定下来好了。”
博古记恨刘伯承反对他瞎指挥，因此提出：“刘伯承也要留下来……”
周恩来不等他讲完，打断他的话说：“刘伯承同志在苏联学习过，在军事上很有一套，我认为他应该随军行动。”
毛泽东随军行动的事定下来后，已经是10月初的事了。
红军要西进，除下大山雄关、深沟险壑、纵横交错的河流外，还要突破蒋介石大军的封锁拦截，首先遇到的就是粤军的拦截。这第一个障碍突破不了，红军西进就是一句空话。
陈济棠同蒋介石有矛盾，曾利用罗炳辉的舅舅派人来和红军取得过联系。周恩来就利用这一层关系，和广东方面取得联系，约好了联系地点，并亲自写一封信，派人前去谈判。
10月7日，两顶四人大轿在一个骑兵连的护送下，来到筠门岭哨卡。会昌筠门岭，是赣南连接南粤的雄山大关，有粤军把守山口。这里的守兵因接到了上级的事先通知，没费多大事，就移开障碍物，让这支特殊的队伍顺利通过了。
在他们通过筠门岭时，粤军代表杨幼敏、宗盛二人早已在寻乌某地的二层小楼前等候了。由于超过了约定的时间，他俩人脸上挂着焦急的色彩，不时的向前面的大道上张望。日近中午，远远看见前方有一队人马拥着两顶轿子向这里走来。
走在前面的一顶轿子内，是西装裹身的何长工。只见他鼻梁上架着墨镜，头戴草编礼帽，完全是一副阔少装束。他坐在轿内，随着轿子有节奏地颤悠，脑子里总想着一个问题。
“红军主力向西转移，要借道广东。我和潘健行受中央派遣，前来找陈济棠的代表谈判。结果如何，实难预料。万一谈判失败……”他一直想着谈判不成的后果。
在后面的另一个轿子里，潘健行装束的又像一个教授。他也在和何长工想着同一个问题。不过，他不像何长工那样焦急。他在白区工作时间长，同花花世界的各种人打过交道，有一定的应变经验和应变能力。
这队人马终于来到了谈判地点。骑兵连分两厢列队站定，两顶轿落下，从容地走出了何长工和潘健行。杨幼敏、宗盛迎热情地迎上前。四人略一寒暄，便匆匆进入楼内。
楼内的桌上早已备好了茶水。双方在座位上落座，何长工拿出周恩来以朱德名义拟的书信，交给杨幼敏。
杨幼敏拆视后，又转交给宗盛。双方便进行了实质性地会谈……
何长工和潘健行受领谈判任务走后，李德和博古在他的住处，加快了这一计划实施的进程。他们的这一计划瞒着中央的大多数领导，可以说，保密工作做得相当严密。到了该揭盖子的时候，首先找来了项英。当项英走进李德的住房时，房内不像以前那样热闹，冷冷清清的仅是李德和翻译伍修权。
李德见他进来忙让座于他。当他坐定后，李德把早想好的词全盘托出。
当项英听完了他的意见，沉默了好长时间。李德一直在注视着他的表情变化。李德也清楚，对于留下，他会想不通，甚至还会提意见。不过他不用担心，项英这个同志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服从性大。李德还了解他，他想同中央保持一致。沉默终于被他打破了，项英带表态的口味说：“中央让我留下，我项英服从组织决定。但有一点，你们务必注意，毛泽东暂时的克制，不过是出自于策略上的考虑。他可能依靠很有影响的特别是军队中的领导干部，抓住时机在他们的帮助下把军队的党的领导权重新夺回到他自己的手中。”
李德听了他的话很高兴。一是他同意留下，二是他提出的这个问题和他的想法大致相同，也可以说是“英雄所见略同”。
在李德和项英谈话不久，红军的第一批人员就要离开瑞金西征了。苏区人民为了红军的顺利转移，在离瑞金十五公里的武阳镇架了一座桥。这座木桥横跨锦江，桥头有一棵百年樟树，四周山水秀丽，风景如画。当红军战士排着长长的队伍，从桥上开过时，他们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一种内疚的情感。几年来，苏区人民为了红军的发展壮大，他们给红军吃，给红军住，把自己的亲人送到红军队伍里，至今想起那老子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参军的场面，就让人激动不已。可我们给他们带来了什么呢？我们打了败仗，丢失了苏区，对不起他们呐！
两岸桥头，聚集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