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绞刑架下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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绞刑架下的报告- 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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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茄汁就觉得是无上美味的时候,就在这个最艰难的时期,按规定每周两次——星期四和星期日——分饭的人在我们的盘子里放上一勺土豆,再浇上一汤匙带几根肉丝的红烧肉汁,这简直就是开胃极了。是的,问题还不在于开胃,而是这东西使人实实在在地记起了人的生活。在这个残酷而又违反常情的盖世太保的监狱里,它是某种正常的、带有人间生活滋味的东西。人们一提起这〃红烧肉汁〃,连声调都变得柔和优美了。——啊有谁能理解这一汤匙〃红烧肉汁〃对于面临着死亡威胁的人是何等珍贵啊两个月后,我才明白了卡尔利克的惊奇。〃连红烧牛肉都不想吃〃,——还有什么能比这更清楚地说明我当时怎样地接近了死亡。
  就在当天夜里两点钟,卡尔利克被叫醒。要他在五分钟内收拾停当,仿佛他只是出去溜达一趟,而不是到新的监狱、集中营或刑场去结束自己的生命似的,——谁知道他要上哪儿去呢。他在我的草垫旁跪下来,双手抱住我的头,吻我,——这时,走廊里传来了看守的一声粗暴的吆喝,说明在庞克拉茨监狱里是不能有这种感情的流露的,——卡尔利克跨出门槛,咔嚓一声,门又锁上了……牢房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
  我们将来还能见面吗,朋友?我们留下的人下一次又将在什么时候分别?我们俩谁会先走,到哪儿去?又是谁来传唤他?是穿着党卫队制服的看守?还是那个没有穿制服的死神?
  现在我只写出了初次离别时令人激动的情思。从那以后已经过去一年了,然而送别这个朋友时所引起的那种情思还不断地、有时甚至还是很强烈地出现在我的记忆里。挂在牢房门上的〃两人〃牌子又换成了〃三人〃,不久又改成〃两人〃,然后又出现〃三人〃,〃两人〃,〃三人〃,〃两人〃。新的难友来了又去——只有最初留在二六七号牢房里的两个人,依然忠实地住在一起。
  这就是〃老爹〃和我。
  〃老爹〃名叫约瑟夫·佩舍克,是个六十岁的老教员,教师委员会主席,他比我早被捕八十五天,罪名是在草拟一项关于改革自由捷克学校的建议中〃阴谋反对德意志帝国〃。
  〃老爹〃是一个……
  可是,朋友,怎样来描写他呢?这是件很难的事。两个人,一间牢房和一年的生活。在这共同生活的一年中,〃老爹〃这个称号上的引号消失了;在这一年中,两个不同年龄的囚犯成了真正的父与子;在这一年中,我们彼此吸取了对方的习惯、口头禅,甚至说话的声调。现在你不妨来试试,看能否分辨出哪些是我的,哪些是老爹的;哪些是他带到牢房里来的,哪些又是我带来的?
  他彻夜不眠地守护在我身旁,用浸湿的白绷带为我裹伤,驱走那逼近我的死亡。他忘我地擦洗从我的伤口中流出的脓血,对于我的草垫四周散发出的那股臭味,从未表现过厌恶的神情。他替我洗补那件可怜的破衬衫,这是我第一次受审时的牺牲品,当这件衬衣实在无法再穿时,他就把自己的那件给了我。他还趁早晨半个小时〃放风〃的机会,在监狱的院子里冒险替我采摘雏菊和草茎。每当我去受审时,他总是以一种爱抚的目光伴送我;回来后又用新的绷带包扎我的新伤口。每逢我夜里被带去受审时,他总是不睡,一直等到我回来,把我扶上草垫安置好,小心翼翼地替我盖上毯子之后,他才去睡觉。
  我们的友谊就是这样开始的,在我们共同度两条腿站立起来,能尽到做儿子的义务的时候,也从来没有改变。
  朋友,我一口气是写不完这一切的。二六七号牢房内那一年的生活是丰富的,不管发生什么事情,老爹都有自己的一套办法来对付。这一切都是应该写到的。不过我的叙述还没有结束呢(看来还有希望写完)。
  二六七号牢房的生活是丰富的。看守差不多每小时都开一次门来检查。这也许是按规定对一个案情重大的〃共产党罪犯〃的严格监视,但也许只是出于纯粹的好奇。这里常常死去一些不该死去的人。然而大家确信必然会死去的人又活下来的事,却很少发生。别的走廊上的看守常到我们牢房里来聊天,他们有时悄悄地掀开我的毯子,带着内行的神气察看我的创伤。然后按照各自的脾气,说上几句无聊的俏皮话,或者伪善地装出一副同情的模样。其中有一个——我们最初给他起的绰号叫牛皮大王——比别人来得都勤,他满脸堆笑地探问这个〃赤魔〃需不需要点什么。不,谢谢,不需要。过了几天,牛皮大王终于看出这个〃赤魔〃需要点什么了,那就是刮脸。于是他领来了一个理发师。
  这个理发师是我最早认识的别的牢房里的囚犯:包切克同志。牛皮大王的热心帮了倒忙。老爹托着我的脑袋,包切克同志跪在草垫旁,用一把钝了的刮脸刀努力在我那杂草般的胡须中开出一条道来。他的手在颤抖,两眼噙着泪水。他相信他是在替一个即将死去的人修脸。我竭力安慰他说:〃大胆点吧,朋友,我既然经受得住佩切克宫的拷打,也就经受得住你的刮脸刀。〃
  但我的力气到底不行,因此我们俩只得不时停下来喘一口气。
  过了两天,我又认识了两个囚犯。佩切克宫的头目们失去耐性了。他们派人来传我去,尽管医务官每天都在我的传票上批着:〃不能移动〃,但他们却不管,下命令无论如何也要把我抬去。于是两名穿着杂役制服的囚犯,扛来了一副担架,搁在我的牢房门前。老爹费力地给我穿上衣服,同志们把我放在担架上抬走了。他们当中有一个是斯科舍帕同志,后来在整个走廊里当上了服务周到的〃大叔〃,另外一个是……下楼梯时,我从倾斜的担架上往下滑,一个抬着我的人向我说道:〃扶住了。〃
  紧接着又放低声音加了一句:
  〃要坚持。〃
  这次我们没有在接待室停留。他们把我抬得更远,经过一条长长的走廊,一直向出口处走去。走廊里挤满了人——这一天是星期四,是囚犯们的家属来取洗换的衣服的日子——他们都望着我们这个凄惨的行列,人们眼里流露出哀怜,我可不大喜欢这个。于是我把手握成拳头举到头上挥动。也许他们看见了会懂得我在向他们致意,或者没有看清这个幼稚的动作,但我只能做到这样了,我没有更多的力气。
  到了庞克拉茨监狱的院子里,人们把担架放到大卡车上,两名党卫队队员坐在司机旁,另两名紧握着打开了枪套的手枪站在我的头边。车开走了。道路实在太不理想:一个坑,两个坑——没开出两百米,我就失去了知觉。这样乘着汽车在布拉格街道上走,实在有些可笑:一辆可容纳三十个犯人的五吨大卡车,现在却仅仅为了一个囚犯耗费汽油,并且前后各站着两名党卫队队员,手里还握着枪,怒目盯着一具失去了知觉的躯体,唯恐他会逃走。
  第二天,这个滑稽剧又重演了一遍。这次我一直支持到佩切克宫。审讯没有多久。反共科的弗里德里希科员毫不客气地〃碰了碰〃我的身子,于是我又在昏迷状态中被运了回来。
  我还活着这一点,现在已确定无疑了。疼痛是生命的孪生姊妹,它十分清楚地唤起了我对生命的感觉。几乎整个庞克拉茨监狱的囚犯都知道我还侥幸地活着:从厚实的墙壁传来的敲击声中,从送饭时杂役的眼神里,他们送来了最早的祝贺。
  只有我的妻子一点也不知道我的消息。她被单独关押在我楼下的一间牢房里,相距只有三四间牢房远。她一直生活在痛苦和希望之中,直到有一天,在早晨半个小时〃放风〃的时候,隔壁一个女囚犯对她耳语,说我已经完了,说我在审讯时被打得遍体鳞伤,随后死在牢房里了。她得知这个消息后,在院子里四下乱闯,眼前的一切都在旋转;连女看守怎样朝她脸上打了一拳表示〃安慰〃,并把她赶回行列里去,以维护监狱的秩序,她都没有感觉到。她那无泪的、善良的大眼睛茫然凝视着牢房的白墙,但她能望见什么呢?第二天又传给她另一个消息,说我没有被打死,而是受不了那种折磨,在牢房里上吊了。
  那个时期,我一直在那可怜的草垫上扭动着。每天早晨和晚上,我都尽量侧着身子睡,为了给我的古斯蒂娜唱她最心爱的歌。她怎能听不见我的歌声呢,我在那歌里倾注了多少热情啊?
  现在她已经知道我的消息,听见了我的歌声,尽管她现在比过去离我更远。现在连看守们都听惯了二六七号牢房里的歌声,他们已经不再敲门命令我们安静了。
  二六七号牢房在歌唱。我歌唱了一生,我不明白,在这临终之前,当我对生命感受特别强烈时为什么要停止歌唱。至于老爹佩舍克呢?啊,没想到,他也是非常爱唱歌的。他既没有音乐的听觉,嗓子也不好,还缺乏记忆音乐的能力,但他却如此善良而诚挚地迷恋着歌唱,他在歌唱中找到那样多的欢乐,使我几乎听不出来他是怎样从这个调子滑到另一个调子的,该唱〃拉〃的地方他却固执地唱成〃索〃。我们就这样歌唱着,在满怀愁闷时我们歌唱,在明朗愉快的日子里我们歌唱,我们用歌声送别那也许永远不会再见的同志,我们用歌声欢迎来自东方战线上的捷报。我们就像人们一向那样欢欣地歌唱,永远地歌唱,生命不息,歌声不止。
  没有歌声便没有生活,犹如没有太阳便没有生命一样。如今我们更是加倍地需要歌唱,因为阳光照不到我们这儿。二六七号牢房是朝北的,只有在夏季,落日的余晖才把栅栏的影子斜射在东墙上很短时间。——这时老爹总是扶着床站起来,凝视着那转瞬即逝的光辉……他的目光是这里能见到的最忧郁的目光了。
  太阳。你这个圆圆的魔术师,如此慷慨地普照着大地,你在人们眼前创造出了这么多的奇迹。然而生活在阳光里的人却是这么少。是的,太阳一定要照耀下去,人们也一定要在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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