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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孟森考证，香妃所住的宝月楼，是在乾隆二十三年春天建筑的，而大、小和卓之战败而死，是在次年的秋天。那末，香妃可能并非兆惠所俘，而是大、小和卓于叛清以前自动送给乾隆的。她逝世的一天，是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四月十九日，比孝圣宪皇后迟十一个年头。
《细说清朝》五九、控制西藏
西藏自从岳钟琪在康熙五十九年打到拉萨，逐走准噶尔的将领策零敦多布以后，康熙把青海出生的达赖六世噶尔桑送到拉萨，于五十九年（1720年）九月十五日在布达拉寺“坐床”（即位），又留了四千名蒙古、四川、云南的兵在西藏驻防，派一个名叫策旺诺尔布的公爵作为驻防军的“总统”。
康熙把前藏与后藏的行政大权，分别交付了本地人隆布奈与颇罗鼐。后藏之西、阿里地区的行政权，则交付另一位本地人康济鼐。
雍正召回坐镇青海的抚远大将军、皇十四子胤禵，又撤出驻防拉萨的军队，移屯喀木的察本多。这是雍正的一大失着， 于是前藏的隆布奈在雍正五年捣乱，杀死阿里的康济鼐，企图与准噶尔勾结。雍正派吏部尚书查朗阿率领一万五千名陕两、四川、云南三省的绿营兵入藏戡乱，在西康与隆布奈的军队打了一仗，获胜。
查朗阿到达拉萨之时，后藏的颇罗鼐已经袭取了该城，迎接清军。隆布奈及其若干羽党被捕，正法。
雍正叫留下二千兵，分驻前藏、后藏。设两个“驻藏办事大臣”，三年一代。前、后藏的行政，由颇罗鼐一人兼理，把颇罗鼐的爵位由贝子升为贝勒，其后再升为郡王。阿里的行政，由颇罗鼐的长子策布登主持。
颇罗鼐在乾降十二年暴毕．次子那木札勒便继承了颇罗鼐的爵位与政权，
这那木札勒不是一个好人。他请乾隆撤去两藏的兵，乾隆答应。他跟着就在乾隆十五年对哥哥策布登打仗，杀了策布登，吞并策布登所管辖的阿里。
乾隆于是不得不下旨驻青海的办事大臣班第、四川、总督策楞、四川提督岳钟琪，叫他们带兵入藏，恢复对西藏的控制。 在班第、策楞、岳钟琪三人的兵未曾到达拉萨以前，那木札勒却已死于两位驻藏办事大臣之手。
这两位驻藏办事人臣是傅清与拉布敦。傅清是博恒的弟弟（乾降的舅子），拉布敦是满洲镶红旗人，参加过对准噶尔的战事．积功至定边左副将军、左都御史。
傅清与拉布敦二人于乾隆既已撤去驻防西藏军队以后，本难对那木札勒有何办法，但是他们深恐那木札勒脚跟站稳，清廷即使派兵来讨伐，也难以进人藏境，于是两人计议了一下，决定先发制人．把那木札勒骗到他们所住的楼上，出其不意地将那木札勒杀了。
那木札勒的部下在楼下知道消息，将傅清与拉布敦二人包围。傅清中枪后自杀。拉布敦下楼战死。乾隆为他们建立一个“双忠祠”，追封他们为“一等伯”，特许他们的子孙“以一等子爵世袭”。
当时后藏有一个噶布伦（官名），名字叫班第达（比班第多一个字），于兵荒马乱之中，颇能效忠清朝，沉着应变。他集合一些兵，保护住在布达拉寺的达赖六世。
清军在班第的率领之下（策楞与岳钟琪均留在打箭炉），安全到达拉萨，恢复了秩序。其后，班第会同班第达，与策楞、岳钟
琪商拟了“西藏善后章崔”，奏报乾隆，经乾隆核准。
这“章程”二字，意义与令天的章程不同，相当于“条例”或“办法”。做照这西藏善后章程，西藏从乾隆十六年（1751年）起，不再设郡王，而只设四个噶布伦，作为达赖的辅佐。达赖从此不仅是宗教上的领袖．又是政治上的封君。（班禅这时候只是达赖的老师，没有与达赖分治西藏之权。）
四个噶布伦在名义上是达赖的辅佐，在事实上由驻藏办事大臣统辖。噶布伦之下，另设五个戴琫、三个第巴、三个堪布，也都归驻藏办事大臣统辖。
驻藏办事大臣除了有统辖这些藏官的权力之外，又有一块小小的直接治理的地盘：达木番。达木番的行政制度，与内地州县一样，而且也设置八旗式的佐领等职。
留守西藏的驻防军，也“增加”了一千五百人。所有西藏与新疆之间的关隘，均设了“卡伦”与“汛地”，经常戒备，以防备准噶尔的侵入。
其后准噶尔被消灭，清朝驻西藏的大臣也不再有北顾之忧。
达赖六世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圆寂。第七世（官方称为第七辈）达赖名字叫罗卜藏降白，于次年出生在后藏的拖结热那冈。
乾隆二十七年，这达赖七世被迎到拉萨的布达拉寺坐床。乾隆三十年，他从班禅六世接受小戒。乾隆四十二年，他从班禅六世接受大戒。乾隆四十八年，他被大皇帝颁给玉册玉印。 大皇帝在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廓尔喀战事以后，对西藏更进一步创立了“金奔巴瓶”的制度。这制度是：在拉萨的大昭（大寺，不是布达拉寺）放一个金瓶，供在佛前，遇有达赖或班禅圆寂。由四个“吹忠”，将每人所认出的“转世者”（呼毕勒罕）的姓名写在签条之上放在金瓶以内，召集喇嘛诵经七天，七天以后由驻藏大臣当众抽签。倘若四个“吹忠”的意见原已一致，仍须抽签，除了四个写营同样姓名的签条以外，加进一个无姓名的签条，如果所抽出的正是这空白签条，则“吹忠”们必须另行物色“真正的”转世者。
达赖七世在嘉庆九年（1804年）圆寂。转世者叫做阿旺隆安，出生在四康的垫曲科地方。他获得“吹忠”们一致承认，嘉庆说：“免掉抽签手续！”
这达赖八世活到十一岁（嘉庆二十年），就圆寂了。第九世达赖罗卜藏降白丹增楚，倒是经过了抽签手续，才获得坐床资格的。
其后，达赖九世在道光十七年圆寂，达赖十世（阿旺改桑丹·贝卓密凯珠）也是经过抽签于续才在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坐床的。
《细说清朝》六○、补记朱一贵
在与廓尔喀的战争中立过功的索伦猛将海兰察，曾经在台湾也立功。
他在台湾的对手，是天地会首领林爽文。林爽文起义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
在林爽文以前，另一位天地会的首领朱一贵于康熙六十年（1721年）起义，占领了全部台湾三个月，不幸被奸人出卖牺牲。
朱一贵在清朝的官方历史上，被描写成一个可笑的丑角，说他是一个贩鸭子的粗人，忽然造反．穿了戏子衣服称孤道寡。
其实，他是大明的孤臣孽子，在郑成功的麾下出过力，随着郑成功来台湾，于郑克塽降清以后，隐居在罗汉门，借养鸭为名，掩护他数十年如一日的爱国活动。
连雅堂（横）说，朱一贵“性任侠，所往来多故国遗民，草泽壮士，以至奇僧剑客，留宿其家，宰鸭煮酒，痛谭亡国事，每至悲殻Р灰选薄�
在朱一贵的朋友之中，有一位“万和尚’。这万和尚是否就是洪门（天地会）的大哥万云龙，尚有待于考证。
天地会的历史，到今天还未见有完善的本子，这是很令人遗憾的事。据连雅堂说，刨立此会的是郑成功。洪门自己的‘海底”（秘密文件）说：创建天地会的是福建少林年的五个和尚，少林寺共有一百二十八个和尚，与水军都督郑君达为友，帮康熙皇帝打四鲁国白天王的木杨城立了功，反被屠杀，只剩下五个未死。这五人是蔡德忠、方大洪、马超兴、胡德帝、李色开。五人遇到军师陈近南，与五个马贩子（吴天成、洪太岁、李识弟、姚必达、林永昭）便结了盟，奉崇祯的孙儿朱洪竹起义，以法满和尚（万云龙）为元帅，后战败，万云龙阵亡。陈近南把大家组成天地会．分散各地，待机而动。
所谓木杨城，实际上是木洋城，也就是雅克萨。西鲁国，是俄罗斯；白天王，是察竿汗（察罕是“白”，汗是“王”），而察罕两个字本为俄文tsar的译音，却由于恰与满蒙语的“白”字字音相同，被再译为“白”。
姑无论天地会的起源如何，它的光荣历史是谁也不能抹杀的。它的反清复明的活动，从康熙的时候起一直延续到宣统三年武昌起义之时。天地会的会友不仅拥护朱一贵与林爽文两位在台湾起义的民族英雄，也在太平天国初起之时支持过洪秀全，最后在广东、在两湖，又前仆后继地参加了创立中华民国的伟举。
在朱一贵起义以前，台湾已经在康熙三十五年与康熙四十年先后有过吴球与刘却事件。吴球是诸罗（嘉义）人，结党招兵，准备奉明裔朱佑龙为帝，于发动以前被捕。刘却也是诸罗人，攻下了茄冬营与茅港尾，其后战败入山，于两年以后被捕。
朱一贵起义的一天，屉康熙六十年四月十九日，地点是罗汉门。结盟发动的人有五十二位，当天就聚集了一千几百个壮士，树起了“大元帅朱”的旗帜，剪辫留发，传檄各方反清复明。就在当天夜里，他们攻下清军的冈山营垒。
清朝在台湾的总兵欧阳凯，派了一个游击周应龙来打他们。周应龙进军两天，只走了二十里路，不仅不敢与他们交锋，而且
坐视隔溪相望的“把总”张文学被他们击蚊，而不渡溪相救。 清朝在台湾的武官，除了在淡水的一个守备陈策总算守住了防地以外，其余自总兵欧阳凯以下，竟没有一个是朱一贵的对手。欧阳凯在春牛埔被自己的一个“把总”剌死，割了头送给朱一贵。清军前后阵亡的有副将许云、参将苗景龙、游击游崇功、守备胡忠义，四个千总，若干把总。
清朝在台湾的文官：台湾道、台湾府知府、同知，与台湾县、诸罗县的知县、县丞、典史等，几乎全数逃到了澎湖。
响应朱一贵的义民，据清方估计有三十万人之多。
朱一贵统一了大部分的台湾以后，于五月初在台湾府（台南）受拥戴为“大明中兴王”，建元“水和”，发表了一篇长檄．号召中外。
檄文写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