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给德庇时所下的训令，也郑重吩咐不可在发还康吞罚金之时，向康吞表示任何歉意。然而，他仍叫德庇时向中国要求“惩凶”，告诉中国政府将要有一艘英国兵船永久停泊在广州商馆之前。
其后，他不仅派了一艘兵船来，而且派了两艘兵船来。
其中的一艘，是玛丽·班那亭号（H。M。S。Mary Bannatyne）。玛丽·班那亭号来到广州不久，便在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八月二十八日惹了事，两个水手闯进广州郊外的小街道，和居民发生斗殴，一个水手被“割伤”，另一个水手跳河逃命。
帕麦斯顿接到报告，又发了火。他在十月间训令德庇时，叫他警告中国政府，如果中国政府不再“预防这类暴行”，英国政府只有自行惩凶，那时候休怪“无辜的老百姓受到连累”。
德庇时在次年二月中旬接到此项训令（船上耽搁了两个多月），就向当时的两广总督耆英写信说“阁下倘不制止这些暴行，中国人民将受灾难”。同时，德庇时通知香港的驻军司令达几拉将军，派兵去广州。
这时候，又已有六个英国人与一个美国人在正月二十六日去佛山镇游玩，遭遇群众用小石头阻挡。虽则洋人无一受伤，但德庇时也要赔偿、惩凶，加在去年八月间那次两个水手“遇险”的事件之上。
达几拉将军在二月十六日开进虎门，用了三十六个小时毁去八百二十七门炮，到达广州。清军奉命未作抵抗。
耆英于是便在英国兵船的威胁之下，于二月二十一日答应：（甲）惩办水手遇险事件与游客被辱事件的“肇事者”；（乙）在河南划出适宜地区，供英国商人及“别人”租地建屋；（丙）指定地点供英国人造教堂，办坟场；（丁）准许英国人在猪巷（Hog Lane）搭一个天桥，与商馆地区相连；（戊）不许中国船在商馆前之河面停泊；（已）让英国人在两年以后自由进入广州城。
谁知，到了十月二十八日，又有六个英国人在广州郊外失踪。他们带有手枪与群众打斗，两人当场被打死，四人被俘，于第二天被杀。
耆英十分紧张，忙了很多天，捉了很多老百姓，选定十一月十四日，请求英国文武官员与三十三名英国兵士，到肇事地区监斩。斩了四人，判了一人斩监候，一人绞监候（关在牢里静候刑部批准斩刑与绞刑），三人永远充军，六人笞后充军三年。这才勉强获得德庇时的满意。
道光二十八年二月二十八日，有两个英国商人在商馆门口，看到中国群众从河对面向他们摔石头。于是英国领事又一再要求惩凶。徐广缙捉了两个人到商馆门口“枷号示众”。
四月上旬，英国领事听信谣言，说中国方面将要恢复“公行制度”，贸然下令英国所有商人停止向中国当局缴纳关税、船税。五天以后，当他知道谣言毫无根据，又自动收回了他的命令。
八月间，有一个英国传教士克利伦，在城内租得了一所现成的房子。邻居们开了一次大会，公请房东退租，房东只得应允。 另一个英国传教士，浩布森，也租得一所房子，邻居请房东退租，房东不肯。邻居们向官厅控告房东，结果房东被判入狱，在狱中呆了六年。
这时候，道光二十八年，担任两广总督的已不是耆英，而是反英的徐广缙。徐广缙是在道光二十七年十二月署理，道光二十八年六月实授为两广总督的。同时，被调署而实授巡抚的，是另一位坚决反英的人——叶名琛。
倒霉了很多年的林则徐，重被道光皇帝起用，任为云贵总督。很显然，道光皇帝颇为后悔，不该信任了琦善与耆英等一批媚外分子。
粤人抗英，固然是纯粹出于爱国热忱，但徐广缙与叶名琛的暗中鼓励，也有关系。叶名琛征召了十万以上乡勇，在夜间操练，在白天不露形迹。这些乡勇磨拳擦掌，随时准备和英国人拼。
恰巧，在耆英去职之时，英国的比较讲理的外相阿波儿丁也去职，迷信武力的帕麦斯顿又上了台。
到了十一月间，有一个英国人迈多斯在黄埔附近遭遇海盗，跳水逃命。英国领事向徐广缙抗议。徐广缙捉了十三个人，将八人斩首、五人充军终身。
次年，道光二十九年，“准许英国人入城”的诺言于四月初到期。但是广州人民对英国人的恶感更甚于昔，徐广缙在二月十七日亲自到英国船上，与德庇时的继任者文翰会面，说明困难。河岸两旁站了成千成万的乡勇，“呼声震天”。四月一日，徐广缙把道光皇帝的一道敕谕转告文翰。敕谕上说，不便违反广州人民的公意，强迫他们准许英国人入城。文翰于是不再提起入城的事。道光皇帝以为英国人果然被徐广缙挡了驾，兴奋之余，封徐广缙为一等子爵，赏戴双眼花翎。巡抚叶名琛也封了一等男爵，赏戴单眼花翎。
帕麦斯顿听到消息，叫文翰出面警告徐广缙：“将来两国间如果发生使中国不愉快的事，错误在于中国一方。”又亲自写了一封“致中国外交大臣书”，叫文翰设法进达。帕麦斯顿身为英国外务大臣，却不晓得中国这时候并没有所谓“外务大臣”。 文翰在1850年6月派人乘一艘汽船雷那德号（H。M。S。S。 Reynard）到天津大沽口，递进帕麦斯顿的信。大沽口的中国官吏，奉了咸丰皇帝之旨，将这信退回。（道光在这一年阴历正月去世。不久，洪秀全起事于广西，中、英之间的广州入城之争告一段落。）
《细说清朝》八一、焦亮（洪大全）
清朝政府在鸦片战争及其以后的几年，充分暴露出它的无能。当时在军机大臣穆彰阿庇护之下的琦善与耆英等人一味媚外，更增加了人民对清朝政府的愤恨与轻视。于是散布在广东、广西、湖南三省的天地会认为有机可乘，先后起义，重新张起了反清复明的旗帜，以求无愧于郑成功、朱一贵、林爽文、胡秉耀等先烈。其中有一位焦亮，后来与“拜上帝会”的会首洪秀全合作。焦亮，是湖南兴宁（资兴）北乡大坪人（供词作衡山人），生平最崇拜诸葛亮，因此自名为亮。他连考几次秀才，未能考取，发愤改读兵书，加入了天地会。他在天地会之中很努力，渐渐作了领袖。不久，他化装为和尚，“游方到广东”。
这时候，广东有一位朱九涛甚为活动，是天地会的广州一个山头老万山的首领。有人说，这朱九涛便是焦亮。
广州的城门口，在道光三十年（1850年）的夏天，出现一个“无名揭贴”，悬赏购买总督徐广缙的首级，下面写的是“大明天德二年六月二十五日”。这一张揭贴，可能也是焦亮干出来的。他可能改姓了朱，而且冒称崇祯十一世孙，自称皇帝，建元天德。
三年以后，焦亮于被捕之时供认，曾经在广东认识了花县人洪秀全与冯云山，说洪、冯二人“先曾来往广东、广西，结拜无赖等，设立天地会”。
焦亮本人在广东活动丁一阵，没有什幺结果（由于徐广缙、叶名琛的镇压）。洪秀全与冯云山“把会名改为上帝会”，志在“到处造反”，最后在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占领了广西桂平县金田村。
焦亮听到消息，来金田与洪秀全会面。洪秀全封他为天德望，把他的名字改为洪大全，称他为“贤弟”，叫他称自己为“大哥”，又叫“所有手下的人”都称他为“万岁”，与称呼自己一样。改名为洪大全的焦亮，能与洪秀全同被称为万岁，能与洪秀全互称大哥、贤弟，可见地位极高。最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封号“天德王”。他可能的确作过“天德皇帝”，由于事败兵散，才不惜纤尊降贵，来依附洪秀全。
甚至，洪秀全也许原本是他的部下，被他封过“太平王”。在《太平天国诏谕》一书之中，有“封洪秀全为太平王”八个字。
洪秀全占领永安州（蒙山）以后，才自称“天王”。天王之下，设东、南、西、北四王和翼王：东王杨秀清、南王冯云山、西王萧朝贵、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
其后太平军到达湖北，有一位天地会会友姓郭，起兵响应，不知道洪秀全已经自立炉灶，还以为洪秀全仍是“天德皇帝”的部下。这位“大将军郭”在一篇“后明太平王元年三月初六日”的布告上说：“清朝两百年来滥用小人，不恤民意。我天德皇帝赫然震怒，起兵以来三年于兹。”（据1853年3月12日上海英文《字林西报》）。
焦亮（洪大全）在洪秀全军中很谦虚，叫众人不必称呼他“万岁”，说“只要称我为‘先生’，就可以了。”他有时仍穿僧服。
他年纪比洪秀全轻（在咸丰二年才三十岁，比洪秀全小九岁），书读得比洪秀全多，兵法知道一些。洪秀全常常向他请教。
洪秀全于咸丰元年（1851年）闰八月初一日攻进永安州（蒙山），他随军入城。不久，清军追来，把他们围住。
次年二月十六日，洪军突围，焦亮与西王萧朝贵率领一万多人，担负殿后的责任。突围以后，走到古苏冲地方，焦亮被清军追及，捉住。
他被捉的时候，“头戴风帽，身穿袍服，自行锁纽”。为什么“自行锁纽”？清方有人怀疑他故意做成这个样子，以便诈说与洪秀全等人不和，藉求活命。
可能是，他在突围的途中，与萧朝贵发生争吵，萧朝贵便把他锁了，撇下不管，独自带领精兵急驰而去。
清廷的《贼情汇纂》与《平定粤匪纪略》都说，是杨秀清忌他的才，早就把他锁了。我看，这倒未必。杨秀清倘能在突围以前便能够锁他，何不留他在永安州静候清军来捉？为什么让他与萧朝贵带兵断后呢？
清军的统帅赛尚阿，取了他的供词，略加更改，赛报咸丰皇帝，然后将他押解进京。
他在被押解进京之时，途经河南信阳，替一位亡友柴莲馥的“父执”题下一个扇面。题的是：“寄身虎口运筹工，恨贼徒不识英雄，漫将金锁绾飞鸿。几时生羽翼，万里御长风？一事无成人渐老，壮怀要问天公。六韬三略总成空，哥哥行不得，泪洒杜鹃红。”
到了京城，刑部将他会审。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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