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场及其附近，或者在王月华途径的路线上，看到任何异象或听到任何异常声音；同样，也没有人看到那晚在那一带有骑车人出现。
不过，吴小康他们倒是解开了“电灯拉线断头之谜”。
煤堆旁的电灯拉线确实是在王月华被害那晚断的，而且也可以肯定，确实是被人割断的。
焦化厂的工人李兴利说，那晚他上小夜班，下班前大约一小时他还到过煤堆铲过两车煤粉，那时棚子里的那盏灯是亮着的。当时拉线断没断不知道，只知道五个小时前还没断，因为那时是他亲手拉着那条灯绳把灯给打开的，而且当时感觉那根灯绳还挺结实，不像是马上要寿终正寝的样子。可是当他下班经过那个煤堆时，发现那里漆黑一团，还以为是哪位领导为了节约用电把灯给关了。
后来，上大夜班的工人张建生发现煤堆那里黑灯瞎火的，便打着手电想把灯打开，结果却发现拉线断了。他以为是上小夜班的人把灯绳给拉断了，当时还在心中嘀咕说，这家伙怎么也不言语一声。
令他不解的是，他打着手电在地上来来回回照射，就是没有看到断掉的那截灯绳。心想，那家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啊？拽断了灯绳不仅不给接上，还把灯绳给拿走了，这不是存心捣蛋吗？
他用手电照向断口，发现断口很齐整，不可能是拉断的，而很可能是有人用刀子之类的东西割断的。当时他还想，会不会是哪个下了夜班的工人到煤堆这儿撒了尿后，想找根绳子捆东西，就打起灯绳的主意来了。可让人想不明白的是，为什么要把灯给关上呢？
后来他到仓库领了条灯绳，站在棚子里的那张小方桌上把灯绳给系上了。
第二天他跟李兴利提起这事，他也感到奇怪。不过由于这煤堆距离出事的厕所有四、五十米远，所以两人都没把它跟凶案联系在一起，自然也就没有把这事作为可疑情况向专案组报告了。
后来吴小康率众手下做了一番调查，无论是焦化厂还是炼钢厂，没有一个人承认他们曾经对那条灯绳有过不轨举动。
洪建阳他们那个行动小组也在吴小康的要求下，对访问对象进行了询问。至今为止，没有一个人承认有过此类行为，也没有人反映曾经看到其他人有过类似的行为。
民警们认为，从调查结果来看，灯绳很可能就是凶手割断的。
第十六章 第一位浮出水面的嫌疑人（一）
更新时间20121216 9：02：48 字数：2953
某位侦探（当然是小说家笔下的侦探）曾经说过，在发现凶手的过程中，首先怀疑每一个人，然后随着对案件的研究再逐一将他们排除掉，这样事情就变得简单多了。
这话说说容易，可实施起来却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
负责在全厂范围进行走访排查的专案组第二行动小组，正是遵循着这样一条思路去发现凶手的。可是要在清钢厂实施这一方案，却一点儿也不简单！
清钢全厂有职工近万名，要把他们逐一排除掉，可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单就询问职工而言，如果一个不拉，平均每人会面三十分钟，不吃不睡也得半年多时间；如果扣除三餐和睡眠时间，那就要将近三百天！
三百天啊，那可是将近一年的时间哪！这么长的时间都要耗在这件事上，那还不把人给整疯了！清钢总厂保卫处的人心里直发怵，因为他们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协助第二行动小组对全厂职工进行走访、排查。
即使根据凶手的特点，扣除女性和个子在一米七零以下、身体比较瘦弱的男性，也还有五、六千人，再加上受害人本人、与受害人比较接近的女职工、知情人等等，怎么说也得有六、七千人吧！
杨建平暗自期望，别让自己去配合专案组做这件事，可偏偏何达安就安排他去干这个。他不住地叹气。
好在专案组早就考虑到了这个情况，他们分成八个小组分别对各个分厂、车间的职工进行调查、访问。根据谈话对象的具体情况，谈话地点或安排在专案组大本营，或安排在宿舍，或直接到车间找人。
何赛姣是唯一活着的被害人，同时也是其中一个案件的报案人，作为最重要的知情人，对她的询问自然是安排在首位。
这着实令被冷落了许久的她乐坏了，一时间觉得自己就像国宝大熊猫一般招人疼爱。一经传唤，便立刻乐颠颠地赶往专案组约定的谈话地点。
她一现身，就把调查小组负责记录的民警任小平给镇住了！
他虽然并没有根据名字把何赛娇想象成什么大美女，但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出现在眼前的会是个梁山上下来“母大虫”。而且这个“母大虫”一进门就扯着嗓子大声咋呼，生怕别人不知道她的到来。
接着一股风似的卷到任小平面前，试图展现主人的待客之道，友好地冲他“嫣然一笑”，可看上去简直就是在挤眉弄眼、龇牙咧嘴！惊得小任一哆嗦，钢笔不小心从手中滑落，一头扎在记录本上，在那里溅出一团墨迹……
他低低咒骂了一声，赶紧抓起不知是谁扔在桌上的一个粉笔头，使劲摁在墨迹处吸干墨渍。
组长洪建阳引导谈话的进行。虽然他事先已看过书面材料，但仍然希望能听听当事人亲口叙述，希望掌握更多与案情有关的细节。
何赛姣自然是满心欢喜、添油加醋地讲述了她的被害经历，并解释说，由于天太黑，而且自己一心想要制服凶手，将其擒拿归案，拼命跟凶手搏斗，所以没顾上看那人的长相。不过她可以肯定那人是男的，因为全厂没有一个女人能打得过她。说完，还捋起袖子，绷紧胳膊，向大家展示她的肌肉。
民警们使劲儿咬住嘴唇，才没让自己笑出声来。
“你觉得那人看着是不是有点眼熟？”洪建阳问道。
何赛娇摇晃着脑袋说道：“我没看清那个人的长相，不知道他是不是熟人。”
“那么，你能描述一下那人的穿着打扮吗？”
何赛娇迟疑道：“这个……我记不清那人穿什么了，只觉得他好像是穿着灰色的工作服，跟我们清钢厂的工作服差不多。”
“厂里有没有什么人跟你结怨、闹矛盾，或者对你意见特别大？”
一听这话，何赛娇立刻鼓着腮帮、瞪着牛眼，毫不犹豫一口气点了七、八个人的名字，似乎仍然意犹未尽。
任小平猜想，她可能一时想不起有些人的名字了，否则说不定会报出一长串的嫌疑人来。
“你认识另一名被害人，也就是薄板车间的职工王月华吗？”洪建阳继续问道。
“认识，认识。”何赛娇很高兴地答道。
“你跟她的关系如何，平常有没有来往？”
何赛娇叹了口气道：“我跟她挺熟的。咳，那个可怜的小东西，看着就让人心疼。她啊，长得又瘦又小，人又老实，没人关心，也没人疼爱，总受人欺负。我呢，就是跟别人不一样，我是处处关心她、保护她，不让男人们欺负她。可惜啊，我跟她不在一个车间，否则绝不会发生那种事的！这年月啊，就是老实人受欺负……”
她自顾自地说个不停，洪建阳只好轻咳一声，用“那么”之类的转折语让她打住。
“你知不知道有什么人与王月华有矛盾吗？”
何赛娇立刻扯起破锣嗓子，“嘎嘎嘎”地笑个不停，好像那是世界上最可笑的问题，弄得洪警官有点恼火。
她好不容易止住笑声道：“那可怜的小东西啊，她只会哭，从来就不敢跟人闹矛盾。她的一个老乡想要跟她好，可她不喜欢那家伙，但又不敢当面拒绝他，只好一直躲着那家伙。可是那家伙一直纠缠她，还限她几天内给他一个答复，吓得她跑来找我哭诉。哼，我把那家伙毫不客气地教训了一顿，把他给吓跑了。”
说完，她得意地“嘿嘿”直乐。
“那人叫什么名字，长什么样？”
何赛娇鼓着腮帮、歪着脑袋想了半天也没想起那人的名字，最后撇了撇嘴道：“反正那家伙个儿挺矮的，还没有三块豆腐高。”
听她的意思，好像个子矮是一种罪过。她忘了，自己的小丈夫差不多也是个没有三块豆腐高的小矮个。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何赛娇翻了半天白眼，“这个，大概是半年前吧。”
她给专案组成员留下的印象是，她有一种不可抑制的表现欲，说话喜欢添油加醋、不遗余力地表现自己。虽然不见得有什么恶意，但对她所说的证词很难让人产生真实、可信感。
显然，她提供的那份嫌疑人名单多半也是靠不住的。
在何赛姣之后接受专案组约谈的，是王月华案件的报案人余丽华。
这是位胆小怕事的女孩，人长得又瘦又高，象根黄豆芽。可能因为胆子小，一天到晚老想躲避这个世界的一切可怕的事物，甚至可能连阳光都让她感到害怕，所以老是含胸驼背，看上去整个人畏畏缩缩的，十分憋屈，完全没有年轻女孩的朝气。
虽然已事隔数日，但她仍处于惊恐之中。面对一身制服的民警，更是惊恐万分。她双手握拳，抖抖索索、结结巴巴地叙述着发现王月华以及去喊人的经过，那声音小的就象蚊子在哼哼，而且还呜咽不止。
民警们只好边轻声细语地安慰、鼓励，边耐心劝说她慢慢说出那天的经历。可是不管民警和保卫处的杨建平如何好言相劝，余丽华仍然泪流满面，哽咽抽泣不止，甚至连让她回想一下当时的情景，似乎都是对她的残酷折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她抽泣的时间比叙述事情的时间还要长。
访查小组不得已只好放弃了对她的询问，让她将那天的经历写一份书面报告交给专案组。不过大家都没抱什么希望。
杨建平暗暗好奇，不知道出事那天，炼钢厂的那几个家伙到底是用什么办法让这个女人为他们带路的？
跟参与救人的炼钢厂副厂长孙勇的谈话，则显得既痛快又利索。
孙勇是位四十岁左右的中年汉子，经历过风雨，见过世面，人很豪爽。询问人员才提了个话头，他就干净利落地把那天上午余丽华泪流满面地奔进厂部办公室，到他带人赶到案发地点救人，再把人抬到厂部医院，然后向总厂保卫处报告的经过，包括时间、地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