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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上曰：“为朕养民者，唯在都督、刺史，朕常疏其名于屏风，坐卧观之，得其在官善恶之迹，皆注于名下，以备黜陟。县令尤为亲民，不可不择。”乃命内外五品已上，各举堪为县令者，以名闻。
＇11＇太宗说：“为朕养护百姓的，唯有都督、刺史，朕常常将他们的名字书写在屏风上，坐卧都留心观看，得知在任内的善恶事迹，均注于他们的名下，以备升迁和降职时参考。县令尤其与百姓亲近，不可不慎加选择。”于是下令朝廷内外五品以上官员，各荐举能胜任县令职位的人，呈报他们的姓名。
＇12＇上曰：“比有奴告其主反者，此弊事。夫谋反不能独为，必与人共之，何患不发，何必使奴告邪！自今有奴告主者，皆勿受，仍斩之。”
＇12＇太宗说：“近有奴婢告其主子谋反的，这是个弊端。谋反不是一个人干的事，必然有其同伙，还担心事情不会暴露吗？何必让其奴婢告发呢？从今以后有奴婢告其主子的，均不受理，仍行处斩。”
＇13＇西突厥统叶护可汗为其伯父所杀；伯父自立，是为莫贺咄侯屈利俟毗可汗。国人不服，弩矢毕部推泥孰莫贺设为可汗，泥孰不可。统叶护之子力特勒避莫贺咄之祸，亡在康居，泥孰迎而立之，是为乙毗钵罗肆叶护可汗，与莫贺咄相攻，连兵不息，俱遣使来请婚。上不许，曰：“汝国方乱，君臣未定，何得言婚！”且谕以各守部分，勿复相攻。于是西域诸国及敕勒先役属西突厥者皆叛之。
＇13＇西突厥统叶护可汗被其伯父杀死，其伯父自立为首领，是为莫贺咄侯屈利俟毗可汗。国人不服，弩矢毕部推举泥孰莫贺设为可汗，泥孰不应允。统叶护的儿子力特勒，为躲避莫贺咄的祸乱，逃到了康居，泥孰迎回他立为首领，这便是乙毗钵罗肆叶护可汗，与莫贺咄相攻伐，争斗不息，都派使臣请求与唐朝通婚。太宗不应允，说：“你们的国家刚发生内部争斗，君臣尚未确定，怎么能谈得上求婚呢？”而且传谕各部保持稳定，不要再相攻伐。于是先前依附西突厥的敕勒和西域各国均叛离。
＇14＇突厥北边诸姓多叛颉利可汗归薛延陀，共推其俟斤夷男为可汗，夷男不敢当。上方图颉利，遣游击将军乔师望间道赍册书拜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赐以鼓。夷男大喜，遣使入贡，建牙于大漠之郁督军山下，东至，西至西突厥，南接沙碛，北至俱伦水；回纥、拔野古、阿跌、同罗、仆骨、诸部皆属焉。
＇14＇突厥北面的各部族大多叛离颉利可汗归附薛延陀，共同推举薛延陀的俟斤夷男为可汗，夷男不敢担当此任。太宗正欲图谋突厥颉利可汗，便派游击将军乔师望择小道带着册书封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并赐给鼓和大旗。夷男十分高兴，派使臣进献贡品，建牙帐于大漠中郁督军山下，东至，西到西突厥，南接沙漠，北临俱伦水；回纥、拔野古、阿跌、同罗、仆骨、各部均为其附属。
三年（己丑、629）
三年（己丑，公元629年）
＇1＇春，正月，戊午，上祀太庙；癸亥，耕藉于东郊。
＇1＇春季，正月，戊午（十六日），太宗祭祀于太庙；癸亥（二十一日），在东郊行耕田礼。
＇2＇沙门法雅坐妖言诛。司空裴寂尝闻其言，辛未，寂坐免官，遣还乡里。寂请留京师，上数之曰：“计公勋庸，安得至此！直以恩泽为群臣第一。武德之际，货赂公行，纪纲紊乱，皆公之由也，但以故旧不忍尽法。得归守坟墓，幸已多矣！”寂遂归蒲州。未几，又坐狂人信行言寂有天命，寂不以闻，当死；流静州。会山羌作乱，或言劫寂为主。上曰：“寂当死，我生之，必不然也。”俄闻寂率家僮破贼。上思其佐命之功，征入朝，会卒。
＇2＇和尚法雅以妖言惑众被处死。司空裴寂曾听过他的言论，辛未（二十九日），裴寂也因此事被免职，勒令遣送回老家。裴寂请求留在长安，太宗数落他说：“你的功劳平庸，怎么能达到今天这个地步，还不是因高祖皇帝恩泽才使你列居群臣第一。武德年间，贪污受贿风气盛行，朝廷政纲混乱，均与你有关，只是因为你是开国老臣，所以不忍心完全依法令处置。能够回家守着坟墓，已经是够幸运的人。”裴寂于是回到老家蒲州。不久，有一个狂人信行称裴寂面有天相。裴寂并没上报朝廷，依法令当处死；太宗将其流放到静州。正赶上当地的山羌族叛乱，有人说叛军劫持裴寂为其首领。太宗说：“裴寂依罪当处死，我留给他生路，他肯定不会走这条路。”不久听说裴寂率领僮仆家丁打败叛军。太宗考虑他有佐命之功，征召他入进朝，裴寂恰好死去。
＇3＇二月，戊寅，以房玄龄为左仆射，杜如晦为右仆射，以尚书右丞魏徵守秘书监，参预朝政。
＇3＇二月，戊寅（初六），任命房玄龄为尚书左仆射，杜如晦为右仆射，尚书右丞魏徵为秘书监，参预朝政。
＇4＇三月，己酉，上录系囚。有刘恭者，颈有“胜”文，自云“当胜天下”，坐是系狱。上曰：“若天将兴之，非朕所能除；若无天命，‘胜’文何为！”乃释之。
＇4＇三月，己酉（初八），太宗考察、记录囚犯的罪过。有个囚犯刘恭，脖颈上刻有“胜”字，自称“定当取胜于天下”，因此入狱。太宗说：“假如上天将要使他兴起，不是朕所能除掉的；如没有天命照应，刻有‘胜’文又有何用！”于是释放刘恭。
＇5＇丁巳，上谓房玄龄、杜如晦曰：“公为仆射，当广求贤人，随才授任，此宰相之职也。比闻听受辞讼，日不暇给，安能助朕求贤乎！”因敕“尚书细务属左右丞，唯大事应奏者，乃关仆射。”
＇5＇丁巳（十六日），太宗对房玄龄、杜如晦说：“你们身为仆射，应当广求天下贤才，因才授官，这是宰相的职责。近来听说你们受理辞讼案情，日不暇接，怎么能帮助朕求得贤才呢？”因此下令“尚书省琐细事务归尚书左右丞掌管，只有应当奏明的大事，才由左右仆射处理。”
玄龄明达政事，辅以文学，夙夜尽心，惟恐一物失所；用法宽平，闻人有善，若己有之，不以求备取人，不以己长格物。与杜如晦引拔士类，常如不及。至于台阁规模，皆二人所定。上每与玄龄谋事，必曰：“非如晦不能决。”及如晦至，卒用玄龄之策。盖元龄善谋，如晦能断故也。二人深相得，同心徇国，故唐世称贤相，推房、杜焉。玄龄虽蒙宠待，或以事被谴，辄累日诣朝堂，稽颡请罪，恐惧若无所容。
房玄龄通晓政务，又有文才，昼夜操劳，惟恐偶有差池；运用法令宽和平正，听到别人的长处，便如同自己所有，待人不求全责备，不以己之所长要求别人，与杜如晦提拔后进，不遗余力。至于尚书省的制度程式，均系二人所定。太宗每次与房玄龄谋划政事，一定要说：“非杜如晦不能敲定。”等到杜如晦来，最后还是采用房玄龄的建议。这是因为房玄龄善于谋略，杜如晦长于决断。二人深相投合，同心为国出力。所以唐朝称为贤相者，首推房、杜二人。房玄龄虽然多蒙太宗宠爱，有时因某事受谴责，总是一连数日到朝堂内，磕头请罪，恐惧得好象无地自容。
玄龄监修国史，上语之曰：“比见《汉书》载《子虚》、《上林赋》，浮华无用。其上书论事，词理切直者，朕从与不从，皆当载之。”
房玄龄监修本朝国史，太宗对他说：“近来翻看《汉书》载有《子虚赋》、《上林赋》，均华而不实。凡有上书议论国事，词理直切的，朕从与不从，均当载入国史。”
＇6＇夏，四月，乙亥，上皇徙居弘义宫，更名大安宫。上始御太极殿，谓群臣曰：“中书、门下，机要之司，诏敕有不便者，皆应论执。比来唯睹顺从，不闻违异。若但行文书，则谁不可为，何必择才也！”房玄龄等皆顿首谢。
＇6＇夏季，四月，乙亥（初四），太上皇李渊迁居弘义宫。改弘义宫为大安宫。太宗开始到太极殿听政，对群臣说：“中书、门下省，都是机要的部门，诏敕文书有不当之处，均应议论提出意见。近来唯见顺从旨意，听不见相反意见。如果只是过往文书，那么谁不能干呢，何必又要慎择人才呢？”房玄龄等人均磕头谢罪。
故事：凡军国大事，则中书舍人各执所见，杂署其名，谓之五花判事。中书侍郎、中书令省审之，给事中、黄门侍郎驳正之。上始申明旧制，由是鲜有败事。
按以前的惯例，诏书凡涉及军国大事，则让中书舍人执所见，大家分别署名，称之为五花判事。中书侍郎、中书令加以审核，给事中、黄门侍郎予以驳正。太宗开始申明旧的规制，于是很少有错误。
＇7＇茌平人马周，客游长安，舍于中郎将常何之家。六月，壬午，以旱，诏文武官极言得失。何武人不学，不知所言，周代之陈便宜二十余条。上怪其能，以问何，对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马周为臣具草耳。”上即召之；未至，遣使督促者数辈。及谒见，与语，甚悦，令直门下省，寻除监察御史，奉使称旨。上以常何为知人，赐绢三百匹。
＇7＇茌平人马周，游历来到长安，住在中郎将常何家里。六月，壬午（十二日），天下大旱，诏令文武百官畅言得失。常何乃一介武夫，不学无术，不知道说什么，马周便代他上呈建议二十多条。太宗惊奇常何的能力。便问常何，常何答道：“这不是我能写的，而是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