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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的权力，并且暗中察看他的活动，便令杜希全等三人都可以特别奏事，同时
暗示他们伺察崔宁的过失。
＇13＇十二月，乙卯，立宣王诵为皇太子。
＇13＇十二月，乙卯（十九日），德宗册立宣王李诵为皇太子。
＇14＇旧制，天下金帛皆贮于左藏，太府四时上其数，比部覆其出入。及第五琦为度支、盐铁使，时京师多豪将，求取无节，琦不能制，乃奏尽贮于大盈内库，使宦官掌之，天子亦以取给为便，故久不出。由是以天下公赋为人君私藏，有司不复得窥其多少，校其赢缩，殆二十年。宦官领其事者三百余员，皆蚕食其中，蟠结根据，牢不可动。杨炎顿首于上前曰：“财赋者，国之大本，生民之命，重轻安危，靡不由之，是以前世皆使重臣掌其事，犹或耗乱不集。今独使中人出入盈虚，大臣皆不得知，政之蠹敝，莫甚于此。请出之以归有司。度宫中岁用几何，量数奉入，不敢有乏。如此，然后可以为政。”上即日下诏：“凡财赋皆归左藏，一用旧式，岁于数中择精好者三、五千匹，进入大盈。”炎以片言移人主意，议者称之。
＇14＇根据原有的制度，全国的钱帛都收归左藏贮存，由太府按季节上报钱帛数额，由比部复核钱帛的收支情况。及至第五琦担任度支、盐铁使，当时京城中的豪帅很多，索取赏赐毫无节制，第五琦不能制止，便上奏将左藏钱帛悉数贮存于大盈内库，并让宦官管理，皇上也认为如此取用方便，所以贮存的钱帛长期有能再由内库搬出。从此，国家的财赋收入成了皇上的私人储藏，主管部门不能得知数量多少，无法核查盈亏情况，几乎达二十年之久。掌管内库的宦官有三百余人，都在蚕食内库的财富，其势力盘根错节，牢固不可动摇。杨炎在德宗面前叩头说：“财赋是国家的根本，百姓的命脉，国家的盛衰安危，无不与财赋相关。所以，以前各朝都以重臣掌管财赋，即便如此，有时还会有财赋损耗，管理混乱的情况发生。现在，专门让宦官掌握财赋的收支盈亏，大臣都无法知道，朝政的蛀蚀败坏，没有比这更为严重的了。请将全国的财赋搬出内库，以便交还给主管部门管理。推算好宫中每年需用多少，悉数进上，决不敢有所缺少。能够这样，此后才能办好朝政。”德宗当日颁下诏书：“一切财赋都交还左藏，完全采用原有的法式，每年在财赋数额内挑选出精良的布帛三五千匹，进献到大盈内库。”杨炎只用一席话便改变了皇上的主意，议事的人们都称赞他。
＇15＇丙寅晦，日有食之。
＇15＇丙寅晦（三十日），出现日食。
＇16＇湖南贼帅王国良阻山为盗，上遣都官员外郎关播招抚之。辞行，上问以为政之要，对曰：“为政之本，必求有道贤人与之为理。”上曰：“朕比以下诏求贤，又遣使臣广加搜访，庶几可以为理乎！”对曰：“下诏所求及使者所荐，惟得文词干进之士耳，安有有道贤人肯随牒举选乎！”上悦。
＇16＇湖南赋寇首领王国良依山为盗，德宗派遣都官员外郎关播前去招抚。辞行之际，德宗和关播询问办好政事的关键，关播回答道：“办好政事的根本，在于陛下必须寻找有道贤人，并与他们一齐治理国家。”德宗说：“我近来已经颁下诏书，寻求贤才，还派出使者，多方面地搜罗寻访，这大概可以使国家政治修明了吧！”关播回答说：“下诏寻求和使者荐举，只能得到一些凭着文词追求仕禄的人物罢了，有道贤人哪里会随着一纸公文而被推举、先拔出来呢！”德宗闻此大悦。
＇17＇崔甫有疾，上令舆与入中书，或休假在第，大事令中使咨决。
＇17＇崔甫身患疾病，德宗让他坐着肩舆到中书省。有时，崔甫正在家中休假，发生了重大的事情，德宗便命中使到崔甫家中咨询，然后做出决定。
德宗神武孝文皇帝一建中元年（庚申、780）
唐德宗建中元年（庚申，公元780年）
＇1＇春，正月，丁卯朔，改元。群臣上尊号曰圣神文武皇帝；赦天下。始用杨炎议，命黜陟使与观察、刺史“约百姓丁产，定等级，改作两税法。比来新旧徵科色目，一切罢之；二税外辄率一钱者，以枉法论。”
＇1＇春季，正月，丁卯朔（初一），更改年号。群臣为德宗进献尊号，称作圣神文武皇帝。大赦天下。德宗开始采用杨炎的建议，命令黜陟使和观察使、刺史“估量百姓的人丁财产，定出等级，改变旧税法，实行两税法。将近年来原有和新增的各项征收名目一律取消。在两税以外，就是向百姓再收敛一个铜钱，便以违法论处。”
唐初，赋敛之法曰租、庸、调，有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玄宗之末，版籍浸坏，多非其实。及至德兵起，所在赋敛，迫趣取办，无复常准。赋敛之司增数而莫相统摄，各随意增科，自立色目，新故相仍，不知纪极。民富者丁多，率为官、为僧以免课役，而贫者丁多，无所伏匿，故上户优而下户劳。吏因缘蚕食，旬输月送，不胜困弊，率皆逃徙为浮户，其土著百无四五。至是，炎建议作两税法：先计州县每岁所应费用及上供之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为行商者，在所州县税三十之一，使与居者均，无侥利。居人之税，秋、夏两徵之。其租、庸、调杂徭悉省，皆总统于度支。上用其言，因赦令行之。
在唐朝的初期，征收赋税的办法称作租、庸、调，有田土便要交租，有人丁便要服庸，有户口便要纳调。在玄宗当政末期，户籍逐渐遭到破坏，大多已经与实际不符。到了至德年间，战事四起，到处征收赋敛，逼迫催促，再也没有一定的标准。征收部门增加了，可是互相没有隶属关系而是各自随意增加课税，
巧立名目，新老名目相互重复，毫无限度。富足人家人丁多，大抵作官当僧人
得以免除赋役；而贫困人家人丁多，全无隐瞒逃避的去处，所以上等户优游而
下等户劳瘁。征税的吏员又乘机侵吞，百姓十天输赋一月送税，经受不了如此
困窘，大抵都逃亡流徙成为浮户，那些留下来的本地百姓，不足百分之四五。
至此，杨炎建议实行两税法：首先计算州县每年所需费用和上交朝廷的数额，并
以此数额向百姓征税，通过对支出的估量来制定收入的数额。无论主户、客户，
都按现在的居地制订簿册；无论成丁、中男，都按贫富状况划为等级；流动经商
的人，在所居州县纳税三十分之一，使他们与定居民户一同纳税，不能侥幸获利。
定居百姓的赋税，在秋天和夏天两次征收。那些租、庸、调以及杂徭等全部省去，
整个征税事务由度支统一掌管。德宗采纳了杨炎的建议，于是颁布赦文，命令实施。
＇2＇初，左仆射刘晏为吏部尚书，杨炎为侍郎，不相悦。元载之死，晏有力焉。及上即位，晏久典利权，众颇疾之，多上言转运使可罢；又有风言晏尝密表劝代宗立独孤妃为皇后者。杨炎为宰相，欲为元载报仇，因为上流涕言：“晏与黎干、刘忠翼是谋，臣为宰相不能讨，罪当万死。”崔甫言：“ 兹事暖昧，陛下已旷然大赦，不当复究寻虚语。”炎乃建言：“尚书省，国政之本，比置诸使，分夺其权，今宜复旧。”上从之。甲子，诏天下钱谷皆归金部、仓部，罢晏转运、租庸、青苗、盐铁等使。
＇2＇当初，左仆射刘晏担任吏部尚书，杨炎担任侍郎，两不悦服。元载被杀，刘晏起了很大的作用。及至德宗即位以后，刘晏长期执掌财利的权柄，众人颇为妒忌他，多上言称转运使一职应当罢去，又有流言说刘晏曾经秘密上表劝说代宗册立独孤妃为皇后。杨炎出任宰相以后，打算为元载报仇，因而在德宗面前流着眼泪说：“刘晏与黎干和刘忠翼同谋，我作为宰相，不能声讨他，真是罪该万死。”崔甫说：“这件事并未搞清楚，既然陛下已经以广阔的襟怀实行了大赦，就不应该再来追究这些不实之辞。”于是杨炎又提出建议：“尚书省是国家大政的根本，近来设置诸使职，分掉和侵夺了尚书省的权力，现在应当恢复原有的制度。”德宗听从了杨炎的建议。甲子（疑误），诏令全国钱谷都要交给金部、仓部管理，免除了刘晏转运、租庸、青苗、盐铁等使职。
＇3＇二月，丙申朔，命黜陟使十一人分巡天下。先是，魏博节度使田悦事朝廷犹恭顺，河北黜陟使洪经纶，不晓时务，闻悦军七万人，符下，罢其四万，令还农。悦阳顺命，如符罢之。既而集应罢者，激怒之曰：“汝曹久在军中，有父母妻子，今一旦为黜陟使所罢，将何资以自衣食乎！”众大哭。悦乃出家财以赐之，使各还部伍。于是军士皆德悦而怨朝廷。
＇3＇二月，丙申朔（初一），德宗命令黜陟使十一人分道巡查全国。在此之前，魏博节度使田悦事奉朝廷还算恭顺，河北黜陟使洪经纶不通晓时务，听说田悦军有七万人，便发下军符，要求裁减四万人，命他们解甲归农。田悦佯装从命，按军符减员。不久，田悦召集应当裁减的士兵，激怒他们说：“你们长期在军中，都有父母、妻子、儿女，现在一下子被黜陟使裁减了，你们拿什么来养活自己呢！”大家放声大哭起来。田悦于是拿出家财，分给士兵，让他们都回到军中。由此，士兵都感谢田悦的恩德而怨恨朝廷。
＇4＇崔甫以疾，多不视事；杨炎独任大政，专以复恩仇为事，奏用元载遗策城原州，又欲发两京、关内丁夫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