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于断了我惟一的经济来源。〃
在我离开巴黎之前，我不断去看王尔德。拉该和我有时一起在他的卧室吃晚饭，而他虽然满面病容，却总是滔滔不绝地谈着。10月25日，我哥哥埃莱克来看他，那天他的身体状况特别好。他弟媳、威利夫人和她丈夫特克先拉当时正在巴黎度蜜月，这时也正好来看他。这次，他说他〃就要死了〃他活不过这个世纪英国人不容忍他他应对自己〃表演〃失败负责，英国人在看到他穿得整整齐齐 、快乐地坐在那里之前就已走开了所有的法国人也都知道这一点，他们同样无法容忍他。
10月29日，奥斯卡自病后第一次中午起了床，晚饭后又坚持要出去走走他让我相信医生已说过让他这样做，所以我怎么反对他都不听。
几天里，因为医生说过他可以起床，所以我就要求他起床，但他拒绝。我们去了拉丁区一家小酒馆，他坚持要喝酒。他一来一回都显得有点吃力，但他看起来气色非常好。只是我突然想到他的脸显老了，第二天我就告诉拉该，他在起床、穿衣时看起来与以前是多么不同啊！他在床上看起来还相对好点。（我第一次注意到他的头发已有点灰了。我一直说里丁监狱也没改变他头发的颜色，仍是柔和的棕色。你一定记得他过去常开的玩笑吧。在监狱时，他常对警卫说他的头发全白了，而警卫总是觉得他的话很有趣。）
第二天，我发现他得了重感冒，耳朵也疼得很厉害。我也没觉得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杜克医生英国大使馆医生。原注
说他还可以出去走走。第二天下午，天气很温和，我们一起乘车去了一片树林。奥斯卡看起来好多了，但又抱怨阳光让他发晕。4点半左右我们回来了。星期六早晨，即11月3日，我碰见了护工亨尼。他每天都来给王尔德包扎伤口。他问我是不是王尔德的好朋友，或者说我认不认识王尔德的亲戚。他向我保证王尔德的情况已很严重如果他不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他顶多活三四个月他说我应该给杜克医生谈谈，因为他没认识到王尔德病情的严重性耳病本身算不上大病，但却是个危险的征兆。
星期天上午我看到了杜克医生他是个朴素、善良、优秀的医生。他说奥斯卡应多写点东西，那样他就会好些。只有在他按照老习惯生活起居时，他的病情才会恶化。我请他坦言相告。他答应去问问奥斯卡是否同意他与我公开谈谈他的健康问题。根据约定，我在第二周的星期二又与他见面了。他说得含糊不清，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他认同了亨尼的看法，但他又说奥斯卡现在正慢慢变好，虽然如果他不戒酒的话就活不长。那一天稍晚些我去见王尔德时，我发现他很烦躁不安。他说他不想知道医生对我说过什么。他说他不在乎还能活多久，接着就又谈起他的债务问题，我算下他谈到的债务，总共约有400多英镑。他要我在他死后尽可能帮他收回一些欠债。他对他的某些债权人深恶痛绝。不久拉该来了，让我大松了一口气。奥斯卡告诉我们他前天夜里做了个噩梦梦见〃他与死人一起吃晚饭〃。拉该巧妙地回答说：〃我亲爱的奥斯卡，你可能是这些人的生活和灵魂。〃这话让奥斯卡又兴奋起来，他变得情绪高涨，几乎可以说是歇斯底里。我走时感到非常焦躁。当天晚上我给道格拉斯写信说我被迫要离开巴黎。医生认为奥斯卡病得很重应该支付一些医药费，因为就是他们让他焦虑不安，让他的病不能很快好起来的这是杜克医生的观点。11月2日，我与
名字被哈瑞斯删掉了。原注
一起去了拉雪兹神甫公墓。奥斯卡很感兴趣，问我是不是给他选好了墓地。他以绝对轻松的方式谈起墓志铭的事，我从未想到他与死亡离得那么近。
11月12日，星期一，我与拉该一起到阿拉萨斯旅馆与他道别，因为我第二天就要去里维埃拉了。晚饭后我在他那儿待到很晚。王尔德详详细细地谈着他的经济困境。他刚收到哈瑞斯一封信，是谈斯密塞要债的事，让他很烦躁。他的话听起来有点沙哑，但前天晚上他刚注射过吗啡，那天他喝了太多的香槟。他知道我就要与他道别了，但我进屋时他似乎没怎么注意，当时我就觉得很奇怪；他给拉该谈了他的一切感想、见闻。我们正谈着，信差送来了一封信，信是阿弗雷德·道格拉斯写来的，是封让人高兴的信，其中还夹带着一张支票。我想这与我给他写的信有一点关系。奥斯卡哭了一会儿，但很快就镇静下来。接着我们一起进行了友好的交谈，其间王尔德在房子里走来走去，常激动地发表着意见。大约10点半左右，我起身离去。突然，奥斯卡请拉该和护士出去一会儿，因为他想单独与我道别。他先是漫不经心似地谈起他在巴黎的债务，接着他恳求我不要走，因为他觉得最近几天他身上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我的态度相当坚决，因为我真以为他只是有点歇斯底里，虽然我知道我的离去使他真的很伤心。突然，他大哭起来，说他怕再也见不到我了，因为他觉得一切都要结束了。这种痛苦的情形持续了大约45分钟。
他谈到了各种各样的事情，我在这里无法一一复述。我们的分别虽然很痛苦，但我并没把这当做很重要的事，对可怜的王尔德爆发出来的感情，我也没做出应该做出的反应，特别是我正要走出他的房间时，他对我说：〃在尼斯附近的山坡上看能不能找到一间小房子，我病好些就去那里，你可常去那里看我。〃这是他生前最后一次清楚明白地与我谈话。
第二天晚上，即11月13日，我去了尼斯。
你不在巴黎的时候，拉该每天都去看奥斯卡，每隔一天就给我写封王尔德的病情报告书。奥斯卡和他一起乘车出去了几次，似乎好了些。星期二，即11月27日，我收到拉该的第一封信，我们开始动身回巴黎。我把拉该的信都寄给你，因为它们能让你清楚地知道事情的经过如何。我当时已决定下星期五把母亲送到梅屯后，星期六就去巴黎。但在星期三晚上，我收到了拉该的一封电报，说王尔德〃几乎毫无希望了〃。我立即乘上去巴黎的快车，在上午10点20分到了巴黎。杜克医生和拉该请来的一个专家克兰医生都在那儿。他们告诉我奥斯卡顶多活两天。他一脸悲苦，变得更瘦；他的皮肤呈青黑色，呼吸沉重。他很想说话。他能意识到房子里有人，当我问他还能不能理解时，他还抬了抬手。他紧紧抓住我的手。我随后出去找牧师，费尽周折才找到库斯伯特·杜纳神甫，是受难会修道士。他立即与我一块走进来，给他施洗礼和临终涂油礼奥斯卡不能领受圣餐。你知道我早就答应在奥斯卡临终时带个牧师去，我很后悔以前常劝阻他不要变成天主教徒，但你知道我为什么那样做。随后我给弗兰克·哈瑞斯·赫曼（让他通知霍普）和道格拉斯分别拍了电报。稍后杜克又进来说奥斯卡还可能多活几天。
可怕的善后事务必须由我们来做，我就不须多说了。拉该是完全垮了。
那天，我和拉该就睡在了阿拉萨斯旅馆的一间房里，中间被护士叫醒了两次，因为她们以为王尔德实际上就要死了。大约在凌晨5点半，他身上发生了一种彻底的变化，他的脸形变了，我相信被称做死亡的东西已开始走近他了，但我以前从未听说过这样的事。他喉咙里发出临死前的哮吼声，听起来就像扭动曲柄时发出的那种可怕的声音，这种声音一直持续到他死。他的眼睛不再对光有什么反应了。他嘴里涌出泡沫和血，站在他旁边的人得不停地替他擦去这些东西。12点，我出去弄食物，拉该守护着他。12点半，他出去了。从下午1点起，我们就没再离开过房间。他喉咙里发出的痛苦的叫声变得越来越响，我和拉该只好靠撕信来保持镇静。3个护士不在屋里，旅馆老板已来尽过责了。1点45分，他呼吸的节奏变了。我走到他身边，握住他的手，他的脉搏开始不规则跳动。他发出了一声深深的叹息，这是我到后第一次听到他自然的声音。他的四肢似乎不自觉地伸展着，呼吸越来越微弱；2点差10分整，他死了。1900年11月30日，星期五，最后一次医疗检查结果是：王尔德死于中耳炎，而这种病是他在监狱时开始患上的。原注
洗完并让风吹干王尔德的尸体，扫干净一些不得不烧掉的杂七杂八的东西后，我、拉该和旅馆老板就去市政厅做官方声明。想想中间经过的繁文缛节，至今都还让我生气，在这儿也就没必要再说一遍了。聪明的杜甫海昏了头，把王尔德的名字弄得神神秘秘，这就使本来并不太难的事情复杂化了。王尔德在旅馆登记的是假名字，而在旅馆里用假名字登记是违法的，这就使事情难办了。从3点半一直到5点，我们就在市政厅和警察局之间跑来跑去。随后我就生气了，坚持要去大使馆找库斯伯特神甫向我介绍过的英国大使盖斯林。这件事总算解决了之后，我又出去想找几个修女照看尸体。我以为在巴黎这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但经过了令人难以相信的艰难曲折后，我才好不容易找到两个圣·方济各会修女。
盖斯林非常热心，他答应第二天早晨8点来阿拉萨斯旅馆。拉该留在旅馆里应付报社记者和吵吵嚷嚷的要债人，而我则和盖斯林一起去拜访有关官员，直到下午1点半我们才分手。对一个外国人来说，死在巴黎确实是一种艰难又昂贵的奢侈。
下午，地方官来查问王尔德是不是自杀或被谋杀。他根本不看杜克医生和克兰医生开的证明书。前一天晚上盖斯林就警告过我：由于王尔德的身份及其假名，官方可能会坚持把他的尸体送到陈尸所。当然我被这种可能性吓坏了，这也确是最后的一种恐惧。检查完尸体，实际上是检查完旅馆里的每一个人之后，在不停地喝过酒、开过一连串不合时宜的玩笑、接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