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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人群中，李宗秋的背有些微驼，但脚步健朗，穿戴还算整齐。如果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看上去倒很像一个进城务工的农民。
我以为路程很近，谁知穿街走巷，七拐八弯，竟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到达井岗村。附近有一家菜场，我提议进去买点菜，算是作为拜师的见面礼。李宗秋坚决不同意，说我是客人，不能让客人破费。我们拉拉扯扯，引来了很多人观望。最后，我还是没拗过他。
走进井岗村，一间间民房横七竖八，显得没有条理。房子与房子之间只有窄窄的过道，屋前房后垃圾横陈，刺鼻的气味时时迎面扑来。李宗秋就住在这里一间三层楼民房的最上面一层。
穿过暗暗的、窄窄的楼梯，来到三楼，打开房门，一阵霉味扑面而来。房屋不大，大约十个平方。里面凌乱不堪，什物摆得乱七八糟。最靠里边是一张竹床，床单很脏，两个被子随便地铺放在床上。床的左上边，牵着一根铁丝，铁丝上面搭着几件衣裳。在床的靠左边位置，几块砖头架起一张长方形九夹板，这就是李宗秋的饭桌了。床的右边摆着一个蜂窝煤炉子，炉子上架着一个多用锅。这就是李宗秋的家，简单而寒酸。
在武汉，能租得起房的乞丐或流浪汉的家大凡如此——只要有一个挡风避雨的地方，有床可以睡觉，有炉子可以做饭就足够了。在平常人眼里或许显得凄惨，但比起那些无家可归、露宿街头的乞丐，不知要强上多少倍。
4、孤独的“写字老人”
李宗秋边择菜边告诉我，房子的租金是每月80元，不包水电费。为了节省钱，他一天只吃两餐，早晨随便弄点吃的就出门，中午一般不吃，到晚上回来后自己再做顿吃的：炒两个菜，喝二三两散酒，也乐得逍遥自在。如果不买肉或鱼，一天的生活费便控制在3元钱以下，买肉或鱼的话，生活费一般也不超过5元钱。我要动手帮忙，他把我推到一边，说就两个菜，很快的。
不知不觉，菜炒好了。一碗五花肉炒青椒，一碗芹菜炒干子，还有一碗是早上剩下的番茄鸡蛋汤。我看瓶里剩余的白酒不多了，要去再买一瓶。他一把拉住我，说就这酒应该够了，不够他再去买。他是那种很固执的老人，说一不二，我只有坐下。
我们边喝边拉扯起来，我感谢李宗秋的诚意，说我们只有一面之交，便对我这般热情。李宗秋说，说实话，他在武汉住了十几年，除了那几个徒弟，没有朋友，没有亲人，也没有人愿意到他家中来做客。他说你能来我这里，不嫌弃我老，跟我学手艺，还能陪我一起喝酒吃饭，我比什么都高兴。言语中，我感觉到这位长年漂泊在外的老人的孤寂的心，正因此，才对我的到来显现出莫大的热情。
李宗秋酒喝得很猛，不停地劝酒斟酒。他红着脖子说，其实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办一个培训班，像社会上的舞蹈、美术培训班一样，教别人学写粉笔、钢笔书法，收一大堆徒弟，好让他的书法能传承下去。他说现在不仅写粉笔字的人不多，就连写钢笔字的也越来越少了，而他经过多年自行研练，不仅会写楷体、行书、草书，还很擅长描摹一些名人的字体，像毛主席的“毛体字”，他用粉笔可以临摹得维妙维肖。
酒干菜尽，不知不觉已到了晚上十点钟。我提议出外转转，李宗秋说没这习惯，他在武汉有十多年了，到处都熟悉，热闹的地方要钱转，不热闹的地方没意思，不如干脆呆在家里。我说为什么不买一台旧电视机，看一下电视剧和新闻也好打发时间。他说本来是想买，但一台旧黑白电视机最少也得五六十元钱，到时万一要离开武汉也不好带走，卖掉又不值钱，所以一直没舍得买。
夜深了，我想告辞，回到我在汉口航空路立交桥下的“家”。李宗秋却说不必了，今晚就在他这里陪他拉家常吧，毕竟睡在床上比地上强。他还说，如果我愿意，以后我们可以合租在一起。恭敬不如从命，也想好好地陪陪这位孤寂的老人，我留下来了。
床十分窄小，一翻身它就会发出“吱吱”的响声。我们抵足而谈，李宗秋向我传授写好粉笔字的诀窍，并告诉我在武汉哪些地方写字最来钱。
夜很深，窗外一片寂静。困倦袭击着我，但李宗秋仍然在向我灌输他的“写字经”。他自顾自地在那里说，也许真的是难得碰到一个可以有耐心听他倾诉、听他讲话的听众。伴着老人的声音，我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梦乡。梦中，李宗秋仍在那里一笔一画地向我讲着、传授着，他非常有耐心，还说我是他最得意的一个弟子，将来打算出一本关于书法的书——这一夜，是我在流浪生涯中睡得最安稳和舒心的一次。
第二天醒来，已是上午9点多，李宗秋已经不在屋里，大概又出去写字讨钱了。锅里放着一碗炒面，是他为我留的早餐。我没有吃，收拾好自己的东西，掏出20元钱放在桌上，然后默默地离开了。
第十二章 与“公交流浪歌手”张鸿对话
1、偶遇流浪歌手
——公交流浪歌手的出现，贬者有之，认为唱几首歌便张手讨钱无异于当众勒索；认同者也有之，认为他们是不偷不抢凭本事挣钱。
——每天可以收入100多元，好的时候甚至达到200多元。
——张鸿说：我唱歌是为了钱，但我只要中国人的钱，不要外国人的，流浪歌手也有他的尊严！
偶遇流浪歌手
2002年的武汉，一个群体的出现曾被媒体广泛报道并颇受争议，那就是在公共汽车上卖唱讨钱的“流浪歌手”。这个群体曾在这一年的下半年盛极一时，在武汉市区的各条公交干线上，时不时地便会在中途蹭上来一两个怀抱吉他、或男或女的年轻人，向车上所有乘客道声好，说上一段开场白，便一边弹奏一边扯着嗓子唱起来。唱的过程中，他们会挨个儿向每一位乘客讨钱，给多给少往往不限。唱罢几曲收完钞票后，便鞠着躬、道着谢，中途一溜烟地跑下车了。
公交流浪歌手的出现，不仅武汉有，从媒体报道看，全国许多的大中城市都有相关的报道。对这个群体的骤然出现，贬者有之，认为影响了乘客的坐车情绪，唱几首歌便张手讨钱无异于当众勒索，甚至还出现过强要不给、打伤乘客的事件；而认同者也有之，他们欣赏流浪歌手的勇气和歌声，说他们为乘客带来了欢乐，并且不偷不抢，是凭劳动凭本事挣钱。
2002年10月底，当我们开始体验流浪、乞讨生活的时候，对流浪歌手的争议一直在延续。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群体也属于我们寻访的对象。尽管他们与纯粹的流浪者、乞丐有着很大的不同。但要真的找起来又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他们来无影去无踪，又很难在哪条公交路线、哪辆公交车上碰到他们。
2002年11月上旬，一个天赐良机，让我在一辆公交车上碰到一位流浪歌手。那是一辆从武昌开往汉口的715路专线车，车到广埠屯站点，从下面挤上来一个怀抱吉他的年轻人。
他穿一件黑色的夹克衫，20多岁的样子，模样还很帅气。一上车，便站在车前的过道上，向满车的人问好，简单的开场白之后，便弹起吉他，很深情地唱起了一首《流浪歌》。
他的歌唱得还不错，声音圆润、雄厚有力，听起来有几分享受。唱完后，他先说一些客套的话，然后逐一向乘客收钱。掏钱的乘客并不多，但偶尔也有人给个1元、2元的。对给钱的乘客，他会说声“谢谢”，还送上祝福的话。
大约过了三站地，他向车上所有人鞠了个躬，然后下车了。我赶忙也尾随而下。
我喊住他，和他搭话。也许都是年轻人的缘故，他对我并没有表现出排斥的敌意。但看样子他很忙，只聊了几句，便又要上车忙他的生计。我赶忙要了他的手机号码，说有要紧的事可能要找他。他也没介意，在纸上给我写了一个。
晚上的时候，我打通了他的手机，他问我是干什么的，不明白我为什么要找他。我就干脆跟他直说了，我是一家报社的记者，想采访他。他很犹豫，说很怕，最近媒体的负面报道很多，他不想抛头露面。我再三请求，最终他答应我第二天的下午1点钟在武昌武商亚贸广场前会面。
2、曾是夜市上的“歌星”
第二天下午1点，那位怀抱吉他的年轻人准时出现在我的面前。由于采访的需要，我换上了平时所穿的工作服，还梳理了一下，与前一天在车上的乞丐打扮相差很大。他一见我，直说认不出来我了，还问我昨天怎么穿成那个样子，像个叫花子。
在亚贸广场下面的肯德基店里，我叫了两杯可乐。就这样，年轻人坐在了我的对面，开始讲述他做流浪歌手的故事。
他说他叫张鸿，今年28岁，家住湖北省监利县容城镇。读小学时，因家里经济状况不好，经常靠捡破烂、给别人糊纸盒子挣学费。那时，他的理想是上大学，跳出“农门”，所以读书十分刻苦。但上高一时，因受了一个同学的气，他联合三个社会青年打架，将那个同学打得很重，被公安机关以流氓罪判了一年半刑。刑满释放后，张鸿到县造纸厂工作，这时他想悔过自新，重新做人，起码要做一个好员工。但两年后，造纸厂因经营不善，被迫关门，这一下子击碎了他的梦，他无比失落地回到了家里。
家里的农活，张鸿不屑于做，他认为做那些事没有什么出息。但他又是一个坐不住的人，整天无所事事到处在村子里游逛，自己心里也烦。经过一番思考，他决定到外面闯荡一下，不管成功还是失败，但做什么自己心里也没底。1995年夏，张鸿揣着向父母要的几十元钱，很盲目地坐汽车到了襄樊。到了襄樊后，他已是身无分文。在大街上走了三天，也是找工作找了三天，可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