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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飞龙级航空母舰载机量之所以少一些，是因为他们没有进行甲板系留，1931年中日战争中日本海军虽然也进行了甲板系留的尝试，但是战后很快就是放弃了这一尝试，理由很简单，日本人的飞机原本就不多，连填满现有的四艘航空母舰都勉强，一战开战后如果有了战斗损失，日本也知道自家飞机的生产能力比较差，很难补充的过来，所以干脆就是放弃了甲板系留，继续选择了把飞机装进机库里的做法。
这主要是一个需不需要的问题，而不是能不能的问题，日本的飞龙级航空母舰如果也学着中国海军让大量的飞机在甲板上风吹雨淋，他们也能够装上八十来架，但是他们没那个必要啊。
而中国海军则是不同，受限于海军条约的限制，中国海军现在就只能是六艘航空母舰了，所以中国海军是想尽了办法提高每一艘航空母舰的战斗力，一旦开战的话是能装多少是多少，要知道中国可是有着七个舰载机联队，能够上舰的只有六个，平时里还有一个空着呢。而日本飞机数量本身就不足，另外他们的航空母舰吨位也还很多，现在一共也就用了五万多吨，还有四万多吨的富余呢。
日本历尽一场的中日战争后，把重心都放在了航空母舰发展上来，不过航空母舰的战斗力也不是说有了航母和飞机就行了，实际上影响航空母舰战斗力的还有人员的训练和大量的经验。这航空母舰对于各国来说都还算是陌生玩意，大家都还处于摸索的阶段，而这个摸索的阶段里中国走在了最前面，这用的久了，用的多了自然也就能够发现越多的问题，也就能够解决越多的问题，这种经验积累是无法取巧的，日本的航空母舰要想取得和中国航空母舰一样的战斗力，至少也需要十年的积累和磨练。
除了大力发展航空母舰外，日本海军也是开工了一艘条约型战列舰用来补充舰队实力。
伦敦海军条约，本意是用来限制各国海军发展步伐的，但实际上并没有起到应该有的作用，在条约签订后，各国的海军发展步伐实际上还加快了许多，其中由以中日两国海军的发展更为注目。
而为了应对中日两国海军的威胁，美国海军在三十年代初期也是通过了一系列的发展计划，并且和日本海军一样，极为注重航空母舰的发展，反正美国人自己的航空母舰吨位也还很多，于是乎连接下水了两艘的航空母舰。
就连欧洲的德国也是不敢落于人后，提出了一系列的海军发展计划，让英国警惕不已，甚至要和德国签订海军限制条约。
三十年代中期，各国都在各展神通进行着一场悄无声息的军备竞赛，和一战前的军备竞赛沸沸扬扬不同，三十年代中期的这场军备竞赛大家都是悄悄的进行，而那些普通人们还以为1929年到1934年的经济危机已经过去，经济好转，世界和平。他们并不知道，这场世界范围内的危机远远还没有过去，之前各国所采用了一系列刺激性经济政策虽然表面上刺激了经济，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并没有解决这场经济危机。
历史上经济危机结束是什么时候呢，是在希特勒挑起了欧洲大战的时候。
第〇七二五章 第二次伦敦海军裁军会议（上）
1933年开始，各国的重心基本都是放在了经济上面，尽管有着外交上的冲突和暗中的军事新式装备竞争，但是三十年代中期的各国基本政策还是相当一致的，那就是发展经济。1929年开始的那场世界经济危机给世界各国都带去了严重的印象，哪怕是好几年过去了，但是各国的多数国家还是没有走出困境。
哪怕是在经济危机中表现的一枝独秀的中国也是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经济发展上，从1931年中日战争结束后，中国的军费支出总数虽然每年都在增加，但是占据财政收入的比例却是没有增加多少，比之二十年代是大大降低。
不得不说中国这几年取得的经济成果是非常巨大的，经济发展速度这几年一直都是保持在百分十以上，而这些发展的增长量都是集中在工业部分，如果说1929年的时候中国还只是一个二流工业国的话，那么经过了五六年的发展，到了1935年的时候，中国的工业经济总量已经足以跻身一流强国的行列，这个过程中几乎翻了一倍，而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大幅度的增长，和中国利用中央和地方财政大量进行基础建设是分不开的，这些基础建设基本都是大投入，高耗能的投资模式，消耗了国内众多的劳动力资源和工业产能，这种内需的拉高直接带动了国内的就业需求，国民收入得到大幅度的提高，而国民收入的提高则是直接拉动了国内各种消费类产品的市场，从而直接刺激国内各行业的发展。
要知道这几年的财政支出预算中，几乎绝大部分都是被用于工业发展分方面，如果把军事方面的支出也包含在内的话，那么中国财政收入中的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被用于了拉动内需上，尽管所用的方式不同，但是效果却是一样的。因为不管是直接给农民发放花费补贴，还是直接投资建设各种基础设施，又或者是通过国有控股的交通银行和工业发展银行给企业发放大批的贷款，这些钱最后都会流入社会经济循环体系里，哪怕是军费支出最后也是会回到社会经济循环体系里。
通过这种强硬拉动的方式，中国的工业经济发展在三十年代初期表现出来前所未有的强势，而这种增长势头一时间竟然是看不到尽头，国内的经济专家们一个个都是放出豪言，中国的经济发展能够保持这种势头至少十五年以上。
尽管这种通过政府强行干预而提升起来的经济发展速度有着众多的缺陷，比如通货膨胀，国民的收入表面上增长了许多，但是物价的上涨使得国民收入的增长效果等于零，某些地区甚至是有些倒退的现象，这种情况在越发达地区体现的越明显。
最能体现物价上涨的无疑是发达地区的房价和地价上涨了，以上海为例子，这个亚洲最发达的城市的房价在二三十年里上涨的速度和上海经济发展的速度几乎是成正比的，以上海GDB中心汇东新路周边为例，这里集中了国内外众多大型企业财团的办公地点，而附近也是形成了上海最早的集中高档住宅区域，一套五层公寓里的一套公寓在二十年代早期开价不过三万元左右，然而到了1935年的今天，价格高达十万以上，几乎翻了三倍还多，而距离远一些的独立小栋洋楼，价格基本都是高达数十万以上。
要知道这个年代的华元可是非常值钱的，一个普通工厂的工人工资也就是十元到十五元之间，而收入较高的知识分子群体，比如普通中学教师的收入会有五六十元，这个收入绝大多数时候都是一家人的收入，受限于人们的认识形态，这个年代女人绝大部分都是不会出来工作的，家庭收入基本就是靠男主人一个人支撑，当然这种情况不但是中国这样，其他国家也都一个鸟样，这年头男女平等这个词大家都在说，但是谁也没去做。
在这样的人均收入水平下，那些市中心动辄数万元甚至数十万元的豪宅自然不是普通人能够住的，这就跟后世里的普通美国工薪阶层买不起上东区里的公寓一样。而距离汇东新路远一些，普通的独院包含正房数间，厢房数间，占地约半亩的普通宅院要价大概在千元左右，而这个价格对比一战时期的价格，足足上涨了四五倍，那时候买这样的一栋房屋顶多也就两百元左右。
这些房价的增长以及其他物价的上涨实际上是抵消了中国这十几年来的国民收入增长。但这并不是说国民们的生活就没有提高，这就好比后世里里2000年以前的中国和2013年的中国，收入虽然也增长，但是物价上涨的更厉害，但是谁也没说2013年的中国生活水平比2000年还差了。
仅仅是通过工资收入和物价来衡量一个国家的民众生活水平还是不太现实的，而通过人均的粮食水平可以更好的来分析民众的生活水平提高与否。
二十年代之前，中国的民政部缺乏相关的数据无法得出准确的人均粮食数据，但是一个大概数值还是可以的，统一之初中国的人均粮食水平在两百五十公斤左右，之所以会这么低，主要是受到辛亥到统一这四五年里的国内战争频繁，统一发展十年后到了1924年后，人均粮食增长到了两百九十公斤。
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时期，中国的农业开始大规模应用化肥，粮食产量进一步提升，加上每年从东南亚进口的粮食逐年增多，到了1935年的时候，人均粮食已经三百二十公斤左右。
这个水平纵然还无法和欧美国家的人均四五百公斤的水平相比，但是考虑到中国庞大的人口基础，这个成绩已经是称得上骄人了。作为对比，史实上1955年到1958年，也就是中国五六十年代时情况最好的时期，人均粮食才三百公斤左右，八十年代后才增加到三百公斤以上，一直到2000年才超过四百公斤的水平。而后世里的人均粮食水平的提高还是建立在现代农业和杂交水稻大规模应用的前提下。
这年头陈敬云领导下的中国为了提高人均粮食水平，最主要的就是对国内的闲置土地进行开荒，加大化肥的应用，另外还有就是从东南亚地区进口一部分的粮食。三十年代的中国和后世里的中国对比，粮食问题还是比较好解决的，主要是土地增加了不少，但是人口数量却只有后世中国的一半不到，所以纵然粮食的单位产量比不上后世，但是总体来说粮食问题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
人均粮食水平的增长，就已经能够最直接的说明这二十多年来中国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此外工业的发展，大量的工业产品给民众的生活也带来了众多的便利。
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加上1931年中日战争又打赢了，这些都给陈敬云带来了巨大的个人声望，而这种个人声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