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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便是，农民苦不堪言，挣扎在破产线上，出现大量的逃亡，而国家，也因为贪官污吏的层层盘剥，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尤其是缺少可供支配的银钱，长期在经济危机中不可自拔。
改革势在必行，早已成为有识之士的共识。事实上，在一条鞭法之前，自洪武后期，至今一百五十年间，本朝便已经出现了一系列的赋役改革，如‘均徭法’、‘均平银’、‘纲银’、‘征一法’、‘十段锦法’、‘一串铃法’等等，由不同人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提出、施行。
可是，无论名称如何，他们都将‘赋税折银征收’，作为最主要的一项改革内容，而且贯彻的是‘赋役合一，统一折银’的原则，换言之，‘赋税白银化’，已成为经久不衰的呼声，它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衰亡，反而愈发的响亮起来。因为它一改历朝历代实物纳赋、出丁服役的传统方法，既为民众减轻了负担，又利于朝廷增加收入，利国利民，不是谁能任意抹杀的。
而一条鞭法，正是之前众多改革集大成者，最先由嘉靖九年的内阁大学士桂萼提出，他构想‘以一切差银，不分有无役占，随田征收。’紧接着，屯田御史付汉臣正式疏陈：‘顷行一条鞭法，十甲丁粮总于一里，各里丁粮总于一县，各州县总于府，各府总于布政司，通将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先帝当时批准，先在南直隶、湖广、山西等省的十余府中试点。兹后至今近五十年，因为嘉靖朝局的恶劣性，以及反对者的横加阻挠，此法推行时断时续，到了嘉靖末年，竟然有偃旗息鼓的危险。
但形势在一个人登上权力舞台后改变了，这个人就是高拱，高肃卿虽然有很多的毛病，但他是个很纯粹的改革派，对一条鞭法是不遗余力的支持，所以从入阁的那天起，高拱便开始大声疾呼，要求在全国推行此法。
可大权仍然掌握在内阁首辅徐阶手中，徐阶对一条鞭法的看法，与高拱截然相反，他认为此法不可取，‘巨商大贾虽多有资财亦因无田而免役。致使衣不遮体、终岁辛劳的农民独受其困。’而农民也因为‘新法不论户之等则，只论田之多寡，所以许多人放弃田土，以避差役。’而且‘一条鞭法，不论仓口，不开石数，只开每亩该银若干，致使吏书因缘为奸，增减洒派，弊端百出。’反对的理由同样十分充分，高拱也没法说服他。
但高拱这一咋呼，正如一石激起千层浪，许多地方官员纷纷上本附和，有高拱为他们据理力争，哪怕是徐阶，也不能视若无睹，只能同意由江西布政使宋仪望，广东巡抚庞尚鹏，分别在赣粤两地，择数府施行，说起来，才不过刚刚数月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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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的感觉无比敏锐，他意识到一条鞭法的施行，在‘赋税货币化’的同时，也必然伴随着货币改革的良机——只要规定某种货币可以用来纳税，则这种货币的正统地位，必将迅速确立起来，如果要改革大明宝钞，这可是千载难逢的良机。
未议行，而先议收。张居正的宝钞改革，一上来就给人以强烈的信心……他认为，要想使人民对宝钞有信心，进而使整个社会普遍接受、普遍流通，最好的办法是由朝廷规定，一切赋税都必须用宝钞完税。如果用银的话，要先买钞，再用钞来纳税。他认为，如果由政府率先收钞，则不到一年，人民对宝钞的信心就会建立起来。
当然他所指的宝钞，乃是所谓‘币制改革’后的产物，称为‘新宝钞’更合适。
应该说，张居正的方案，水平是很高的，首先他中肯的总结了历代以及当代行钞的失败经验，得出一个基本原则‘先求无累于民，后求有益于国’，便使自己不至于沦入与民夺利的桑弘羊、王莽之流。
然后，就大明宝钞改革，他提出了三项具体原则：
第一，新发行宝钞的地位，只应是用来‘辅银钱’，‘而非舍银钱而从钞’。新的宝钞发行后，银钱并不退出流通，而是与宝钞以一定的价值比同时流通。
第二，宝钞应该由，且只能由户部发行，并做到有限发行。否则钞无定数，则出之不穷，似为大利，殊不知出愈多，值愈贱。
第三，宝钞必须能够兑现和为官方接受的。具体的，除了准许人民持钞缴纳钱粮外，还允许人民持钞到票号兑取现银……当然，朝廷会支付给票号一定的费用作为报酬；允许各商铺用钞换银；允许典当铺款项出入搭用宝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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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默端着茶杯，轻啜着从杭州运来的明前，他有个习惯，在和人进行比较重要的会谈时，手总是搁在茶杯边上。这样当对方的话题比较复杂时，就可以在自己开口前，先顺势端起茶杯喝一口，这样除了可以润下喉咙，使声音保持柔和外，更是可以为自己创造思考的机会。
现在，张居正将币制改革的方案，向自己和盘托出。显而易见，他的目的是构建一个以户部为绝对领导，受社会各阶层广泛认可的货币体系。张居正已经意识到，货币不可滥发，必须可兑换，必须具有一定的信用，应该说，已经具备了建立货币体系的基本要素。
而且更难得的是，他还清醒的意识到，施行近二百年，臭名昭著的大明宝钞，已经使百姓失去了对朝廷的信任。加之官府本身贪腐低效，不能取信于民。而钱庄票号在民间却有很高的信用，所以他产生了借助票号的信誉和机构，推行货币改革的想法。
沈默甚至不乏小人之心的想到，如果不是想借助票号的力量，恐怕张居正都不会来跟自己商量，自个就把这事儿给敲定了。
但既然他来跟自己谈，那就有机会……劝说他打消这个念头。
是的，沈默不赞成进行这种货币改革。
人人都在喊改制，仿佛改革已是大势所趋，可究竟有几个人能明白，这个处于十六世纪的中国，到底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不弄明白这个问题，做什么都是事倍功半，甚至起反作用。
不客气地说，真正全都明白的，一个也没有，包括他自己，更包括张居正。社会改革是个牵扯广泛的系统工程，二十一世纪的超级计算机，也不可能算无遗策，更何况在现在的条件下，只凭着一个肉脑子想？
在这种时候，沈默那从五百年后带来的知识，就显得弥足珍贵了。这两年沈默虽然没干什么实事，但他也获得了大量的时间，回忆自己前世所学的知识，再运用到现实中，仔细思考大明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方方面面，整个过程，是孤独、痛苦而漫长的，但收获也弥足珍贵——他对这个变革中的社会，终于有了些深刻的、理性的认识，这让他可以站在一个当世无人可及的高度上，来看待一些实际的问题了。
比如说这个货币改革，张居正的看法已经超凡脱俗了，但仍然受到了自身的官职、知识、眼界等方面的限制，并不是符合大势所趋的，甚至会阻碍历史的发展。
沈默的看法是，站在政府的角度，这项改革会带来财政收入的增长，对经济调控能力的增加等等很多好处。但站在国家和历史的角度，这项改革其实是没有必要，或者说多此一举的。
他有充分的理由支持自己的判断：
首先，什么样的改革才是有意义的？必然是针对社会自身无法调节的问题，所必须进行的改革才行。那么宝钞真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吗？从其本身，以及户部的角度来看，烂到擦屁股都嫌硬的宝钞，当然是这样的。
但从整个社会来看呢？似乎却不是这样的。纵观中外历史，都是因为社会流通中，缺少足够硬通货币，才会出现纸币，作为补充品甚至代替品。
纸币为什么最早在中国出现？从唐代，到宋、元、金皆有各种形式的纸钞？不是中国人有先进的金融思想，而是中国向来不是金银铜等贵金属的产地，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代表价值的贵金属便严重匮乏，不得不用纸币来补充。
本朝立国后，更是长期面临贵金属极度匮乏，无法满足社会生产和交换需求的‘钱荒’，由此形成了严重的通货紧缩，严重阻碍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如果情况不变，那么货币改革势在必行，沈默会不惜代价，帮他推行一套可靠的货币体系。
但现在的情况是，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南美洲的开发，以及日本银矿的大发现，世界的白银存量极大丰富，虽然这些白银都不归中国所有。但在对外贸易中，中国处于无可比拟的优势地位，大量的白银通过贸易顺差，开始源源流入中国，这时国内产不产银，都已经不再重要了。
作为本朝对外贸易的首倡者，以及市舶司的奠基人，沈默手中有最权威的数据，可以证明他的观点——仅嘉靖四十四年一年，通过正常贸易，由马六甲输入澳门的白银，就达一千四百万两，大约相当于永乐元年至宣德九年，大明王朝三十年鼎盛期内，中国官银矿总产量的两倍。这还不算从日本流入中国的，以及更多从美洲运抵香料群岛，再运进中国的白银。
而且白银流入中国，并非仅有贸易一途，因为中国、日本、欧洲三地金银比价存在较大差价，中国金银比价为一比五到一比七之间；而日本的金银比价为一比十二到一比十三之间；欧洲则为一比十到一比十五之间，只要将日本、美洲的白银输入中国套换黄金，即可获利一倍以上。当然这种高档的游戏，只有少数几家巨商有资格玩，比如王直，比如葡萄牙总督……比如沈家。
总而言之，在白银大量涌入中国，国家货币供应充足的情况下，积极推进确立银本位才是正办，至于大明宝钞，就让它继续烂下去吧，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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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