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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龄岂能不知道张作霖这是给他台阶下，虽然听上去句句是诛心的话，他还是诚惶诚恐的点头认错。转眼一看，赵恒锡的气已经算是消了。
“雨亭说得好啊。”赵恒锡扔了已经烧到屁股的烟头，怅然点头道：“雨亭你带兵有一套，没想到做起教化工作来也是一把好手，呵呵。初时我以为你是对我说的，现在看来你是明着说我，暗着说茂宸老弟啊。嘿嘿，我们两这回是真长见识了。好啦，照我看雨亭这番话可以让我们那批秀才修修改改，发到中华时报上去，也让咱们驻训师在国内露露脸！”
一番大笑声中，郭松龄头上那一场泼天大祸便消弭于无形。两个人也真切的体会到了张作霖毕竟是长他们几岁，见事之明，确实不是一般人物可比。
于是在五月出头的时候，5月6日出版的中华帝国宣传部机关刊物《先圣斯言》全文刊载了署名为旅德驻训师联络处上校处长张作霖的《孟子心语》，对隈子首章的孟子见梁惠王一篇的新见解和看法，中心思想便是认为无论在当年的圣人时代，还是如今的新战国争雄时代，都不可片面强调仁义与利益，仁义加于内，利益加于外也不是灵丹妙药，至于如何去协调仁义和利益的先后关系，这就要看本国与天下诸国之间的关系和对象而言，仁义与利益兼顾，方是王道。而但顾仁义不顾利益，那是妇人之仁；但顾利益而不顾仁义，彼为霸道。
在文章中，张作霖也建设性地提出了新战国时代的见解，文章指出，如今世界中国与美利坚合众国分处东西，正如当年齐秦东西二帝。而欧洲大陆几个主要强国颇类当年中原诸国，俄为楚，自怀王后一蹶不振矣，德似魏，法国如韩，英国像赵，奥匈为燕。当然他也声明这与当年的情况大有不同，只是取一个意思，而不是就实指如何如何，外交部和总参谋部属下合办的国际关系学院应当有高手能够有更为正确的譬喻，张某人只是起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而已，至于中美之间孰为齐，孰为秦，还是一个未知之数。就眼下看来，中国很像是齐国，但尚空言清谈的老毛病还在，崇尚实干的作风还没有建立起来，往往你实干了，还有一帮人自己不做事，要在一旁嘲笑你追逐利益而忘了仁义。这是一个不好的倾向，希望能够引起国内警惕。在当个的乱世，如果帝国不能够沿着吾皇万岁奠基的道路良性发展下去，那么将来历史上发生的那些秦灭六国的殷鉴，也是不远的。
这篇洋洋洒洒长达数万言的文章在《先圣斯言》月刊上发表后，在北京的思想界引发了巨大的震动，我也在宫中看到了这篇观点很是独特，立意点也非常契合当今实际的文章，并深感张作霖这小子在德国呆了数年后，尽是一改我以往印象中那个大老粗的张作霖形象了。
特别是新战国的考虑，是在国内刚刚迎来已经卸任的罗斯福总统的访华行程所带来的美国热还没退的时候，国内过去对美国的研究不多，总体上美国是一个友好的形象，尽管有着一些少量的利益冲突，但是合作的程度依然足以让国人不再注意这些，也没有人会认为美国将来会对中国发动战争。如今张作霖这一提中美如春秋战国时齐秦东西二帝，这种竞争的关系就明朗化了。
在思考了两天后，我正式在我手头的这一本《先圣斯言》月刊上，朱笔批示了批语：“先圣已往，今贤宜应为帝国为中华为天下立万世言，雨亭之语朕深悦之。转外交咨议会、外交部、各省、总参谋部陆军部及军队各部，各大学院校阅之，春秋战国时诸子百家争鸣，汉武帝以儒为尊为一统，朕何其幸哉，可于今世再现先贤之世之古风。着该刊应允诸臣工，大中小学学生乃至女学生就此文辩之，朕深喜见之。”
这算是号召思想界开始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这对于继普及教育后更进一步的开放民智是至关重要的一步，中国人习惯了只有一个声音说话，而且通常都是上传下达，上面说要注意时间观念，下面就要统一购买手表，全然不知道上面要求注意时间的意义何在。上面说要尊儒尊孔，下面就大肆兴建仿古建筑，到处弄古代不知道长得像辕猴还是像大象的古人的标准画像，全然不知道这种东西做出去纯粹是一场场闹剧，也完全背离了上面的本意。长此以往，这个民族会丧失思考的能力，如果他们夫去一个睿智的领导层，这个民族的未来也许并不掌握在自己手里。
近来纷纷听说有各地腐儒公开征集画师提供诸如姜子牙，管仲等等七七八八的人的标准像，往往还找一些所谓的大儒来评选等等，一时之间成为笑谈。我在与几个亲贵说起时就说过，哪天也许咱们就有王母娘娘裹脚布标准制式，后羿标准用弓等等莫名其妙，全然没有实际意义的东西了。
在下旨给驻京内阁系统各部、军队系统、宣传教化系侥、教背系统等单位号召他们就张作霖文发起讨论后，北京的思想界开始活跃起来了，一时之间各种报刊上就张作霖提出的仁义与利益的关系问题，新战国定位问题等实际的问题进行了讨论，也有另辟蹊径的，譬如梁启超就张作霖提出的中国特有的旁观者现象写了一篇辛辣的杂文，对传统社会中的旁观者现象进行了鞭笞，并在经过我的御览和表彰后，整个社会也在这个五月开始热闹起来，帝国从我亲政以来就建立起来的局部战争，大部建设的格局也在这种热腾腾的气氛下得到了进步，特别是近年来茁壮成长着的工人阶层特别渴求着在政治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在这次大辩论中，工党的笔杆子们在报刊上的发言数量直追目前第一大党新儒党。
当然，其他的党派也不是没有任何建树的，代表农民利益的中华根本党的宣传部也在不同场合的公开发行的刊物上发表了他们的见解，他们认为在士农工商的传统等级制度颠覆后，就应当建立起一个无分高下的社会等级制度，以避免国家利益得到扩大后的重新分配上，国内农民阶层获得分配的利益过少的现状，当然这与张作霖的第一篇文章是毫无干系的。
而最热闹的当然要数国际关系学院的学生们，这些外交部和总参谋部联合培养的国际关系人才，在这次大辩论中也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意见，其中有一个赵姓同学对帝国当前的国际政革提出了独特的见解，他认为在目前这个时代下，既然如张作霖上校所说中美东西二帝的格局，就应当将全部精力放在吞灭其他五国，放弃沿海等容易被美国攻击的地方，以建立起大纵深以等待将来的东西大对决等等。
以上种种不一而足，我的意见是不管正确与否，都放开来说，放开来说才能暴露问题，在刑部等强力部门请示我目前暴露出来的对帝制不满的言论的处理态度时，我也认为这是目前社会矛盾的一个体现，目前更不宜就此问题严厉打击。这也正好可以将前一段时间我颇为注意的内阁一些人谋求权力无限扩大化的倾向联系起来，将来如何处理，是遂了他们的愿，还是把他们一网打尽，这都是将来再去考虑的问题。
我的大方向当然还是渐进式的放权，让梁启超去研究宪政体制也是这个意思，但是这里面的步骤目前除了我之外，还不宜由其他人去掌握，随着帝国这些年的扩张和发展，各种社会矛盾暂时还被欣欣向荣的社会环境所掩盖。如果政体骤然发生太大的变更，说不定就要搞出大事来。目前军队有一批势力，虽然在政治上他们还没有提出明确的要求。但是他们一旦行动，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管道给他们的话，那就不是小事。内阁中有的与他们对立，有的与他们互相结合，加上社会上工人阶层谋求更大的政治舞台，农业阶层的人民也有自己的渴求，工业化也在冲击着他们。这些矛盾都要惯慢去调和。所以在渐进次序上，我不能容忍任何暴力革命式的权力结构变更。
所以，这一次的思想界大放开，也是给了各阶层一个矛盾的发泄点，在这一场大辩论之后，各种问题都从思想层面上暴露出来了。再去有针对性地进行解决，这是一个最安全的软性渐进改革的步骤。
当然，中国目前还有这个空间和时间，而北方如今已经不算什么大国的俄罗斯，他们的国内矛盾已经无可调和了。在国土面积发生大规模萎缩后，古老的俄罗斯帝国也正在绸缪着要迎来一场大变革。
圣彼得堡卫戍军队中有相当一部分同情革命或已经加入革命的将军们在五月中旬时在一个秘密据点与革命组织的领袖托洛茨基进行了一个会议，在得知托洛茨基可以为他们带来和平，和拯救俄罗斯的希望后，双方就五月二十日革命的具体步骤和规模等内容进行了磋商。托洛茨基也发动了圣彼得堡附近的一些工人组织，在那一天将会有数万普通人民加入革命的洪流，在红色的辉映下，他们持要进行一场旨在夺取国家政权，挽救俄罗斯的革命。
托洛茨基甚至在此前秘密拜访了全俄大牧首，就他们的信仰问题进行了解释，以争取宗教界的支持，在他和一直支持他的瑞士人的眼中看来，这一场革命势在必成。而为了探听敌方的动静，瑞士人还提出要以私人的名义去与俄国政府接触，这更是为革命成功提供了情报保证。
根据德俄密约，在革命成功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