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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样的考虑，利用这次和平十天的机会，与英军在索姆河流域的纠缠战场做出了回收的姿态，既有利于构筑新的防线，也有利于国际政治和外交层面竖立姿态。同时他们也利用了凡尔登方向首先吸引了法军的防御注意力，虽然英法联军方面也预估到德军将在十天的和平期结束后有可能发动更大规模的攻击。但是他们仍然没有意料到德军的战略主攻意图会是在防御兵力最多，看上去最安全的巴黎，特别是在凡尔登战役首先打响下半集的情况下。
德军除了留了半个集团军二十万人留在索姆河后方新构建的防线处防备英军有可能发动的对侧翼的袭击之外，其余全部近一百二十万兵力中的三分之二都在5月1日这一天投入到了从巴黎到马恩河一线的进攻中去了，与凡尔登方向不同，首先掀开作战序幕的是空中的搏击战。德军和英法联军的飞机在战场上空展开了超过三百架规模的空战，让巴黎市民大开眼界。引发空中战斗的，当然是当天早间时分法军方面在知晓凡尔登那边的战场变化之后做出的打击德军阵地，特别是从凌晨零点开始就不断发射炮弹袭扰巴黎的德军巴黎大炮。随着德军地呼叫空中支援和法军飞机的增援，空战规模终于越发的庞大起来，到当天上午十时也就是德军将要发动地面攻势的时候为止，双方仍然滞空的飞机只剩下了不到三分之二。
炮火仍然是这场战争当之无愧的主宰，德军击中了超过三千门大炮向法军的阵地倾泻炮弹，各种爆炸的炮弹和深入前敌的德军喷火器兵和迫击炮掷弹筒等大小武器的火力，将法军构筑的堑壕炸出新的凹陷，爆炸掀起的巨大尘土随即落下，将新的旧的洞坑填平。随后便是与凡尔登一样，成师成师的德国人冲了上来，展开了与对方的肉搏战。
这种残酷的战争形式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残酷的形式也决定了当天伤亡数字的剧烈攀升，整个欧洲战场同盟国与协约国的对抗中，德国人以伤亡超过十二万排名居首，紧随其后的是法国和意大利。即便是教皇也只能保证博洛尼亚一个城市而已，米兰的失陷让意大利北部再也没有重镇可守，奥地利骑兵的铁骑将直接面对罗马。
在战场态势图上来看，同盟国在五月上旬的进展也是惊人的，凡尔登方面尽管兵力比以前稍有消弱。但是威廉皇太子的部队仍然取得了令人振奋的胜利，德国部队将战线向前推进了5公里，法军两道防线失守，并且丢失了凡尔登的重要战术据点杜奥蒙堡。法军不得不退守核心据点，其实也是战役开始前的后半部防线，这里的防御工事和火力保存的相对完好，让他们在这十天里顶住了德军令人生畏的攻击。
并且德军也在巴黎方面取得了令整个巴黎恐慌的突破，他们在十天内再度将战线向前推进，在给巴黎带来大量的伤员的同时，他们甚至已经不需要巴黎大炮就能够直接炮击巴黎外围的防线了，德军最近的第三集团军一部一度逼近巴黎仅二十公里不到。法国的首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也许是为了配合海军方面的战术，德军并没有给英军造成什么实质的伤害，英国远征军甚至在索姆河一线取得了突破，一个皇家枪骑兵团甚至突破到了离原有战线超过四十公里的地方。这趟伦敦市民和报纸对陆军大肆褒奖的同时，也增加了对海军的不满，杰利科将军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距离他的头顶已经不远了。
在欧陆战场热火朝天的时候，中东方面的英军却感觉到异乎寻常的安静，除了科威特港被德国人占据之外，他们在这里的陆地上并没有承受什么压力，除了土耳其人发动了一次规模不大的试探性攻击之外，约旦河地区的英军没有感受到什么太大的压力，而他们的南方防线本来已经做好了迎接中国人和阿拉伯人的联合攻击的准备，但是出于意料的是中国人甚至没有派出一架飞机和一个士兵来对他们进行侦查。这让艾尔比将军极度奇怪，从情报来看中国人已经在沙特境内完成了机场的建设和陆军的部署，他们也在南亚次大陆发动了对锡兰和孟加拉地区的袭击，照理来说他们在中东的这些军人不会沉默太久的。所以他怀疑中国人是不是把目光盯向了西奈半岛的大本营，要知道那里是空军的基地，而且那里没有海军地中海舰队的支援。
所以在加强西奈半岛的防御准备的同时，他也试探性的派遣了一支小部队在阿拉伯人的配合下向南方试着突进。他知道那里有一支五到七万的阿拉伯军队，但是显然他不认为中国人会让这些阿拉伯人来担当主攻任务。他的判断是阿拉伯人将负责牵制约旦河谷的英国军队，而中国军队将直接进攻西奈半岛上几个战略据点，谋求对英国空军的基地形成威胁，以平衡目前英军仍然握在手里的空中优势。届时中国和德国就可以分别携同阿拉伯和土耳其这两个曾经的敌人对约旦河谷的英军发动夹击。他认为目前的态势对他非常的不利。所以作为一个战术大家，他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将兵力和防线向地中海岸收缩，在形成对西奈半岛的保护之外。也可以借助地中海舰队的力量来对岸上形成火力支持。
在做出这个决定之前，他也征询了地中海舰队方面的意见，舰队方面认为这不成问题，尽管奥匈帝国的海军已经显示出了一定的能力，但是他们的经验和实力仍然不足以克服意大利人的海上防线。意大利的舰队在执行着封锁亚得里亚海的任务，所以地中海舰队可以放心的将火力放在对他的支援上。
战火当然不仅仅局限在欧洲大陆，在缅甸中华帝国的军队开始向孟加拉地区挺进，海军也将第二十一集团军的军人送上了锡兰岛，之前俘获的战俘也得以来到这个岛上，他们被命令对这里的港口进行新的施工，大批的物资开始在这个岛上囤积，这里很明显将被利用为中国和德国海军在印度洋的一个中转点。
战争在催化着技术进步的同时。也在催化着思想界的革命，欧洲大陆如今最强势的国家德国在最近也出现了一个新的学说，德国气象学家魏格纳先生在五月初出版了他的科学巨着《大陆和海洋的形成》，首次将他在1912年提出的，但是迅速被大战爆发的信息所遮去锋芒的大陆漂移学说系统成书，尽管在书中他的理论还有这一些自相矛盾的地方，但是他的书仍然在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国家形成轰动，他的书被迅速的译成外文版，并在这两个国家得以发行。
单独这一个理论当然不会掀起什么太大的风浪，但是到了5月11日，一本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发行了的政治学着作《国家论》突然的没有先兆的就走红了起来，这除了让这本书的作者，作了太久在野党的民主党党内两个最出风头的政治家之一的伍德罗·威尔逊很高兴之外，也让很多外国观察者觉得美国似乎正在酝酿着一种巨大的变化——因为他的人民已经在开始思考自己和自己的国家在地球上的使命。
现任新泽西州州长，曾经的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的这本着作的核心内容就是应当使国家也就是美国，和整个世界民主化，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应当实现道德理想，何谓道德理想，也就是基督教文化的核心世界观。这本书的突然走红并且大红大紫，也让州长先生一时间成为美国国内最引人注目的新星，这让他的党派高层开始思考起几年后的总统选举来，要结束在野党的地位，民主党必须推出一个美国的国家偶像，或者说是圣人。
这个变化也让之前最当红的政治学着作《政治和行政》和他的作者，民主党曾经属意的政治学专家，宪政制度的学究古德诺教授暗淡失色。很显然美国已经走到了一个需要变化的年代，他们的原始积累已经结束，他们需要一种新的理论来武装自己，并且支配着这个国家走上新的道路。
当然，这种变化与塔夫脱总统在欧洲大战开始以来相对的不是那么热心是有一定关系的，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欧洲后裔当然有很多，欧洲发生的战争，或多或少会影响着美国人的情绪，当这种情绪积累到一定程度，并没有脱出门罗主义的槽臼，相对来说，这种理论支配下的美国对美洲以外的事务并不是那么热心。这放在和平时期或者美国仍然不是那么强大的时候显然是正确饿，但现在情况变了。美国必须要用一个新的主义，来取代旧的主义。
威尔逊在他的演讲中，给他的观点取名为责任主义。也就是美国对美国和世界都负有责任，促使世界接受美式的民主制度，解放应该解放的人群，这是美国的责任，也是责任主义得名的由来。尽管不久之后这种主义就得到了一个新的名称——从战争中衰弱的不列颠岛上的一个大历史学家爱德华·霍列特·卡尔用嘲讽的语调称之为理想主义。很多年后，美利坚合众国都将被这种主义所支配。
虽然它的名字很好听，但是细究其内容，很显然这种主义将支配美国与世界上很多国家发生对抗，用所谓的道德来约束和平衡国与国的关系，这显然太可笑了。这种主义被介绍到中国之后，很多读书人都看出了这其中蕴含着的威胁。
随之也催生了中国的“责任主义”，长期以来的民智提升教育和儒家文化的发扬催化，让中国有了一个规模可观的富有天下责任感的读书人阶层，虽然他们的身份有可能是士兵、军官，或者工人或者商人，但是他们的骨子里还是一个读书人，孔孟门徒。随后不久也就是1914年快年底的时候，在北京的一次集会上，已经退休在京闲居的辜鸿铭发表了他的演讲，几天后就出版了同名的理论着作——《春秋大义》。
《春秋大义》集含了辜鸿铭一生六十多年的复杂的人生阅历，从海外华人到帝国高官，他在改变着自己的同时，也读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