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种杀人夺财的行为，明清双方都视为理所当然的族权，从来不进行干涉。在成都范围内，邓名绝不允许任何人可以拥有司法权，不过这倒是一个用来对付任堂的武器，任堂被问得一愣，片刻后茫然地答道：“可这是族规，不是律法。”
“既然一个大姓都可以自行制定族规，那都府衙门为什么不能制定只在都府有效的规矩？”邓名得势不饶人：“这是事急从权罢了。”
这话顿时让任堂回忆起一段惨痛经历，邓名就是靠着“事急从权”和“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车轱辘话强行推行了同秀才政策，虽然已经有了忠言不被采纳的预感，任堂仍进行了最后的努力：“提督明鉴，若是虏廷造谣，说提督修改律法，不但会让皇上、朝廷、晋王迷惑，也会让天下的缙绅担忧，他们可不知道这是都府的地方律法，会误以为提督想夺去他们的佃户。”
“谣言止于智者。”
不出任堂所料，邓名顽固地拒绝了他的进谏，说什么也不肯承认地主——佃户关系。
经过明军的再三审核，最后成都只保留了一千三百人的常备军，邓名给了五个最重要的卫士一人一个少校军衔，其余的十五人都是上尉，加上原本的二十多名上尉，组成了成都常备军的最高层。其余的人军衔从下士到中尉不等，邓名在全力供应这支常备军饮食质量的同时，还每天都亲自给他们授课，和卫士们一起教常备军官兵读书认字。
每天上午都是文化课时间，除了认字外就是总结经验教训，与李国英、赵良栋的那一战虽然只有短短一天而已，但需要总结的得失非常多。到了下午，常备军官兵就进行针对性训练，把上午讨论出来的各种思路进行试验。这些实践会被记录下来，第二天就向全军推广，成为第二天上午讨论课中的一部分基础。
在邓名练兵的同时，对剑阁等地的侦察也在继续。
四月下旬，邓名屡次召开上尉会议，所有的常备军上尉都会列席，和邓名一起公开讨论下一步明军战略问题。现在这种讨论会经常进行，这几十名上尉在参加完会议后，就会把会议内容带回各自的单位中，与其他官兵一起讨论，然后再把他们的意见反馈回来。
“我军从剑阁出发攻击保宁、广元的方法有两种，一种就是高明瞻的战略，召集五千人的军队，然后动员两万民夫背粮食。不考虑粮道和补充，全军向广元进攻，夺取城池后靠缴获清军的库存维持军队。”虽然邓名通过审问俘虏知道广元等地非常空虚，不过这个计划还是让他感到不舒服：“好处是，我们需要征召的战兵、辅兵数目有限，对都府的生产影响有限，而且需要的准备时间短，征召令下达的十天内，我们就可以出发；坏处是，我们的攻击不能遇到任何意外，如果清军突然出现援军、或是遇上暴雨、或是守军抵抗异常顽强、或是守军不顾死活地纵火焚烧仓库而且我们没能及时扑灭，那军队就会遭到灭顶之灾，和高明瞻一个下场。”
经过几天的讨论后，常备军各级官兵都觉得这个计划有一些风险。清军在不久前刚经历了一场大败，短期内派不出多少援军，很难充实空虚的广宁、保宁，但谁也不敢说会有什么意外发生，李国英会不会突然放弃重庆全军退回保宁也未可知。如果可能的话，明军上下都不愿意冒这么大的风险。
“另外一种办法就是确保粮道畅通，我们需要首先恢复江油的仓库，整理都府和江油之间的道路，向江油运输足够多的粮食；然后修建从江油到剑阁的道路，再把粮食运到剑阁储存起来。”邓名说的第二种办法就是当初吴三桂在东川做的事，除了大型仓库和道路外，还要建立沿途的驿站和烽火台，保证后方的将领能够及时掌握前线的情况：“等我们在剑阁的仓库修好后，我们就可以送去战马，对广元、保宁进行持续的侦察，了解清军的虚实。这样我们在进攻的时候就不是赌博，而是深思熟虑后的行动，就算短时不能攻下，我们也能得到源源不断的粮草供应。即使遇到最差的情况，我军也可以在粮草耗尽前退回剑阁，然后有条不紊地返回成都。”
后一种战略的好处很明显，但自行难度明显大得多，这两天明军还进行了简单的搬运和建设模拟，得到了一些粗略的数据：“成都到剑阁之间的道路已经多年失修，无法快速的运粮，我们大概要花三个月的时间才能才剑阁建立起能够支持探马的仓库，同时还要不断地修路，让粮秣运输变得更顺利、损耗更小。清军的力量每天都在恢复，半年后保宁是不是还会如此空虚很难说，如果我们想在半年内攻打保宁的话，那五个月内我们就需要剑阁储存供一万军队食用一个月的物资……”修路、运粮、建立驿站和仓库，邓名对在场的军官们说道：“我们大概需要十万劳力日夜工作才有可能完成，大劳动量需要足够的粮食，加上损耗，这五个月内我们至少要提供一百万石的粮食。”
一百万粮食邓名倒是拿得出来，不过动员这么多劳力就意味着成都目前所有的生产工作都要停下来。
说完后邓名看到有些军官脸上已经露出泄气的表情，但大多数仍没有意识到什么，邓名在心里暗暗记下：“常备军整训已经有了成绩，但还不够，将来必须要让每一个军官都充分意识到后勤的重要性。”
任堂是所有人中第一个泄气的，在最初的几次战略研究会后，任堂就极力主张攻打保宁不可行，坚决反对以巨大的人力、物力为代价，去赌半年后保宁依然适合进攻。在任堂看来，要不就冒险用少量军队突袭保宁，要不就干脆放弃这个计划，渐渐的邓名也开始接受这个意见。
“不过即使半年后保宁不适合进攻，我们修筑道路和这些仓库也不是没用的。”周开荒指出，如果能够在剑阁驻扎一支有战斗的部队，那就解除了清军从北方威胁成都的可能。
“但都府能长期在剑阁养这么一支军队么？剑阁周围没有人烟了，这支军队需要的东西都需要从都府运去，而且还花费这么大。”任堂最近一直主张要先消化胜利果实，可以先花费一两年的时间恢复生产、整顿部队、储备物资，然后再伺机出动。
这个建议得到不少军官的赞同，不过邓名总觉得很难。依靠从江南缴获的粮食，他可以向平民提供大量的口粮；依靠从湖广得到的武器，邓名可以装备和训练部队，暂时没有生产武器的压力；从李国英那里得到的农具，也可以用来扶持成都的铁匠商行……总之，邓名能够顺利地推行新政，让成都以惊人的速度从战争创伤中恢复，靠的就是巨大的战争红利。甚至可以说，现在是集数省物力于一隅之地，帮助成都的农工商复苏。但当战争红利耗尽后，成都的恢复速度势必要大大减缓，那时农工商各界不但得不到政府的全力支持，还要承担压力，帮明军把这场战争打下去。
第四节 栋梁
除了周开荒以外，也有一些人认为剑阁对川西的安全非常重要，还有少量军官认为明军作为政府军，有责任收复故土并且坚守。幸好这种人并非很多，邓名很容易就打消了他们这种不切合实际的念头，若是邓名切实掌握上百万人口，他也会尝试占据剑阁，至少在江油建立前哨基地。
“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恢复生产，在保证粮产量的基础上，尽可能地训练士卒。”见一时大家都拿不出什么好的攻击目标，邓名就转入下一个议题：“我计划设立一个学习日，在商行里工作的工人，每五天必须放假一天。而且这天商行的老板还需要付工资给工人。”
建立明朝的朱元璋是个工作狂，也不认为天下人有休息的必要，规定除了他的生日、春节和中秋，其他日子都要工作。虽然这个规矩没有被他的子孙执行下去，但休息日也仅限于官吏，普通工匠依旧要日复一日的工作。而在邓名看来，间隔性的休息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而且对他推行全民军事训练也有很有好处：“在学习日这天上午，同秀才都要在常备军的指导下进行训练，我们不是说过，同秀才不免除兵役么？这每隔五天一次的训练就是兵役的一部分，不但工人要参加，商行老板也得参加，学习日官府的雇员除了值班人员其余人也要参加军训。”
清军的绿营也不是每天都进行训练，不同将领积极程度和粮饷充足程度都不相同，清军平均每隔五天出操一个上午，有的十天出操一个上午。就是赵良栋这样的名将，顶多也就是三天进行一次军事训练，训练强度和范围根本无法和成都的常备军相比。
“五天一次的军训，将以亭为单位，每次一个上午，常备军自行决定训练内容，现在的主要目标就是让同秀才能够听懂军事命令、认识旗鼓、学会队列变换。”绿营官兵延续明军的传统，他们在平时或许吃的不好，但在出操那天肯定能够吃一顿饱饭，粮饷的充足同样是制约清军训练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近期没有什么战争风险的时候，各级将领总是倾向于减少训练以节约开支。邓名既然要进行日常训练，当然也不会不考虑到这点：“学习日我们向参加训练的同秀才提供三餐、每个人定额是四斤粮食，吃不完可以带回去；生病可以不参加，但需要郎中证明或是经过士官的检查，如果无故不参加视为逃避兵役，罚四斤粮食。”
现在成都工商阶层并不多，邓名制定城市人口的训练制度是未雨绸缪，更多的人还从事农业生产：“凡是种田的同秀才，农忙时学习日暂停，但差额要在农闲时补齐。都府治下的每一个同秀才，只要年满十八、不满五十，每年就必须参加七十天的训练，在达到这个数字后，剩下的休息日可以自由支配。”
相比把大量的粮食花费在修筑通向江油、剑阁的道路上，邓名觉得还不如用来进行军训。由于同秀才免除了劳役，所有的修筑工作成都都需要支付报酬，而且这对常备军也是一种锻炼，让士官能够借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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