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就是拿不定主意，因为权衡不好利弊，而且我在出兵前已经和将士们说好卖出盐就班师。正因为我迟疑不决，所以我才把诸君请来，希望你们各抒己见。”邓名知道观念不可能一下子扭转，但可以加以诱导，同时他也很想知道这些军官会如何取舍。
邓名宣布自由讨论后，台下的年轻军官们立刻大声交流起来，不久之前他们还都是浙江的义勇军，有一些人也知道商业的利润。不过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次出兵的目的让他们感到有些不解和迷茫。以前在张煌言手下时，无论军队多么缺乏训练和组织，每一个人心里都很清楚他们的目的是为了驱逐鞑虏，夺还汉家江山。而他们浙军的每一次行动都紧密围绕这个目的，是为了从清军手中把土地和政权夺回来。
到了成都之后，邓名给明军更好的训练，更精良的装备，但是邓名的军事目的则远比张煌言要复杂的多，这让很多军官都感到非常的迷惑。就好像这次邓名出兵武昌，就并不是以夺取土地或是歼灭清军军队为目的，而是为了销售他的食盐。
如果仅仅如此，这些军官还能勉强理解为：这是为了改善官兵和成都百姓的生活，为了获得珍贵的物资来进一步提高明军的力量，最终还是为了邓名的大业。但如果仅仅为了满足叶天明垄断盐业贸易而出兵下游的话，那这场战斗对邓名来说到底意义何在呢？无论邓名如何解释，军官们都感到邓名能够从中获得的好处实在拐了太多到弯了，而且军队看起来似乎是在为商人的利益而服务，其次还有百姓的利益，相比之下邓名的利益就显得太少了——这就是封建军队向帝国军队转型时必要出现的思想混乱吧。
“这应该也是一种启蒙吧，真正的帝国军队应该为帝国利益而不是皇帝的利益而行动，”看着台下人热烈讨论的时候，邓名在心里琢磨着这个决定的利弊：“帝国军队无疑比天子之兵更有战斗力，更有为国家而战的欲望，但对皇帝、军阀来说，这很能是一条通向断头台、绞刑架的道路，因为不会有一个封建专制的皇帝因为犯下叛国罪而被判决死刑的，但帝国主义国家就完全不同了，军队真正效忠的是帝国的利益而不是一家一姓。不过我没有什么可担忧的，现在我也就是一个军阀而已，满清十分天下有其九。再说，就算我最后击败了满清，要皇帝担忧犯下叛国罪也得要很多代人以后了吧？”
……
叶天明并非军官，无权参加明军的军官会议，所以只能在营帐外等待消息。
过了足有一个多时辰，邓名才缓缓走出营帐，见状叶天明立刻迎接了上去，满怀着期待问道：“提督，将士们都怎么说？”
邓名手中拿着一份信，他把这份信向叶天明挥舞了一下，然后交给身后一个打扮得十分利落的卫兵，对后者吩咐道：“立刻出发吧。”
“遵命，提督。”那个卫兵向邓名行了一个军礼，大步走向帐外。
“这是我派去舟山的使者，他会和另外两个人带着我刚才给他的那封信去见张尚书。”现在邓名已经从湖广这里得知，达素在把张煌言和马逢知赶出大陆后，已经带着主力前去了福建，汇合耿继茂的福建水师窥视厦门。所以眼下江南又变得空虚，只有蒋国柱、梁化凤他们刚重建的绿营。被两江总督衙门依为长城的江西、苏松水师之前也因为邓名和李来亨的偷袭而全军覆灭，虽然蒋国柱努力重建，但时间只有短短六个月，实力可想而知远不如前。
“他们去舟山？”叶天明轻轻重复了一遍，激励忍耐着心中的激动，等着邓名的下文。
“在信中，我问张尚书有没有兴趣和我列舟长江之上，向南京的虏丑展示我军的兵威。”邓名微微一笑，今天在场的明军军官绝大多数都支持继续进军。不过仅靠邓名手边的这点人马，他觉得威慑效果恐怕有限，而且风险也有些过大：“不过若是见到张尚书，我们可不能说我们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切断长江航运。要是张尚书发现我们的真实目的，那他恐怕会大为光火。”
“提督的意思就是说，您同意为了都府的盐行而发动一场攻势了？”虽然事实摆在眼前，但叶天明还是感到如在梦中一般。
“国民的意愿，就是帝国军队的使命。”邓名微笑着说道，看到面前这个商人脸上的疑惑的表情时，他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不错，我的意思就是，我们将向江西进军，向南京进军，向扬州进军！”
第二十节 合伙
继续向下游的进攻需要一些准备工作，邓名不可能立刻出发，因此他建议叶天明先一步返回成都：“食盐已经都说好卖给武昌了，叶老板跟着我们去下游也没有什么好做的，不如就此返回吧，都府那边还需要叶老板去督促一下，想满足武昌这里每天五万斤的要求可不容易。”
“提督说的是，我这就返回都府，至于那些银子，我想我可以代表都府五大盐行做主，都卖给提督好了。”经过一番仔细计算，叶天明觉得还是从成都购买工具更合算，这些金银对邓名来说非常有用，但在金银不能流通的成都作用就要小很多了。
“价格怎么算？”
“一两银子一百元，怎么样？”叶天明并不打算和邓名讨价还价，如果邓名想继续压低价格，叶天明也不会拒绝。
“好。”邓名高兴地答应了，他写了一个纸条给叶天明，告诉刘晋戈去筹措八百万元支付给叶天明和其他几个盐行。拿走了盐商们的四万两白银后，邓名仍不忘提醒叶天明：“这些钱可还没有扣税哪，等年底的时候都府的税官会收缴四百万的税，你们可千万要记得。”
和叶天明一起返回的还会有一些明军水兵，他们会把那些已经卸空食盐的货船带回成都，与他们一起返回的还会有两千水兵，以保证重庆的水师不会头脑发涨出来找麻烦。
“我支持盐行、愿意为你们的利益去封锁下游并不是为了你们自己。”在给叶天明送行时，邓名郑重地说道，他希望趁着叶天明还没有形成自己的哲学观、世界观之前，尽可能地施加一些影响：“你对我说过，你们赚钱就能让更多的都府百姓多挣钱，你们会提高工资。我相信你说的话，等我返回都府后，我也要亲眼看看你们的账本，我希望叶老板能信守诺言，分出一部分利润给其他的都府百姓。”
“提督放心，我几个月前还是一个辅兵，都府有好几千我苦哈哈的老弟兄，我一定不会吃独食的。”叶天明拍着胸脯保证道，这些日子里邓名一直给他灌输双赢和回报社会思想。
叶天明和部分明军启程返航后，邓名仍在思考该如何建设他的根据地，从小到大，邓名只学习过一种哲学体系，与这种哲学不同的思想他只能通过网络了解到一鳞半爪。如果邓名相信那种他比较完整学习过的哲学体系的话，他就不会想现在这样彷徨。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似乎是这个哲学体系的理论基石吧。”即使是邓名学过的那套哲学，他也不敢说理解的都对，只能独自琢磨。
邓名一直认为事实胜于雄辩，他曾经亲眼见过信奉这套哲学的国家拒不遵守这套哲学断言的社会规律：其中的两个大国，一个曾是世界第二工业强国，另一个是世界第一钢铁生产大国，但其他国家在航海时代能够实行的上层建筑，两大强国在卫星上天的太空时代也因为国情问题实现不了——事实证明，“国情决定上层建筑”，“国情决定生产关系”都要比哲学创始人的那套理论靠谱得多。
邓名记得有句话很好地形容了胜利的不容置疑性：“我们的最终胜利，就连敌人也毫不怀疑。”搁在这套哲学理论上，那就是“这套哲学理论的论断，就连它的虔信者也没当真。”若是创始人泉下有知，那真是情何以堪啊。既然虔信者都能大拆、特拆创始人的台，那邓名只能认为实际操作中有无法逾越的难关，因此他实在不敢用这套哲学做指导理论。
不过十几年教育的威力非同小可，邓名目送叶天明离开后曾一度忐忑不安，担心自己会害了成都的百姓：“我应该是把资本主义放出来了吧？据说它一诞生每个毛孔就都充满了鲜血和其他脏东西，撕下了封建制度下人与人温情脉脉的面纱。”
“无论是孙可望的军屯、还是满洲的八旗包衣，产出的粮食都是用辅兵或汉人的鲜血浇灌出来的。我就是把资本主义这野兽放出来，都府的百姓还能比这过得更惨么？”可邓名仔细一琢磨，认为在中国应该不必担心这个，看过辅兵和百姓受尽欺压、毫无尊严和生命保障的生活后，邓名觉得很难想象有比现在更糟糕、更血淋淋的日子了；邓名估计在欧洲的封建制度下，西方底层百姓会有着比较幸福美好的人生，所以才让创始人痛心疾首地说出那番话来：“这大概是国情不同，我没有去过欧洲，不知道现在欧洲的贵族是不是爱民如子，不知道西方的佃户是不是能有鱼有肉吃着，不用担心被侮辱、欺压，但起码过得会比中国百姓好不少。马老先生受到全世界劳动人民的衷心爱戴、人格伟大，总不会是个信口开河的大忽悠吧？”
尽管邓名想像不出比封建社会更糟糕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不过他还是打算尽量避免这种风险，在叶天明走后，邓名又几次召集军官会议。在几次会议上邓名都提出同样的问题，那就是如何保证都府能够从盐行的盈利中受益：“要求盐行把全部的利润都交出来并不合理，他们承担风险，负责管理、实施食盐生产；不过显然他们从都府政权的支持中受益匪浅，官兵为他们的货物提供保护，帮助他们打击竞争对手，而官兵是由都府百姓组成的，所以如果盐行独吞全部利润显然不合理。”
正如邓名之前见到的那样，整体上来说川军依旧是一支封建军队，上次敢于集体参与对战略的讨论也是因为邓名的授权。当邓名刚刚提出这种全社会共享利益的理论时，很多军官都感到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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