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讲大明天子乃是天下之大害！”任堂义愤填膺地说道。
在邓名的前世，黄宗羲的讲学颇受推崇，他从顺治十年左右开始努力讲学，称君为天下的大害，怒斥大明皇帝聚敛无数，搜刮民脂民膏；还讥笑大明天子从洪武开始，就想把国家当做私人财产，锁进箱子里，永世占为己有。
“当年黄宗羲大骂先帝好色无度，抓蛤蟆炼春药，到底对谁有利？现在黄宗羲大骂国朝天子，岂不是为虏丑张目？”任堂质问道：“提督请他做监生贡院的祭酒，到底想让他教什么？”
“他说的其实没错。”邓名听任堂叙述过前因后果，知道正是这些言论给黄宗羲带来了反封建反专制大思想家的头衔，至少邓名觉得黄宗羲对明朝历任天子的指责不是没有道理的，只是剃了头呆在清廷治下这么说未免有踢死狗的嫌疑。见任堂鼓起嘴还要争论，邓名抢先补充了一句：“只是不合时宜。”
“只是不合时宜吗？”任堂厉声问道，虽然邓名是它的长官，但任堂已经忍不住要力斥其非了。
“就是不合时宜。”邓名再次重申道，黄宗羲的行为就好比在抗日战争期间，呆在日占区历数国民党的腐败罪恶，号召学生们看清中华民国的反动本质——中共在解放战争期间同样责备过国民党顽固坚持独裁、反民主、一党专制这些罪行，并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推翻国民党腐败统治，但中共肯定不会在抗日战争的关键时刻去日占区发出类似号召，因为这些指责虽然没错，但肯定是不合时宜的。
至此邓名已经打消了请黄宗羲去负责四川书院的念头，黄宗羲若是在四川继续这种宣传，那对清廷的帮助说不定比对推广宪政思想还大。
“还是等我光复了中国大半领土之后，再请黄宗羲来讲学吧。”邓名在心里暗暗打定了主意，那个时候再让黄宗羲痛骂封建专制应该就没有大坏处了，现在显然还是太早；而且黄大思想家一边反大明封建的同时，还歌颂清帝是圣人，如果黄大思想家不是出于阿谀逢迎而是真心这样认为的话，邓名知道后果会更不堪设想，那就好比在抗战期间，有知名学者在后方大肆鼓吹日本天皇和大东亚共荣圈一样。
“我这就写给延平郡王的信，等周陪公回来，帮张尚书在崇明站稳脚跟后，我们就回四川。”邓名岔开话题，不再与任堂争论大明天子是不是圣明的问题，帮助闽浙明军同心协力后，邓名知道西南还有一大堆麻烦要处理：“等返回四川后，我要再去一趟昆明。”
“提督要亲自去昆明吗？”听到邓名的这个打算后，周开荒立刻就叫起来。
“提督不会亲自去得，肯定是派一个使者。”任堂不满地瞪了周开荒一眼，事关邓名的安全，他马上也忘记了刚才的争执。
“不，我就是要亲自去一趟昆明，到时候你们接着练兵，不要松懈了，让赵千户陪我走一趟。”
第六节 亲征（上）
周沛公只用了三天就从南京返回，大部分合约条款两人都早已达成共识，最主要的军事方面：在对合约绝对保密的前提下，明军在十天内放弃镇江，舟山军撤退回崇明，不得无故登岸；而川军以最快的速度返回湖广，不得在江南境内托词逗留。对应的，南京方面负责向北京保证可以独自面对崇明，并不尝试重建水师或是做出其他威胁崇明的举动。
不过在军事合约之外，还有商贸问题，周培公要求仿效武昌的例子，由南京方面负责组建销赃商行，而不能由着舟山军明目张胆地进入江南领地四下贸易。就连出货周培公也要求由这个商团负责，而周培公拿出来的理由也很冠冕堂皇，那就是安全和保密需要。
对于货物价格邓名并不担心，最大的利润是由运输带来的，只要明军负责大部分的运输，那定价就不可能由南京说了算。尤其是利润最可观的海贸方面，更是南京无法插手的，或许南京知道海贸的利润很高，但到底舟山军和延平的交易价格仍是南京方面无法知晓的，除非明军这边主动透露。
“这些交易一律用银子核算。”周培公见邓名沉吟不语，又补充了一条他认为很重要的条款。
“看来周培公是发现武昌那边的货吃亏了。”邓名本来也无意在南京这边使用欠条政策，至少现在时机未到，他刚才没有立刻答应主要还是担心南京会突然切断货源，官员的信用一向不好，所以邓名同样想插手其中，设法扶持、培养一个财富和明军息息相关的利益集团。
“好吧，用银子核算。”邓名痛快地答应了周培公的要求，不过他马上拿出一个交换条件：“既然江宁巡抚不打算重建水师，那就把造船匠给我吧，反正马上就要禁海了，造一些漕船总要不了现在这么多造船匠吧。”
“邓提督打算把他们要走然后造战舰打我们么？”周培公冷笑一声：“巡抚大人怎么可能会同意？”
“我是打算在四川造一些船，如果没有足够的船，货物就无法运输，此外想运货去海外也需要大量的船只。”邓名耐心地给周培公解释起来：“海贸一本万利，江南丝绸卖给武昌售价顶多涨个三、四成，而卖给延平郡王至少能翻一、两番，瓷器可能还要高。”
“一两番吗？”周培公有些奇怪邓名为何要告诉自己这个价格，不过还是忍不住感叹了一声：“确实是大利啊，延平那里肯定还要赚一些吧。”
“延平能赚多少我就不知道了，但如果没有这些船，紧靠四川的十万百姓，我是养活不了多少军队的。”上次周培公走后，邓名花了足有一晚上来揣摩周培公的心理，认为自己把握到了一些对方的脉搏：“要是我军队多一些，周布政使的位置也越发地稳了吧？”
“我是朝廷忠臣，邓提督休要小看人。”周培公冷冷地说道，接着话锋一转：“但我若是帮提督多造商船的话，提督打算怎么回报我？官职不能算，那是朝廷给的恩典。”
“我们联合成立一个商行如何？不，应该叫商团为好。”邓名拿出了他的方案，这是一个有别于武昌模式的方案，这个商团从清廷控制区收购货物，由两江总督衙门负责掩护，运到崇明岛后出售给郑成功，中间的差价都是商团的利润：“赚的钱三、七开，你三我七，怎么样？”
周培公哈哈大笑了两声：“提督是想讨价还价到四、六吗？先开个三七等我开口说五五时好还价。”
“周布政使知我肺腑啊。”邓名也是一笑：“那就五五吧，这事定下来了吗？”
“可我怎么知道提督到底挣了多少钱？”周培公反问道。
“这个容易，周布政使可以派几个账房来嘛，合伙做生意，还能不让查账不成？”邓名慷慨地说道。
“好吧，就这样定了。”周培公对这个协议很满意，谁都知道海贸利润巨大，但没有渠道也只能干瞪眼，这样直接从明军的利润里分走一半，不但比他原先的计划收益高，而且也不怕邓名再给自己下类似欠条换货的套。有了这么一大笔银子的收入，不但有了收买知情人所需要的经费，还可以让两江总督衙门上下都分到些油水。
明军放弃了一部分利益，不过既然崇明允许两江总督的账房一起管账，那他们进货的账本明军也理所当然地可以过目，这样崇明对货源和出货商也不会两眼一抹黑，要是两江总督衙门变卦，那明军展开走私也要方便许多。
“那造船工匠一事。”
“全包在我身上。”周培公已经想好了和蒋国柱的说辞，朝廷禁海在即，船厂解散，除了留下一些漕船所需的造船匠外，剩下的显然都要遣散去种地，给了邓名也没有什么损失；对于蒋国柱可能的不安，周培公打算从两个方面说明，一方面是战术性的：邓名无法侵占江南是因为他兵力不足，而不是因为船少，而且船多先倒霉的也是李国英；另一方面是战略性的：周培公打算向蒋国柱指出，邓名和郑成功不同，下江南是图财不是想扩大地盘，邓名船多挣钱就多，老虎吃饱了就不伤人了——以邓名的好财表现来看，如果真达成了协议，邓名不好好合作挣钱反倒和两江厮打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或许再过个十年，如果邓名那时不但没有被朝廷剿灭反倒打跑了李国英，想出川扩大地盘了，那首当其冲的也是湖广，再说那时蒋国柱说不定早就离开南京了。现在的当务之急还是把邓老虎喂饱，让他不要赖在江南不走，而且南京还可以得到一大笔银子。
和周培公达成协议后，邓名觉得不需要再长期留在江南了：“黄梧的禁海令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展开，只要在这期间完善崇明通道，清廷毁灭了沿海海商也不会对闽军构成致命打击，郑成功可以持续对沿海形成压力，舟山也不会因为物资匮乏而崩溃。东南的局面依然可以稳定而不会急剧恶化。嗯，只要能帮助李定国收复贵州、广西领土，局面就能恢复到三王内讧前的局面，也就摆脱了旦夕覆灭的危机。不过吴三桂实在是块硬骨头，四川也还有李国英，我该如何是好呢？”
……
北京，接到了张朝的奏章后，顺治的心情就非常不好，一个年轻的汉人官员异军突起，不但掌握了一支看上去颇有战斗力的军队，还得到地方官民的赞赏，这不能不令朝廷感到威胁。等蒋国柱的奏章也送到后，顺治的心情就变得更差了，周培公的人望比他想象的还要高，而且军队也强得有些吓人了。
大臣都建议顺治同意蒋国柱和张朝的请求，给周培公以殊荣，顺治心里也知道这是最稳妥的办法。但如果答应了两江大臣的请求，那周培公的名声无疑会更加高涨，代理江南布政使、挂着一个江西布政使的衔，还有一个武昌知府的本官，这简直就是擎天一柱了嘛，要是周培公又把邓名击败了，朝廷又该如何赏赐？
正是因为这个顾虑，顺治迟迟没有对两江的奏章做出批复。这段时间他的宠妾董鄂妃还病重，让顺治更是感到祸不单行。
今天朝臣们上朝的时候就感到宫殿内气氛不对，担任御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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