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来亨也不知道贸易量有多大，就说了一个十万两的数字，邓名没有一口答应下来，而是表示等他检查过账册，对长江贸易量心里有数后再确定。
刘体纯也同意接受邓名一定的赔偿，不提高税收，把各户的税赋锁死在去年的基准上。这套解决方案只是暂缓了矛盾的爆发，因为它太僵硬了，明军或许在刚刚签订条款的时候认真执行，但不可能连续几年对真正的开垦都视而不见；万一遇到灾害或丰收也无法调整。一旦出现变更，就会有机可乘，而增加一点税收对将领和手下有利。
为了维持自己的信用以便继续通过贸易获得收益，邓名可以向刘体纯和李来亨提供补偿，不过即使他提供了这种补偿，也无法保证另外两个人不偷偷地多收一点税；或是猜测别人在偷偷多收税；或是怀疑邓名的分配比例不合理。任何一种情况都会导致协约失效，没人能无限退让，也没有人能准确地知道别人的底线，而在无意跨过时，明军内部的统一战争就要开始了。
不过不管怎么样，这个协议还是能拖延矛盾的爆发，避免明军将领立刻面对三输局面和统一战争二选一的困境——现在满清占据天下的十分之九，在满清虎视眈眈的情况下，统一战争肯定导致三输。
委员会的成员由三家共同指派，原则上大家都同意把所有纠纷都放在委员会里解决，如果有矛盾也不互相指责，而是等待委员会的审核检查。李来亨和刘体纯都认为这样很完美了，再次巩固了抗清同盟的关系，消除了彼此间的矛盾，但邓名却感觉未必够。
“委员会是我们三个人任命的，如果到时候我们的使者都固执己见，坚持不肯退让怎么办？”说到底这只是一个沟通机构，而在税收的问题上，很可能李来亨和刘体纯联合起来对付邓名，虽然要求不合理，但是能够在争论中占据上风；邓名也可能与李来亨或是与刘体纯中的一个人联合，因为共同利益而让不合理的要求得到通过。一旦这个沟通机构失去作用，那么内耗就会失去控制，明军就重新面对自杀方式二选一的局面。
简而言之，这个委员会是完全靠明军军阀的道德和大局观来维持的，并且无时无刻都在伤害着他们的独裁权力。而邓名认为无论是道德还是大局观都是靠不住的，就算他本人、刘体纯和李来亨都能够在蜜月期控制自己，其他人怎么办？如果没有行之有效的减少内耗的方法，那么将来委员会说不定还要对郝摇旗、贺珍发动统一战争，总不能指望全部的明军将领都拥有自我牺牲的大局观和高尚道德。
终究还是要有一个人来扮演狼王和猴王的角色，从族群的高度做出最后的决定。在邓名所知的宪政模式中，这个近乎神一样的角色是由法官来扮演的。所以邓名本想提出由提刑官负责，不过转念一想，成都府的提刑官基本就是他的下属，而且还是袁宗第的侄子，不要说李来亨和刘体纯，就是邓名本人都怀疑他能否秉公执法。
“如果我们出了纠纷，僵持不下的话，就交给文督师决定，大家以为如何？”
猴王和狼王都是因为至强而成为至尊，人类社会也是同样；不过现在四川明军很难说谁是至强。邓名最有钱，大家也公认他的实力强，但根基不稳，手下又是派系众多，若是不真刀实枪的比划一下，大家对此还是有怀疑的。
即使击杀了顺治皇帝也只是让邓名变得最有名，就好比当初李定国两厥名王，但他到底是不是西营中的至强，孙可望和刘文秀还是有怀疑的，最后还是靠内讧或者说西营内部的统一战争确定了至强也就是至尊的地位。
而邓名提出的这个人选明显不是四川明军中的最强者，虽然邓名给了文安之不少钱，但奉节的兵马也就是能够保护文安之的安全而已，真要兵戎相见，文安之可能连最弱的明军将领都打不过。再说他岁数一大把，不用打仗，光征战奔波就能要了他半条命。
不过文安之有比较崇高的威望，他古稀之年站出来为大明效力，谁都不怀疑文安之能站在全局的高度看问题；而且文安之实力最弱，完全不具有争夺武力第一人的资格，这样大家也不用担心他故意偏袒，削弱盟友培植嫡系。
但李来亨和刘体纯还是没有立刻答应下来，他们倒是不担心文安之想扩充自己的力量，但文安之明显对邓名极有好感，他们就怕文安之在邓名理亏的时候仍然支持邓名的无理要求。
这两人虽然心里有这样的担忧但却没有明确说出来，倒是邓名主动挑破：“我们建立这个委员会就是为了保证我们不会发生重大纠纷，不让我们自家人打起来，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如果闹内讧，和拿刀子抹脖子没有什么两样。文督师深明大义，也很了解如果不能让我们齐心合力，那迟早是被鞑子消灭的命。我们不妨发表一个公开的宣言，告诉天下人，我们建立这个委员会就是为了永远放弃用武力解决纠纷的权利，而文督师的责任就是让我们能够永远不必撕毁宣言，重新拾起刀枪。以文督师的高瞻远瞩，他一定不会故意偏袒谁的，否则那就是大伙儿一块死。”
邓名的信用很好，而且说的也是正理，明军一旦再发生内讧无疑就是全军覆灭，但内耗问题也一定要设法协调。这个宣言发布天下，文安之为了中兴大业也不能让明军内部乱起来，他的判决肯定会秉持公道。
“文督师德高望重，我同意。”李来亨首先响应道：“无论文督师做出了什么判决，我就算不服也会服从。”
邓名也做出了相同的保证，过大家心里都明白，如果文安之真的蛮不讲理，那最后肯定是谁都不服从，而且奉节还没有强迫大家服从的武力。
“但有一个问题，这并不符合朝廷的法度。”刘体纯没有匆匆附和，而是指出了一个严重的漏洞，那就是这个宣言不附和大明律，而且还有损永历朝廷的威信——将领们公开宣布，他们内部的矛盾可能会导致战争，如果不好好协调就可能爆发冲突——虽然这是大实话，但武将们不承认自己是能够忍辱负重的忠臣孝子，确实有伤朝廷的脸面。
“哎，这还不好办。”邓名知道刘体纯并非不满意这个处理方法，但是他需要有人带头出来否认朝廷的权威，不过这种事邓名已经不是第一次办了，上次他在建昌的时候就干过一次：“我们这个宣言一开头就表明我们是事急从权，现在天子南狩，大明律自然失效，等皇上回鸾后，我们再把这个委员会和文督师的审判权呈给皇上圣裁。”
“好！”
刘体纯心满意足地表示愿意在这个宣言上联署，而且他们三个都同意，这个新联盟将是开放性的，将来如果有其他明军将领愿意接受委员会和奉节的仲裁和审判权，那么联盟也会欢迎他们的加入。
第二十八节 大敌（上）
明永历十五年、清顺治十八年，二月二十五日，重庆。
川陕总督李国英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呆在重庆，亲自镇守这个嘉陵江、长江上的重镇。顺治生前确实履行了他对李国英的保证，源源不断地给陕西送去额外的补给。依靠这些经费，李国英不但能招募新兵，保证从保宁向重庆的持续运输，还给嘉陵江水师以适当的拨款；在保证陆军快速恢复元气的同时，让水师能够维持下去，甚至能保证一个月进行一次训练。
邓名率领主力前去武昌的时候，李国英判断邓名很快就会返回，所以并没有让自己弱小的水师趁机出去骚扰的打算。但不久后李国英就得知邓名顺流而下，直奔江西去了。强大的西川水师已经远离四川而去，重庆城又看到西川的船只络绎不绝地往来于长江之上，这自然让李国英有了攻击的目标。
不过尽管西川的水师主力已经离去，但万县的袁宗第一直在努力保护着这段长江航道，而李国英之前既然没有想到邓名会再次离川远去，自然也不会有让嘉陵江水师出去挑战强大的西川的念头；直到再三确认邓名越过武昌后，李国英才急忙追加了给嘉陵江水师的拨款，增加了训练强度。
所以在最初一段时间里，虽然只有万县袁宗第的水师再加上邓名留下的部分战舰，清军水师照样被堵在嘉陵江里不敢出去。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李国英的水师渐渐变得强大起来，给长江航运造成了越来越大的压力，而万县的距离则抵消了明军战舰上的优势。
尽管张勇等将领开始请战，但李国英仍不愿意冒险，他决心尽可能地利用占据重庆带来的地理优势，经常性地把水师放在江口向明军的船队耀武扬威；为了防备清军随时可能发动的突袭，明军再也不敢像以前那样呈小船队规模通过重庆，而是每次都要在叙州或是万县完成集结，然后在明军水师主力的重重掩护下才渡过重庆。
每次都不得不大规模出动，导致明军对长江航运的利用率大减，无论是上游还是下游，装满了货物的明军船只也不敢启程，而要等全体船只都做好准备后再一起出发。
尽管一直没有给过往的明军船只造成损失，但李国英觉得这种战略就很好了，他对那些请战将领说，这样就已经扼住了明军的喉咙，清军水师在重庆的存在，会让明军的航运量大减。而且李国英还认为，如果清军贸然出战，一旦在交锋中严重受损，那明军的航运马上就会重新活跃起来。
张勇等人都认为李国英过于保守，不过李国英是川陕总督，他亲自坐镇重庆自然一言九鼎，谁也无法改变他的心意。为了安抚这些急着报仇、立功的大将，李国英还耐心地给他们分析起来：每次明军船团逆流而上通过重庆时，万县的明军水师都要全面动员，而且还要跟着明军的船队前往叙州，以便保护它们回航；这一次次兴师动众，让明军的花费、损耗远比清军要大得多，在明军一趟趟徒劳无益地奔波于长江上时，清军可以加强训练，用节省下来的钱制造更多的弓箭和船只。在李国英看来，这种航运是成都和万县难以长期承担的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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