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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邓名不能只从军事角度考虑问题，养大量的常备军就意味着更大的财政支出。现在成都以二十万男丁的力量，承担三、四千常备军兵力并不是很轻松的负担，而且这些常备军的人均花销极大，不但需要高强度的训练，而且待遇也远远超过清军的绿营。仅依靠成都的农业产出，这几千常备军就能把政府吃穷。
除了常备军以外，邓名还推行普遍的五日一操军训，这更是耗费巨大的项目，如果不是依靠从江南获得的大量缴获，成都政府早就破产了。再算上给军人的津贴，对铁匠铺、马行的扶持，成都政府在军事上总的投入远超过清廷在湖广、两江四省之和。据熊兰和秦修采的计算，成都的军事类支出与包括长江贸易在内的所有收入持平。如果邓名想推广教育，那就只能靠出售缴获来获得经费。偏偏邓名还制定了雄心勃勃的教育计划，熊兰和秦修采这两个负责财政的官员都警告邓名，虽然在江南的收入巨大，但庞大的教育计划也会在三年之内把成都的储蓄耗尽，到时候如果成都扶持的工业不能带来新的税源的话，财政危机是不可避免的。
虽然邓名对工商发展后的前景有信心，并认为长江贸易能够带来更多的收入，但他也得提防意外情况。到时候如果迫不得已再发动对江南的战争，实在利弊难说，那会导致长江贸易萎缩，而且毫无道理的进攻还会刺激已经向成都妥协的东南各省的督抚。
“如果我们把大量的士兵养在军队中，将来说不定会出现很多兵油子，所有的人都想长久的活下去吧。”教育开支邓名不想砍，福利和军事开支没法砍，因此邓名在扩大军费支出这个问题上显得很谨慎：“反正我不能养士兵一辈子，这样吧，我认为除了征召兵外，也可以募兵，但这个兵绝不能一募就是一辈子。”
邓名拿出的办法就是合同兵，老兵可以和军方签署两年的合同，到期后续签，如果士兵想退伍，或是军方认为某个士兵懈怠，双方都可以停止签署新的合同。
“三年之内，马行、铁行应该能够盈利了，不用我们这样拼命地扶持了，到时候还能给我们交税。”邓名确定了新的募兵规则后，就开始琢磨开源节流的问题：“如果财政不能平衡，就得想办法扩大长江贸易，迫使湖广、两江购买四川的货物，嗯，市场还不够大，或许应该想想浙江、福建，甚至尽早地发起对浙江、福建的进攻，迫使他们像两江和湖广一样向我们提供贸易便利。”
……
至于对刘曜、杨有才等人的安排，邓名也有了初步的设想，他很快宣布成立一个参议院，刘曜、杨有才等人都进去当议员。暂时这个议院里只有一群前青城山军阀，还加上一个前蒙八旗的统领。这些人不养不行，可是白养着不干活影响又不太好，邓名就让他们去参政院里领一份闲钱，议论成都的政策——这群人统统有豁免权，不必担心成都官员的打击报复。
在其他人看来，这个议院就是给有功但是没用的人建立的养老院，豁免权也是酬功的一部分，同时还能肩负一部分言官的工作，算是发挥余热了——这也确实是邓名的用意之一。邓名一连几个月甚至大半年地离开成都，刘晋戈、熊兰他们互相告状，邓名也分不清到底是谁理亏，有这帮议员没事议论几句，也是一种制衡。这帮议员的工资虽然不少，但因为解散了一万个都江堰的屯兵，一万个纳税人提供的税金总要比议员们的工资多得多，所以邓名安慰自己毕竟还是赚了。刘曜那一帮人不用说，成都好几万人都曾经是他们的手下；那个蒙古统领也有好几百个同族人，他们没有什么顾忌和担心，天天在议院里指指点点也有助于邓名了解更多的情况。
在成都呆了几天后，邓名通过刘晋戈的报告发现，重庆的威胁比他想象得要大。
上次重庆的清军被明军打得几乎全军覆灭，邓名以为清军会老老实实地退回保宁甚至广元、汉中去，听说李国英还有胆子威胁长江航运就够出乎他意料的。现在得知赵良栋和王进宝居然都不在重庆，根据情报，他们早早就离开重庆了，很可能是回陕西去了。
李国英本人坐镇重庆，还把两个大将和手下最有战斗力的一支军队送走，这说明李国英很可能并没有对成都死心，两个大将不呆在急需兵力的重庆，多半是回陕西编练新兵去了。而且还有一条重要的情报，那就是二人走了之后，重庆的兵力依旧在增加，现在虽然只有两万左右，但其中多了几百个满洲八旗。
李国英拿到的钱肯定不少啊。在汉水流域被郝摇旗和贺珍控制住后，湖广和江南的物资难以转运到陕西，重庆位于陆地补给线的尽头，巨大的运输损耗，再加上沿途官吏杂七杂八的开支，重庆每消耗一石的补给，可能需要从江南运出十石以上。在赵良栋和王进宝神秘失踪的同时，重庆的兵力居然还能增加，可见清廷给川陕总督的投入很可观，而且这几百个满洲八旗驻防，表明了攻击四川是满清高层的战略。
在湖广的时候，张长庚告诉邓名满清打算抽调部队——很可能是从山西抽调部队去四川助战，不过不管是张长庚还是邓名，都没把这个情报当真。除了经济代价外，邓名认为这可能只是清廷的一个姿态而已，皇帝都被杀了，清廷不放几句狠话有点说不过去，但真正付诸实行的可能性极小。
“现在看来，说不定北京还不是说着玩的。”邓名很快就召集了军官会议，讨论重庆的威胁：“说不定北京真想抽调山西绿营入川攻打我们，赵良栋不是练了好久的兵了吗？算算也差不多可以出动了。”
“可他们到底想怎么攻打我们呢？”尽管有情报，但将领们仍觉得这个战略听上去不可思议：“从重庆沿着长江到叙州，然后逆岷江而上进攻成都？他们这不是来送死嘛。”
放在明末或许可行，那时四川人口稠密，军队可以指望从当地获得补给，只要军队保持前进，就不愁找不到新的居民，可以从百姓手中获得粮食，辅兵的损耗也可以靠抓壮丁来补充。但现在四川每平方公里内的活人不超过一个，粮秣和辅兵的补充完全依靠水路，就凭嘉陵江的水师，他们只要敢出重庆河口一步就是全军覆灭。
也许清军打算模仿高明瞻走剑阁的老路，带上十万辅兵，不惜代价地一路披荆斩棘过来，还是有机会让两、三万披甲靠近都府的。不过若是清军打着这个主意的话，他们在重庆屯兵又是为了什么？
“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找机会把重庆拿下吧。也没有必要坚守，毁了重庆的城墙，消灭了嘉陵江水师就行。”邓名也猜不透北京的想法。如果明军打算出发去扫荡浙江、福建，肯定要把主力舰队和大量的军队带走，拔掉了重庆的清军，就不用担心清廷从西面威胁叙州了，成都也可以专心防备清军走剑阁进行军事冒险。
第三十二节 才能（下）
重庆虽然具有威胁，但邓名无意立刻去攻打，因为大批士兵刚刚返回久别的成都，初次进入四川的几万男丁也没有来得及安置。现在成都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消化胜利果实，积极开始春耕，以保证今年的收成。现在成都大约有十万拥有二十亩耕地的人，加上其他人的耕地，今年有望将成都周边的耕地恢复到三百万亩的水平。即使不算成都府现在的储备，这些土地的产出也能够供应几十万人口所需，是成都获得更多工业人口的基础。
迅速恢复的农业给农具生产带来极大的压力，成都的各家铁行日夜加班，加上进口的农具，现在也只能让每个农夫有一、两件最基本的工具。虽然农夫手里有粮食，但新年后无处获得新工具，破旧的农具也难以修理，只能自行简单修复，这大大加重了他们的生产压力。更严重的是缺乏耕牛，明军收集了一些牲口，又从江南带回了大批的牛，但直到目前为止成都拥有的耕牛依然不到五千头，若是每个农夫只有两亩地，那这个数字是足够了，但现在成都农夫拥有的土地数量很大，即使各亭积极组织耕牛队，依然远远无法满足需要。没有足够的牛马，就需要靠人力来承担大部分的春耕工作。在成都的牛马行步入正轨前，邓名对此也是束手无策。
不过随着大片土地被开垦出来，再加上成都执行的轻税政策，居民不但能够吃饱，而且还有余力蓄养牲口。最近已经有人向知府衙门申请养殖猪羊，让邓名高兴的是，这些养殖户都很有雄心壮志，他们不是以户为单位的单养——由于人均拥有土地的数目高，大部分家庭也没有多少余力自己养猪了——这些养殖户都想收购粮草、雇佣人手，大量地畜牧牲口，然后出售。
蒙古人才来了几天，有几个正筹备开展养殖商行的人就找上了他们，想雇佣蒙古人去帮他们养羊。但蒙古人大都拒绝了，他们宁可去马行养马或是教人骑马，也不想去当羊倌——如同汉人心目中的军户一样，蒙古人觉得羊倌都是贫穷而且没有前途的工作，他们不想绕了一大圈又返回他们在草原上的原始职业。
“就算满清真的抽调山西绿营，多半也得几个月后才能到来。”粮食产量节节提高能够支持更多的成都人口从事其他行业，因此邓名虽然手中的粮食充足，仍然很重视春耕，他计划在收获后再次征集部队，然后发起对重庆的预防性进攻：“农闲时我们可以征召农民入伍，那时候发动攻击不会严重影响工业和矿业生产。”
虽然水师不敢轻易进入嘉陵江，但是可以把陆军运输到重庆附近并保证后勤运输，邓名打算围困重庆，看看有没有机会重创重庆绿营。只要能把李国英逼进重庆坚守，明军就可以好好地侦探一番嘉陵江的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