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这些人来说，邓名手下的闯营军官其实相当有限，只有三堵墙的带队军官看法和刘体纯一致，那就是这帮都是为富不仁的家伙，又剃头降了鞑子，称得上是罪大恶极了。不过持这种观点的人寥寥无几，声音很快就被淹没在其他人的反对声中。
赵天霸听不下去了，站起来叫道：“连虏廷任命的督抚都觉得他们是忠于虏廷的铁杆，那还有什么可怀疑的？这种败类不趁早消灭，难道还等着他们给虏廷捐金助饷吗？”
赵天霸的话让大部分声音都平息下来，他在军队中军衔最高，也确实有本事，虽然邓名的讨论会上可以畅所欲言，但军队归根结底还是这个世界上最专制的地方，所以见到高级军官发言后，与赵天霸意见相反的就开始检讨是不是自己的看法有误。
“我们怎么知道这些人是不是铁杆的拥清派呢？”邓名见会场上寂静下来，就只好自己站出来提问。
“蒋国柱已经对虏廷有了异心，肯定要除掉那些拥护虏廷的。”赵天霸理直气壮的答道。
“说的不错，但名单是蒋国柱提供的，你怎么知道他不会因为觊觎一些人的家产而把他们的名字写上去？或许这个人曾经和我们做过生意，或许是一个心怀大明的人——这对蒋国柱一样是有害的，不是吗？毕竟现在他还是虏廷的江宁巡抚，听说年底就可能正式升任两江总督了。对蒋国柱和张朝来说，那些可能向北京通风报信的人是不可靠的，但是那些有可能向我们通风报信，看上去有可能投向我们的人一样是影响他们稳固统治的人。”邓名觉得如果蒋国柱收拾一批明军潜在支持者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证据总是容易伪造的，明军的行动都是蒋国柱他们安排的，不太可能在行动前逐个查实，而且就邓名对刘体纯、郝摇旗他们的了解，他们说不定会认为剃头的缙绅都该死，尤其是贺珍，若是贺扒皮参加行动，邓名怀疑他都未必会受到蒋国柱的名单限制。
赵天霸楞了一会儿，见他迟迟没有回答，邓名就鼓励地说道：“你不是想负责这次军事行动么？那么就当这是我的考试，你打算如何给我满意的回答？”
军营里的军官都望着赵天霸，等了很久以后，赵天霸没有回答问题而是反问道：“大帅是不是不同意出征江南？”
“如果情况像信上说的这么糟糕的话，我们确实应该做一些事，也应该慎重地考虑我们是否能够利用这个机会为川西谋取利益。现在我们不在江南所以无法知道到底该如何处理，我只是想知道，你都计划用什么手段去了解情况，如何确信你的应对是正确的，是对川西有利的。”邓名顿了一顿后又道：“记住，周培公可不是什么好东西，心狠手辣，他提出来的计划，一定是他能在其中得到最多的好处，想把我们当刀子用。我无法参与此事，所以无法给你任何建议，因此你必须有切实可行的方法来识破周培公的伎俩，让我们不至于蒙受损失。”
邓名一连串的问题让赵天霸又把头低下去思考起来，又是一段漫长的等待时间后，赵天霸抬起头再次问道：“我想知道，大帅是不是认为江南的这些投敌缙绅不该死？”
“是的，我不认为他们该死。”邓名点点头，对西营和闯营来说，缙绅一直就是他们的敌人，明朝时期他们向明廷提供官员和物资，镇压闯西两军；等清军平定江南后，缙绅或许比较同情张煌言和郑成功，但对闯营和西营依旧很不友好，在这种对立仇恨情绪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闯营和西营将领，他们和前辈一样对缙绅没有丝毫好感，杀了也就杀了，没有丝毫的心理负担：“和上次围攻扬州时一样，当漕工来对抗我们的时候，那他们就是敌人，格杀勿论。如果清廷的铁杆支持者和漕头一样组织人马来对抗我们，或是和盐商一样自愿地给清廷捐助大量的军饷，我们当然要攻击他们。但我们要让这些人罪有应得，而不是然有钱人死非其罪。顺便说一声，天台山那仗我不太赞同巩昌王的做法，我们应该和鞑子有所不同，不光是不剃头。”
散会后，赵天霸又一次来找邓名：“大帅，我不回都府了，我还是和您一起去缅甸救皇上吧。”
“为什么？”
“才知道关二爷不是那么好做的。”赵天霸垂头丧气地说道，邓名的问题他一个也回答不了，不知道该如何做出对川西最有利的决策。
“是吗？”邓名有些遗憾地说道，不过如果赵天霸给不出合理的回答，那他确实还不适合独当一面的重任。
“我仔细想了想，大帅说的很有道理，周培公一定不安好心，他的奸诈狡猾我也是见识过的，他多半觉得夔东都是前闯营的人，用来杀他想杀的那些缙绅会很顺手。”
“你能这么想就很不错了，你不打算去试试吗？我可以再给你些时间琢磨对策。”
“算了，和这种小人斗心眼，实在不是我的长项，到时候坏了大帅的事，说不定就会一怒之下把周培公那厮也宰了，那就更给大帅添乱了。”赵天霸倒是很看得开，同时还建议邓名道：“那也不能让刘晋戈和袁象说了算，他们俩都有父子之情在，未必会做出对西川最好的决定。”
“这个我很明白，既然你不回去了，那我就只好另找他人，幸好我有备用人选，他们一定会从川西的利益出发、他们也只会考虑都府和叙州的利益。”
“谁，穆贪赃还是任孔明？”赵天霸脱口问道，他觉得这两个人也有些牵扯，浙派和闽派都和江南士人的关系不错。
“议院的青城派，还有议会的商行老板，我不在的时候，议院和议会一致通过的决议，就是我的命令。”
第九节 授权（下）
派人给邓名送信的时候，任堂等人就返回了叙州，并把委员会的决议通报给了成都。不久后，除了镇守叙州的李星汉外，参加奉节会议的三人都返回了成都，川西集团的高官们齐居一堂，讨论如何在邓名不在的情况下进行决策。
正如赵天霸担心的那样，邓名的命令传回来之前，川西集团的内部出现了严重的意见分歧。
刘晋戈和袁象虽然权衡不清里面的利弊，但他们的老子都在委员会发话了，两位知府大人也不好表示反对，就支支吾吾地说扫荡一遍江南缙绅大概没什么坏处。贺道宁到川西的时间最短，归属感更差，而且他的职务是提刑官，不插手具体政务，所以对航运、江南贸易的认识不是很深刻，因此贺道宁对委员会的决议最为支持。而且贺道宁还深受他父亲的影响，总觉得既然有钱挣，那就先拿到手里再说。
反对最厉害的就是任堂，其次则是穆谭。张煌言、郑成功与江南士林的关系友善，任堂和穆谭表示绝对不能接受清廷的提议。最激进的任堂甚至表示，如果清廷屠杀缙绅，那么明军应该出兵干涉，并要求夔东军阀不得参与，否则就要减少给他们的津贴。
无论是贺道宁还是任堂，他们俩人的激进意见显然是不能接受的，刘晋戈认为，这件事的关键在于到底会对川西的航运贸易构成多大的影响。虽然刘晋戈知道他完全是因为父亲的背景才坐上成都知府这把交椅的，也知道这次委员会上他父亲坚定地支持这个计划，但既然刘晋戈已经坐上这把椅子了，那他就不可避免地要考虑到川西的利益——刘晋戈不会明目张胆地反对他父亲，如果大家都赞同，他就算担心也绝不会出头当逆子；但既然两方的意见争执不下，刘晋戈的态度就暧昧起来。
现在川西支撑欠条的早已经不是粮食，而是盐商卖去湖广的大量食盐，还有武昌送回的大量货物。正因为欠条能够保证买到各种商品，所以即使粮价不断下跌，欠条却依旧坚挺——熊兰不同意发动这场战争，因为他担心这场战争会让湖广的缙绅兔死狐悲，而且湖广的食盐也有一部分是要销售去两江的。如果失去了源源不断的廉价货物，欠条的信用就会受影响，这是熊兰不能容忍的——熊兰可是始终牢牢记得邓名那句“杀粮官”的警告。最后，熊兰也认为周培公不好对付，如果完全按照对方的剧本去演，最后明军一定费劲不讨好。
不过熊兰也无法说服大家，因为贺道宁反问了一句，是不是一定会让武昌的贸易受影响？熊兰当然没有证据说一定会有影响，所以刘晋戈依旧不肯当逆子，而周开荒也不会公开反对闯营的发财计划。
如果邓名在成都，那么所有的人都不需要担心，只要邓名开口，刘晋戈、袁象、贺道宁就很容易向他们的各自的老子做解释，而且夔东众将也不会埋怨到他们头上；即使邓名不在，只要川西是一个统一的集团，能够对外用一种声音说话，那么也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大家可以平分埋怨，个别人也可以向亲人解释自己是身不由己。
但川西集团从来就不是一个统一的集团，邓名刚刚把这个班子搭起来两年，中间还不断有新的成员加入。在正常情况下，刚成立两年的团体不会有太多的人，对外也容易团结，但川西集团现在已经是全国性的大规模团伙，好歹也有几十万人，高官还都来自五湖四海。这导致川西集团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集团，而是类似超大型的联合会。最关键的是邓名从来没有进行过内部的统一战争，即使是一个几百人组成的马匪联合会，盟主都要宰一个不开眼的盟友立威的。
川西集团的基础完全建立在对邓名的尊敬上，当领袖不在，顿时呈现出一盘散沙的状况。又过了几天，刘体纯等人的说客抵达成都后，刘晋戈的态度就变得更加模糊不清，开始声称他是坚决支持委员会决定的，而且还说这是委员会的第一次重要的决策，应该得到良好的执行，以体现整个同盟的团结。
而熊兰则全力反驳刘晋戈，称委员会是为了讨价还价而设立的，即使委员会坚持要出兵，川西也可以因为自己的原因而拒绝，大不了赔偿一些货物就是了。正好刘晋戈上次拨给他父亲不少东西，就当预付的好了。
刘晋戈和熊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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