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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东北方向的信风刮了起来。我们奋力划动舵桨，波浪推着草船向前飞驶，四周早已不见陆地的踪影。5月26日，诺曼从舱顶上爬了下来，手里还拿着六分仪、纸和铅笔，如释重负地喘了口气。肯定是我们顺利通过朱比角了。好哇，“太阳”号最危险的敌人—海上的险峰峭壁已经被我们甩在身后了。波澜壮阔、一望无际的大海再次呈现在我们面前。与上次不同的是，“太阳二号”的船尾依然高高翘起，两根电线杆粗细的舵桨完好无损。在起航前，凡是见过这两个庞然大物的人都觉得好笑。他们说，我们应该用细一些、轻一点的舵桨；要是这样巨大的木料折断的话，那纤细的纸莎草早就断了一百次了。
我们从没有想过草船上的生活竟会如此惬意。从远处的海岸上飞来一群『色』彩鲜艳的鸟类。他们拍打着翅膀，似乎在经过长途飞行后早已疲惫不堪。它们一会儿停歇在桁端、舱顶，一会儿落在舵桨上，一会儿又栖在船头或船尾。卡洛曾把草船幻想成浮动的鸟窝，而今幻想却成为了现实。有些是我们的旧友老乡，比如野鸽、山雀、燕子、金翅雀和麻雀。一只貌似鹦鹉的金丝雀长着蓝绿相间的羽『毛』，光彩夺目，异常美丽。还有一只腿上套着铜环的信鸽，在我们的头顶盘旋。过了一会，它落在了桅杆上，最后飞到蓝『色』的联合国旗下面，同『操』舵的人会合。这是和平鸽呀，大家都这么想。这只鸽子和船上悬挂的蓝『色』联合国旗仿佛融为了一体。在那个铜环上写着“27773…68a西班牙”的字样。我们的草船变成一个浮动的动物园了，各种各样的鱼类在水下默不出声地陪伴着我们。船上，到处都栖息着『色』彩绚丽的小鸟，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它们在原来饲养家禽的小碗和谷物里饮水啄食。可是，当我们的草船稳健地向前驶去，愈来愈远地离开加那利群岛，却没有一点靠岸的迹象时，这些小鸟就一个个向我们告别了。只有那只漂亮的金丝雀因为飞不动，只好呆在船上日益消瘦。它是食虫鸟，但我们连一只苍蝇都拿不出来。那只信鸽却爱上了鸭子辛巴达的口粮。它吃得胖胖的，愈来愈温顺，显然下定决心跟我们去美洲了。
风起浪涌，“太阳二号”似乎也稍稍浮起，看上去就像是那迎风招展的巨帆在把前半截船面往上提升。整个草船犹如一只风筝，只是由于负载过重而不能展翅高飞。海上的疾风为它加油鼓劲，只见它加速行驶，好像要把耽搁的时间追补回来。它以每天六十海里、七十海里或八十海里，即每天一百一十公里、一百三十公里，甚至一百五十公里的速度，带着我们跨越大西洋。
船上的生活很快就变得井然有序。大家都十分愉快，放声高歌，开怀大笑。船上的装备无需修理，值班的工作也很轻松。陶坛里装着可口的食物，用不着定量配给。船上还有四位高级厨师。乔治最拿手的是又香又辣的埃及菜，小原启的烹调技艺堪称一流，恐怕连埃及法老都会妒忌我们。玛达尼的洋葱烩咸肉总让我们胃口大开，卡洛总是任劳任怨地做他的“常任厨师”。这一切使我们觉得自己仿佛坐在头等舱内，乘风破浪向前飞驶。
暮『色』中，巨帆把阴影投『射』在船身上，七个晒得黝黑的大胡子围坐在用鸡笼改装的餐桌旁，兴高采烈地吃着晚餐。还有一个大胡子站在船桥上，迎着夕阳，转动着粗大的舵桨。罗盘指向正西，落日把最后一丝余晖洒在前方的海面上，宛如孔雀开屏，瑰丽绚烂。我们乘坐的这只金『色』的天鹅，正追随着这永恒的太阳，向前疾驰。右舷的上空，亮起了大熊座和北极星。它们是我们的好朋友，是我们这个小天地中的成员。自上次航行以来，我们就十分熟识了。
夜风吹拂，清新宜人。我穿上长裤和『毛』衣。玛达尼也穿上厚厚的摩洛哥长袍，戴着尖尖的头巾，就像一个中世纪的僧侣。在浩瀚的夜空下，他跪于舱顶，俯下头去做礼拜。他『性』格开朗、和蔼友善，是一位难得的好旅伴。他代替了阿布杜拉，代表着非洲的有『色』人种。他不像阿布杜拉那样肤『色』漆黑，但也是柏柏尔人中最黑的了。在启航前三天，萨菲的海港上再也见不到阿布杜拉的身影，他是“太阳一号”船队中惟一离队的人，让人抱憾。阿布杜拉作为难民离开乍得已有一年的时间，在这期间，乍得内战愈演愈烈，一方是北部的伊斯兰教徒，一方是由法国海外兵团支持的基督教黑人『政府』。他在这儿有一个妻子，那儿有一个老婆，但由于地域的阻碍，无法享受正常的家庭生活，这使他日益不安。他经常是这只手拿着一张相片，是三个漂亮的非洲儿童，摄于乍得；那只手拿着一封电报，说他新娶的爱妻刚刚在开罗给他生了个女儿。如果阿布杜拉再次坐草船出海，谁来替他解决这些家务琐事呢？再会，阿布杜拉，我们都会想念你的。在我们居住的旅馆，阿布杜拉刚刚走出大门，玛达尼就从旅馆的接待处后面笑嘻嘻地走了出来，问我们是否能够带他出航。这家旅馆不久前被萨菲一家大型的磷酸盐工厂接管，玛达尼被委任为旅馆的总管。我们正需要一个纯正的非洲人来接替阿布杜拉。于是，他就这样被七个准备出海航行的房客带走了。
当时，我们认识玛达尼才三天。可是我们过去谁也不认识小原启。刚好我有一个瑞典朋友要去东京商讨电视节目的交流问题，我便请他推荐一位身体健康、『性』情友善的日本摄影师。没过多久，敦实矮小的小原启就推开萨菲旅馆的房门，背着摄影器材，踉踉跄跄地走了进来。他是个很懂得生活情趣的人，喜欢哼哼小曲，耍耍柔道，练就了一身好肌肉。我们问他有无航海经验，他回答说，曾坐汽船在东京湾观光旅行，后来，又去过南美的的的喀喀湖拍摄那些乘坐芦苇船的印第安人。
“你呢，玛达尼？”诺曼急切地问道。
“当我第一次从马拉喀什来到萨菲时，曾离开码头，去海上打鱼。但因为晕船，只好又回到岸上。”
“这一次又都是‘旱鸭子’。”诺曼瞅着我，有些失望地说。
“但他们肯定不会像水手那样，把草船当做一般的木船，把重的东西全部放在受风的那一侧。”我又想起去年的那场大祸，“明白自己对草船航海一无所知的人，反倒最稳当。一名经验丰富的滑雪运动员很少能成为一名优秀的跳伞运动员，他们缺少灵活『性』。”
最开始的两天，这两个初试身手的海员全都因晕船而倍感折磨。狭窄的草船颠簸摇晃，就像一只在狂风巨浪中颠沛漂流的空瓶子。后来，佛祖和真主似乎听到了他们虔诚的祈祷，把风平浪静的天气带到海上，让那些统计数据和气象图完全失去了效用。等到海风再起，这两位来自日本和摩洛哥的代表就已经能够适应了。像在“太阳一号”上一样，我们有福共享，有难同当。曾有人肤『色』白皙，但如今已被晒成褐紫『色』，肤『色』本来就深的人则愈发黝黑，谁也不会去想什么家谱、证书、会员卡或护照一类的事情。甲板前侧的空地不多，后侧的空间更少。船舱两侧只留下三英尺宽的过道。船舱矮得让人直不起腰，要想舒展筋骨只有爬到舱顶上去。除了矮，它还很窄。躺在里面翻身时，不是膝盖压上别人的肚子，就是胳膊肘碰到别人的眼睛。即使夜间舱内漆黑，桅索和船桥的吱嘎声响成一片，也听得出是谁在祈祷，谁在打鼾；谁的吃相如何，谁的玩笑幽默，彼此全都明明白白。只有圣地亚哥和乔治偶尔会找尤利讨要安眠『药』。别人都能睡得着。我们好像是在举行一场不散的宴会。这里无任何隐私可言，从早到晚，不分场合，我们全都形影不离。
如果说，美国人和苏联人互不了解，现在有两个人却成了莫逆之交。如果说，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是天生的敌人，我们船上早该出现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局面。如果说，万能的主只允许人们供奉一位神灵，在“太阳二号”上早就发生宗教战争了。我们分别来自八个不同的国家，各有各的语言。但日常用语只限于英语、意大利语和法语，偶尔也讲阿拉伯语和西班牙语，只在梦中才讲俄语、挪威语和日语。只要一有空闲，通常是在晚饭以后，就会有两三个人坐在桅杆下，其余的人则围坐在鸡笼餐桌旁，互相争论，一起合唱或讲些趣事。不去船舱，是因为那里总有人在睡觉。我们也讨论政治问题，但从不会拳脚相向。因为在这里，允许自由争论东西方问题，更没有荷枪实弹的人在旁边监视。要说武器，船上能派上用场的只有手叉、斧子和鱼钩。但我们只用它们来为大家服务，因为我们“同命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