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一夜他就是这么过的；我敢肯定。直到清晨他还坐在那里，”特普弗勒事后回忆道。
上午，当特普弗勒又见到那一对时，他发现那年轻女人——显然她的名字叫夏眠·佩吉——几乎没什么不正常，起先有点没精打彩，却更显得楚楚动人，但随后她的麻利劲儿与粗鲁的幽默又渐渐恢复。看起来她很正常，只是在两朵紫罗兰般的一对眼睛深处闪烁着狂热的异光。
在过去的两天里，装甲卡车已多次开到银行，其中有几次从苏黎世其他银行开来，它们都最大限度地让出自己的美钞，但大多数车次来自机场。第三天，来往的车次更多，但由于银行比平时提早关门，这一切很少有人看见。
运来的钞票陆续堆放起来。
十亿美元的纸币究竟要占用多少空间，谁也估计不出来。如果单选某一个房间可能嫌小，为安全起见，决定还后把钞票堆在大厅中央铺好被单的地上。
特普弗勒利用闲暇算了一笔账。
一百元票面的钞票，每十张一沓，连同扎钱的带子大约厚七点五毫米——新钞票稍薄一点，用过的稍厚一点，他取的是平均数。他算出，把用带子扎起来的百元钞票一沓一沓叠成一堆，一百万美元就能堆到七点五米高。
他想算出，以每堆十六点五厘米长、六点六厘米宽、七点五米高计算，多少堆的面积相当于一平方。
答案是九十堆。每平方米堆九千万美元。我的天！五间屋子的一套房该容得下多少钱哪！
而十亿里面有一千个一百万。
假设用九十除一千
十一点一一一平方米。
当然仍旧是按每堆高七点五米计算的。这简直是发疯。就算天花板有这么高（某些地方确实达到这般高度），但要登上这样巍巍然一堆的顶部，至少是不切实际的。“我们这位客户要是想点点数的话，”特普弗勒想，“他得借助于一架直升飞机，起码也得有一柄登山用的破冰斧。”
他认为，与其把它们垒得那么高，倒不如减低高度，增加堆数。比如，把原来的一堆匀成五堆，这样计算起来也不难。
答案似乎是可行、合理的：这么一铺开，大约五十六平方米、一点五米高的一垛就是十亿美元。
他想，不管怎样，大厅里应该堆得下。这已经挺不错了，除了大厅，别的地方都不行。
塔多伊兹·特普弗勒算得那么精细，结果证明是错误的。误差虽不是很大，却也不算太小。
这令人咋舌的一大垛钞票占地六十平方米，有些地方的高度还略微超过两米。原因很简单：他们弄不到那么多百元票面的美钞，只好用五十元甚至十元、五元、一元票面的补足。
这样一来那垛钞票的体积也就相应地增加了不少。第三天晚上七点左右，威廉·退尔室的电话铃响了。特普弗勒拿起了话筒，自从最后一辆装甲卡车开走后，他就一直巴巴地在等这个电话。
电话里克纳普的声音说：“好了。”
于是，他们三人下楼去：那一对儿挎着胳膊走在头里，年轻的瑞士人跟在后面。
空荡荡的大厅里，除了那十亿美元的钞票外，只有阿洛伊斯·克纳普和拄着手杖、年高德劭的菲斯利。那个自称克立姆罗德的人（至少在特普弗勒心目中这不是他的真名），甚至没有走近那垛巨款。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眼神表明他的心思不知远在何方，脸上那种幽默或愉快的神情早已影踪全无。
那年轻女人则不然，她绕着那垛钞票慢慢地打转。
“十亿美元？”
“十亿零三美元四十五美分，”克纳普答道。“在承兑你们的支票这件事上，让你们久等了，请原谅。”
夏眠消失在钞票后面。但她的话音在反响很大的拱顶下回荡着。
她问道：“这些全是你的，雷伯？”
“是的，”那人说，依然一动不动。
“你总共有它的多少倍？”
“我不知道。”
“两倍，雷伯？五倍？十倍？”
“我不知道。”
她重又出现在四个男人的视野里。
“要是我一把火烧了它呢，雷伯？我可以烧光它吗，雷伯？”
“可以。”
“真的可以吗？”
“是的。”
不过他带着迷人的柔情含笑添上一句：“只是，你会把银行一起烧掉的。”
“那就把银行买下来。
“我们要银行干什么，亲爱的，你不觉得这是个挺沉闷的地方吗？”
那女人看着他，眼睛里突然充满泪水。
“你太可爱、太温柔了，雷伯，我爱你。”
“我也爱你，夏眠。”
她倚在钞票垒起的墙上，无声地哭了起来。
特普弗勒、克纳普、菲斯利三人先后转过身去，不敢看她或克立姆罗德，这时克立姆罗德的脸跟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一样。
“现在带我回那个地方去吧，雷伯。让他们把我再关起来。”
大厅里面有几名荷枪实弹的警卫人员站岗，不过是在门外。克纳普作了个手势，警卫让他们过去。
门关上之后，特普邦勒依然没有动弹。
克纳普对他说：“回去吧，年轻人。一切都过去了。”
“这些钞票怎么处理呢？”
“那儿来的放回哪儿去。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
特普弗勒点点头。当然。
他迈步朝门口走去。
“塔多伊兹！”
特普弗勒连身体也不转过来就说：“我知道，不能把这事说出去。”
他走了。他一句话也不想跟任何人说。其实，他倒是更想哭一场。
王臣 —— 7
夏眠·佩吉死于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七日。
跟往年一样，她和家里人一起在美国过圣诞节。现在陪伴她的除了几个埃塞俄比亚姑娘外，还有一个瑞士女人——她是个医生，一直在夏眠身边，从不走远。在纽约和康涅狄格州的两个星期里，她显得很活跃，甚至很愉快，只是她的眼神时常表露出那种令人焦虑的亢奋。逢到这种时候，那个瑞士女人——她名叫玛尔塔·霍德勒尔——就会非常谨慎地接近她，随时准备进行干预。但每次出现这样的情况，都没有向更坏处发展，夏眠总是笑着说：“我很好，玛尔塔。”
她十分疼爱大卫和黛安娜·塞梯尼亚兹的孩子们，这一年，跟前些年一样，她带来的礼物不知多多少少。其中有一所做得非常逼真的瑞士乡间小木屋，有六个房间，家具摆设应行尽有，甚至包括一座逗人发笑的钟：一只杜鹃会在最最出人意料的时候从钟里跳出来，用撤酒疯的假嗓子发出尖叫：“现在是孩子们的时代！爸爸妈妈有神经病，孩子们还是好好儿的！”
整个小木屋，包括烟囱，是按二比五的比例制作的一件模型。
因此，当塞梯尼亚兹的夏威夷仆人想把放在花园尽头的小木屋内部打扫一下时，他们只好跪着干，有时候还得爬进去。（这座模型是由一个木工组乘货运飞机专程从苏黎世来组装的。）
孩子们甭提有多么喜欢这件礼物。当然，他们坚持要在自己的小木屋里度假，把自己和他们的表兄弟、表姐妹、小朋友一起锁在里面。晚上要他们出来洗澡，得经过耐心的谈判，还得有人从中说项。自然，他们崇拜他们的夏眠阿姨，只有她才想得出这种别人想不出来的点子
大卫·塞梯尼亚兹岳家的人也有同感，甚至包括她的妻子在内。每次塞梯尼亚兹硬着头皮提出夏眠的问题（他只敢称之为夏眠的“神经质”），他们总是耸耸肩膀。他们也许想批评他老提这事。夏眠性格怪僻，而且从小就是这样，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他们听说她和“那个克立姆罗德”结婚了，可是除了黛安娜见过他一两次外，其余的人都没见过他。他们甚至还听到这样一件事：说是一九五五年春天，在地中海某处，夏眠曾在自己的游艇上向她的鬼男人开了几枪。（大卫曾把从乔治·塔拉斯那里听来的真实情况告诉妻子。）不过这事没多大根据，警方实际上没有作什么调查，再说，谁知道当时究竟是怎么回事？“那个克立姆罗德或者德立克罗姆无非贪图她一千万美元的嫁妆，这是可以肯定的，夏眠跟他结婚想必是闹着玩儿，后来要把他干掉同样也是闹着玩儿。佩吉家的成员中数她最聪明，无论哪一个男人都不能强迫她做她不愿做的事。八成是那个克立姆罗德去向她要更多的钱，如果实际上是他向夏眠开了几枪，而夏眠素来宽宏大量，也许决定不把他交给警方，那倒是不值得奇怪的。
“更何况，如果夏眠真的有什么不正常，那总是看得出来的。她在美国、欧洲都找医生看过，这点她从不保密。但是大夫可曾决定要她住院治疗呢？没有。她住在瑞士，苏黎世附近有她巨大、豪华的别墅。她要个把医生老围着自己转，那是她忽发奇想的结果，就象别人相信什么测心术或星相学一样。
“真的，大卫，你看吧！她有任何不正常的迹象吗？她一个人生活，我是说没有丈夫或孩子，难道是犯罪的吗？为什么一个女人不能够独身？你们男人全都一样：如果一个男人不愿结婚生孩子，你们都认为他简直是个英雄，但如果一个女人也想这么做，你们就认为她是疯子。”
电话是一月十六日深夜打来的，确切地说是十七日凌晨两点（欧洲时间上午八点）左右。塞梯尼亚兹接过电话，只听得一个带德国腔的声音说：“出事了，先生，情况严重。”
到了苏黎世，他和黛安娜租了一辆汽车，顺公路朝东南方向走。那所别墅坐落在一片美丽的高地上，正好俯瞰瓦伦湖。
玛尔塔·霍德勒尔在门口等侯，她的眼睛又红又肿。
“我将永远责怪我自己，直到我离开人间，塞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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