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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分析的话，不外乎两个原因：
首先，自己不是正规的科举出身，却贸然据此高位，好比是窃贼偷了人家田里成熟的麦子，自然是要遭人厌恶的。
其次，自己学的是外国那套东西，完全不同于传统读书人所学习的《四书》《五经》。在他们看来，这些舶来品都是歪门邪道，如今这些歪门邪道却要大行其道，作为传统文化捍卫者的他们，自然满腹怨气。他们无法改变历史潮流，也无法改变朝廷所作出的决定，在此时便不自觉地把自己看成是西学的代表，加以嘲讽、侮辱和戏弄，以发泄心中的不满。
可是，从鸦片战争以来，时间已经过去了六十多年，中国数数惨败于东西洋列强的坚船利炮之下，也应该是痛定思痛、改过自新的（W//RS/HU）时候了，为什么这些读书人还是抱着仁义礼智不放呢？难道真像后来政治课本上所说，是体制问题？如果真是体制问题，看来只有经过一次乃至数次的暴力革命，才能改变现状！
想到这里，孙元起又不禁摇了摇头：暴力革命自然是能斩草除根、根除弊端，可也会带来一系列问题。以后世的眼光回过头来审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围剿与反围剿、解放战争以及文化运动，它们固然是将王朝政治的渣滓一扫而空，可是那些优秀的文化传统呢？倒洗澡水可以，但不能把孩子也倒掉呀！
可是自己又能做些什么呢？孙元起想到这里有些不自信。
在步入清朝以前的二十多年时间里，大部分都是在学校读书，对于人情世故不甚了解。大家聚在一起，国际风云、国内政局，都是酒桌上的谈资；太祖风流韵事、太宗搬砖看洗澡、高宗说“笨，拉灯”，都是笑料，无伤大雅。同学之间矛盾，顶多也就是吵嘴、挥拳头，从来没听说过用《刑法》定个罪名、往死里整的。等准备步入社会、参加工作了，结果却一失足来到了清末。
说说讲讲，自己到清末也七年多了。这七年多的时间里，倒有一半时间是在国外度过的，正因为如此，自己很多时候不能完全融入这个社会，尤其是规矩严苛的官场。
自打开始，自己便在京师大学堂、崇实中学做老师，以至于现在，也不过是老实本分的校长而已。此时的社会风气是“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学生们对自己从来都是尊敬有加，哪里需要自己耍心眼、玩阴谋？正是因为自己三十年多半是躲在学校里混日子，导致自己对于人情世故、风波险恶的认识，还停留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结果因为不和一位贝子吃饭，人家就参奏自己是不遵臣道、不敬先师、包藏匪类、潜蓄逆谋、祸乱人心、挟洋自重！和一帮翰林吃饭，喝醉酒念了几句顺口溜，就被人当作是反诗！就凭自己接人待物的态度，要不是老大人罩着，无论在波谲云诡的官场，还是危机暗伏的办学，估计不被锒铛下狱，就是躲到外国请求避难了！
尽管对清末的官场毫无好感，对那群顽固昏聩的官员厌恶已极，可是孙元起还是发现了不少社会上的亮点，比如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与人为善，邻里之间的敦睦友爱、互帮互助，个人的守诚信、重然诺。
期间，也纠正了不少自己以前认识中的偏差。比如过去书本中描述的地主，无不是肥头大耳、鱼肉乡里的黄世仁形象；到了清末，通过与老赵他们的交谈，才知道无恶不作的地主劣绅自然不少，但更多的地主是依靠勤俭节俭、耕读传家，通过数代积累，才获得了如今的土地。宗族也不是迫害寡妇、酿成家庭悲剧的凶手，而是保证地方稳定、消弭社会矛盾的重要力量。
在乡里，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但无论是自身职责，还是公众舆论，都会要求士绅和宗族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以回报社会——要知道在清末，一个县动辄数十万人，而真正的官员只有数十人，根本无力处理那么多事务，这就要求乡里必须拥有自己的调节机制。
当出现修建桥梁、疏通水渠、抵御兵寇等重大事项时，士绅和族长是召集人、决策者、主导者，更是主要的出资人；当出现洪水、干旱等重大灾害时候，他们也会积极出力救灾，发放粮食衣物，向县府呼吁。灾荒之时不能乘人之危买进他人田地、宗族之内不能有被饿死的人，这都是最基本的要求，违背这些规则的人会被冠以“劣绅”“为富不仁”的称呼。只有等士绅与宗族都无能为力、地方自治系统崩溃之后，大规模流民才会出现。
了解之后，作为过来人的孙元起，才比任何人都更珍惜这些中下层人民之间的价值观，因为这些价值观是数千年以来中华文明在民间的投射和积淀，可要想破坏这来之不易的社会生态平衡，却只要短短几十年工夫。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贞洁。很多人一提起这个，就会想起“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来，认为古代女子都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别人碰一下就要自杀的那种。其实完全不然！贞洁只是规范了女性的价值观，中下层女子在日常生活、交往中，和男性并无二致。看看现在，西方女性解放传入只有短短几十年间，中国女子没有把“精神解放”学会，倒把“身体解放”学足了十二分！
孙元起心想：既然大家都不清楚未来的路，未来的路也未必就是原来的路，是不是也可以改变一下，让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少走点弯路？只要普及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剔除传统文化的糟粕，国家的将来会不会更好？或许，老大人把自己外放到地方上，就是想让自己走出学校、走出北京，去见识中国更广阔的社会现实，为国家做出更多的努力吧！
虽然经世大学是自己的心血凝聚，在心中的位置不亚于怀祖、念祖这两个孩子。可孩子大了，当然是要有走自己的路，不可能永远呆在襁褓里、永远留在父母面前。如今经世大学已经走上正轨，或许自己也应该撒手，让他自由地成长了！
不错，自己只是个物理系的学生，很多时候只懂得些科学知识，能够创办一所大学，已经是邀天之幸。可自己还拥有一些知识，比如杂交水稻、比如飞机、比如大杀器，只要指明方向，学生们凭借他们的聪明才智，必定可以完成得更好！一所经世大学或许不够，十所、百所呢？而且书上说过，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
自己知道的物理知识，已经掏空了大半，只留下一些压箱底的东西。或许这时候才更应该脱离具体的实验研究，作为一个科学研究的领导者，指引学生们正确的研究方向，才能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
不如归去！不如归去！
想到这里，孙元起回过头，对老赵、老郑他们说道：“夜深了，我们回去吧！”
回到学校之后，孙元起并没有立即把这个消息告诉张元济、罗振玉他们，毕竟老大人也只是这么一说，至于能不能实现、是在年初还是年末实现，谁也没准儿！
尽管如此，孙元起还是有计划地把自己手头的一些工作移交给了他们，用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教学和编译教材的工作中去。
在九月末的一天，忙碌中的孙元起接到了一封来自美国的电报。连忙拆开电报仔细看时，来信的不是教主大人还能是谁？
一二五、千金散去还复来
“我破产了，在没有偿还完2。35万美元的债务之前，我无法离开美国。”
在给孙元起的电报中，特斯拉如是写道。
对于教主大人的破产，孙元起是早有预料的。尽管特斯拉是位不世出的天才科学家，聪明才智冠绝一时，但是他的缺点也同样明显。
首先，他重实践、轻理论。在实际研究中，特斯拉只是随着兴趣来，缺乏严谨的理论指导，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不成系统，也没有深度。尽管在后世看来，他是研究太阳能系统、雷达装置、机器人、死光、测谎仪、原子弹、氢弹、中子弹、磁炸弹、隐形飞机、电磁射频武器等科学技术的先驱者，其实都不过是他不成熟的想法罢了。这类想法，只要有心，谁不能编出几个来？关键是在于如何实现。
其次，他重个人，轻团体。古语有云：“予之齿者去其角，傅其翼者两其足。”或许是教主大人智商太高，导致他的情商发育不全，一直处于幼儿园未毕业阶段，很难与人沟通。在科学研究中，确实需要个人的苦心孤诣、匠心独运，但更需要团体的力量。尤其是进入二十世纪以来，科学研究已经变成了一项团体性的大工程，更离不开群力合作。即便是爱因斯坦这种牛人，背后也要站着米列娃、闵可夫斯基、格罗斯曼、贝索、普朗克等帮手，何况其他等而下之的！
相对于特斯拉，发明大王爱迪生就聪明多了，他组建了庞大的研究团队，任何一个不成熟的想法，都会有无数人帮他润色、修改、实践，直至做出样品、申请专利。正因为这一点，特斯拉更看不起爱迪生，认为他是一个夸夸其谈、盗窃别人成果的资本家。
第三，他重自得，轻名利。对于特斯拉来讲，最大的快乐就是实践自己的构想、解决心中的疑惑。只要让自己明白了其中的奥秘，这些发明研究就会被抛诸脑后，根本不去计较这些发明究竟有多少商业价值、是否应该去申请专利。他也不想拿这些东西去博取名声和利益。
尤其是第三个缺点，是导致他破产的根本原因。
沃登克里弗塔在最初得以投建，是摩根先生看中特斯拉在无线电方面的杰出成就，希望他能在这个方面再接再厉，研究出更多的发明。谁知道，人家特斯拉根本不在乎大金主的想法，除了对马可尼抢走自己专利权有些耿耿于怀之外，再也没有投入任何精力去研究无线通讯；相反，教主改行研究如何从地球的电离层中获得源源不断的免费电力，想去挖大金主们的墙脚！
自从摩根先生获知特斯拉不务正业、中断投资之后，特斯拉很快陷入了财政危机。在今年，他的一些重要专利也到期了，彻底失去稳定的经济来源，再也无法支撑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