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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陶成章到了朋友家之后，连冻带气，便卧床不起，缠绵病榻近一个月才恢复元气。不过在同盟会和清朝驻日公馆的双重压迫下，光复会在留日学生的声望和地位却一蹶不振。
至于是谁扔了自己鸡蛋，陶成章用膝盖想，也知道是知道此人必与孙元起有关。有心想找孙元起复仇，可那时孙元起早已返回国内，这口恶气只有憋在胸中，留待后日了。
孙元起病情并不严重，主要还是心理原因。休养几日，便平复如初，但终究还有些意趣怏怏。孙中山、梁启超两巨头先后前来拜访，也只是强打起精神陪着说几句话，便端茶送客。赵景行、阎锡山等学生再次过来，绘声绘色地说了他们的复仇行动，才让孙元起勉强一乐。
通过和孙中山的交谈，孙元起总算明白为什么光复会会员称自己是“汉奸”、“走狗”、“包衣奴”了。原来在出国前，郑孝胥、张謇、汤寿潜等人找上门来，想让自己加入预备立宪公会。自己当时摆了他们一道，说自己要“考虑数日”，结果第二天便飘然出海，身如黄鹤，杳无踪影。
等第三日郑孝胥、张謇等人上门拜访的时候，才发现孙元起早已出国去了。不知是恼羞成怒，还是形势所逼，他们决定也摆了孙元起一道。没过两日，他们便在《预备立宪公会报》上公开刊文，宣称本会全体成员公推孙百熙先生为会长。《字林西报》、《申报》等纷纷转载，喧嚣一时。那时候孙元起正在欧洲，哪里知道他们的这些举动？
仔细琢磨一回，孙元起发觉郑孝胥他们用了“公推”二字，还真是进退自如：首先，他们确实是和自己商议了的，尽管自己没有正式答应他们。其次，预备立宪公会是“推举”自己做会长，只表明会员对自己的认可；那是他们的一种态度，无论自己答不答应，都不会影响这个“推举”的结论。只有做不做这个会长，才需要自己表态。
老奸巨猾啊！孙元起摇着头喟叹道。
一八二、岂知驱车复同轨
等孙元起身体稍微好些的时候，才发现自己三个月的假期已经超出了将近十天。
按照惯例，假满没有及时销假报到者，轻者降级罚俸，重者革职开缺。尽管眼下孙元起对于担任清廷官员有些意兴阑珊，但一来怕老大人不高兴，二来湖北教育确实还有些让自己牵挂不下的东西，眼下又值春节在即，所以便急急忙忙准备往回赶。
当然，也不能一走了之。毕竟先前自己到日本的时候，内阁文部大臣牧野伸显、东京帝国大学总长滨尾新亲自到码头迎接，田中馆爱橘、长冈半太郎也算是圈内人士，不好峻拒，只好答应在临走前到东京帝国大学做了一场演讲。
无论是牧野、滨尾，还是田中馆、长冈，闻言俱是大喜。在演讲开始的前两天，便专程又到旅馆拜会孙元起，询问相关事宜，包括演讲题目、演讲时长、演讲听众人数等等。看得出他们对此次讲学非常重视。
孙元起也是早已想好演讲的内容。
无论我们怎么痛恨、辱骂、贬低日本人，但必须要承认日本国民的平均智商、学习能力和拼命程度，在世界民族之林都绝对占据显赫的位置。所以，对他们必须要像猫教老虎一样——留一手！这也就决定本次演讲，孙元起不会涉及发展如火如荼的原子物理学和电子学。
一年前，孙元起先是在《经世大学学报》上发表了大爆炸宇宙理论；数个月前，又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英国皇家学会进行相关演讲，引得众多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先后就此发表评论文章，那这个新鲜出炉的理论被炒得火热。此类谈空说炫的东西作为在东京帝国大学演讲的内容，无疑最为合适。甚至题目孙元起都已经拟好，就叫《大爆炸宇宙理论及其存在的若干问题》。
田中馆爱橘、长冈半太郎既惊且喜，喜的自然是孙元起要给日本学者讲述现今学界最新最火爆的理论。惊的是这个理论实在是太新潮、太前卫，日本现在还没有任何学者涉及这一领域。尽管东京帝国大学是目前日本水平最高的科研机构，但放在全世界来比较，那完全不够看。尤其是对这种最新的理论，关注度不够，接受力不强。如果不事先临时抱抱佛脚，演讲的时候真就变成对牛弹琴了！
惊喜之余，田中馆、长冈都一再请求孙元起尽快给出演讲提纲。孙元起倒是很好说话，随即拿出纸笔，洋洋洒洒写了数百字，递给了他们。
田中馆接过仔细看时，发现提纲却是用汉字写的，心中一动：“约翰逊教授，你这次演讲准备用什么语言？”
“汉语。”孙元起笃定地答道，尽管眼下三人交谈是用英语。
“……”田中馆张大了嘴巴。
幕府时代，汉语倒是日本人的首选外语。自明治维新后，“脱亚入欧”论调甚嚣尘上，汉语地位一落千丈，科学研究领域更是重灾区。如果说人文社科领域，还有一些读汉文、写汉诗老辈人对汉语抱有依恋之情；那么本身就属于舶来品的自然科学领域中，汉语完全没有任何立足之地。即便现在有孙元起这种逆天级人物的强势崛起，暂时也无法改变这个现状。
“我们学生的外语一般都是英、法、德三种语言。准备到经世大学就读的学生倒是学的汉语，只是要做翻译，怕是不合格的。”长冈也是满脸苦涩。
在十九世纪之前，因为欧洲大陆是科学技术的发源地，科学论文的主要使用法语。随着英、美、德诸国科研实力的增强，渐渐演变为英语为主，德语、法语为辅的局面。到了二十一世纪，那完全是英语一家独大，甚至连写汉语言文学的论文，前面都要加个英文提要的狗尾巴。
“不是东方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孙元起对苦着脸的田中馆、长冈说道，“这些年，欧风美雨侵袭东方，极大地影响了东方文明的发展，甚至我们中、日两国的语言遭到极大冲击。在这个时候，作为‘同文同种’的我们，必须齐心协力，共同捍卫民族语言的纯洁性。民族语言纯洁性的一个很重要方面，就是科学名词和科技术语的规范。”
客观地说，清末以来，日语对于汉语的影响非常巨大，尤其是表现在词汇上。网上曾有人写文章说，汉语中70％的词汇来自日语。毫无疑问，这种说法是片面的，也是错误的。但汉语中好多词汇确实来自日语，而且比例不低，这不容否认，客观估计是在30％左右。
仔细分析原因，主要是由于清末以来，西方的各种新鲜事物蜂拥而至，中国传统语言中并无对应的名字；而且当时书面语正处于典范文言文向现代白话文急遽转变的过程中，语言实践和翻译理论都不成熟。最初的时候，中国文人是采用音译。比如“电话”，根据英语单词telephone的读音，翻译成“德律风”；再比如“议会”，则根据parliament的读音，翻译成“巴力门”。至于鲁迅杂文中的“费厄泼赖”（fair play）、“烟士披里纯”（inspiration）、“罗曼蒂克”（romantic），就更为我们所熟知了。
而恰好此时，日本在西方文明向东方的传播过程中，处于二传手的位置；日语经过明治维新之后数十年的发展，对于西方词汇的翻译已经达到得心应手的阶段。中国留学日本的学生又最多，他们自然而然地充当传播者的角色，将日语中的词汇带到汉语中来，其中就包括“科学”“技术”二词。
不过汉语作为至少存在四千年的悠久语言，自然有他过人之处。当现代汉语转型成功、翻译理论成熟、可以直接向欧美源头取法之后，汉语词汇迅速开始了自己的学习和进化。尤其在新中国闭关锁国的三十年（1949…1978）间，现代汉语词汇完成了对舶来词的一次消化。很多外来词因为包括政治在内的各种因素，被强制转化为民族语言。
改革开放之后，大陆新产生的汉语词汇更是走上了和日本、台湾乃至香港不同的道路，比如科技领域的信息（资讯）、打印（列印）、网络（网路）、上传（上载）……而片假名的大范围使用，也使得日语创造汉字词汇的能力急剧缩水，对汉语影响力日益萎缩，甚至有和汉语分道扬镳、背道而驰的趋势。
孙元起此时的想法，就是利用自己的影响力逐渐规范中、日语言中的汉字科技词汇：“我在中国编译教材、出版学报，其中就有规范科学名词和科技术语的意图。现在我在日本，用中文演讲，既是一次尝试，也是一次示范。”
既然如此，田中馆和长冈只好回去想办法找称职的翻译了。
在演讲的当天，长冈先生又亲自到旅馆迎接孙元起。等马车到了东大本乡总校区门口停下的时候，就看见滨尾新带着一班西装革履的中老年人在恭候。周围还有不少警察在戒备，想来是怕扔鸡蛋的事情再次发生吧。
东京帝国大学是日本创办的第一所国立大学，也是亚洲创办最早的大学之一。它的前身是明治时期创办的东京开成学校和东京医科学校。明治维新初期，日本政府公布了《新学制令》，为向欧美学习打开门户。在1877年，根据文部省指示，将两所学校合并，定名为东京大学。不久后，文部省兼管的东京法律学校也并入该校。
1886年，明治政府为适应国家需要，培养具有国家主义思想的人，颁布了《帝国大学令》，东京大学改名为“帝国大学”。从这个霸气名字，就可以看出日本政府对这所大学的重视和关爱。“帝国大学”作为东大的校名，整整使用了十一年时间（1886。3—1897。3）。直到京都大学改名为“京都帝国大学”，为了区别，才在“帝国大学”名称前面加上“东京”二字。
早在帝国大学时期，滨尾新就曾担任四年大学总长（1893。3—1897。3），现在是他第二次出任总长之职，所以对于东京大学的一草一木都了如指掌。互相寒暄之后，他便充当讲解人，带着孙元起向校园里走去。
刚进校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