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是怎么看的？”“你们有什么意见？”相信每当此时，很多人都会情不自禁想道：作为主角，你敢不敢再霸气一点？不说主角光环一步十计、神机妙算，至少你也要隔三差五自己拿个主意吧！干嘛什么事情都要问问别人怎么看？
仔细深究就可以发现，这不是白痴无能，更多的是一个官场学问，也是一种领导艺术。
首先，当领导要有城府。有话要藏在肚里，宁可想着说，不要抢着说。别问题一出来就跟竹筒倒豆子似的，“哗啦啦”把自己想法全都一股脑说出来，显得你很粗浅。所以当你可以随心所欲说话的时候，你要让自己少说、别人多说。
其次，当领导要永远正确。“领导永远正确”是官场规则第一条，如果你觉得领导说错了，请回头参见第一条。据传当年高宗视察江西，巡抚吴公侍游南昌大桥。大桥刚刚落成，两端还没来得及装饰雕塑。高宗信口问道：“两端雕塑呢？”
吴抚台以赣方言答道：“冇！”
高宗大笑：“猫好啊！太宗名言：‘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便是好猫。’你们用猫做雕塑，足见充分领会白猫理论，解放思想敢于创新！”
于是南昌大桥两头就有了黑白二猫。
这就是领导永远正确，说错了也是正确的，而且还要认真贯彻落实下去。
然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第一个人提出的建议再好，总会有些漏洞或错误；提出的建议再差劲，也有可取之处。后面人加以补充和完善，逐步形成一个可行的方案。领导只有在最后提出方案或者拍板，才能尽可能减少错误。如果在出谋划策的时候，领导率先抛出了自己的方案，谁会冒着干犯天威的危险说出自己的想法？毕竟否定领导的提案，就是变相质疑领导的能力；否定领导的正确，就是变相质疑领导的权威。
第三，当领导贵在能断，而非多谋。成语有“房谋杜断”，可见“断”至少和“谋”至少同等重要。但在实际生活中，“断”却远比“谋”重要。人谁无谋？吃饱了躺在床上，谁不能想出几个发财的点子、编出几个绝妙的故事？然而有勇气去做下去、写出来的人能有几个？
尤其在帝王将相身边，往往有一大群谋士，面对同一个问题他们能想出十几种乃至几十种解决方法，比如袁绍在官渡对战曹操之时，胜则王侯，败则草寇，一步踏错就万劫不复。在这个时候，你是力排众议独持偏见，还是少数服从多数？所以古往今来多谋如张良、诸葛亮、王猛、房玄龄、刘伯温，都只是一代雄主身边的辅弼之臣，而不能自立门户。只有能断而且善断的豪杰，才能择善而从，成就霸业。
久而久之，帝王将相口中的“众位先生，有何高见”，就变成了类似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强烈谴责”一样的套话。
杨度摇着折扇思索片刻，然后答道：“依杨某看来，解决西藏叛乱有上、中、下三策。达赖喇嘛是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两大宗教领袖之一，在卫藏、安多、康巴藏区享有重大影响和崇高声誉。去年十三世达赖土登嘉措与驻藏大臣联豫发生龃龉，愤而出走印度，在藏区引起极大的震动。这也是此次西藏贵族、僧侣谋叛，根源也正在此。
“事情发生后，俄国公使廓索维慈曾照会大清外务部，声称俄国150万佛教徒尊崇达赖，愿中国和平解决此事。当时英属印度总督明托（又译作闵陀、明多）也曾表态支持达赖。所以上策就是请大人致电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及英属印度总督哈丁，表示愿意迎接达赖归藏安辑士民。如此既可以结好达赖、哈丁，又可以抚绥西藏、平定骚乱，只见其利，未见其害。”
孙元起却断然拒绝：“绝对不能迎回土登嘉措！我在北京时曾仔细读过宣统以来西藏邸钞，发现土登嘉措与英、俄两国皆有勾结，并大肆购买军火，明显动机不纯。一旦中原有事，他必然会在英、俄支持下谋求自立。去年他出逃，就曾多次声言去印度是为了寻求英国帮助，以击退中国在藏区的势力，恢复当年达赖五世的地位。
“为什么他要恢复到达赖五世阿旺罗桑嘉措那时候的地位？因为如今西藏政务却是由噶厦（西藏地方政府）管理，受达赖与驻藏大臣的直接领导，但驻藏大臣有单独奏事权，达赖却没有。如此一来，西藏就处于中央政府有效管辖之下。而达赖五世的时候，藏区处于政教合一的噶丹颇章王朝，达赖喇嘛是独立王国的最高政教领袖。由此可见土登嘉措的野心！
“去年他出逃印度，我觉得朝廷处理的非常好！顺治十年（1653），大清定鼎北京的第一位皇帝册封达赖五世阿旺罗桑嘉措为‘达赖喇嘛’。宣统二年（1910），再由清朝定鼎北京的最后一位皇帝革去达赖喇嘛十三世土登嘉措的名号。真可谓善始善终！我们又何苦作茧自缚，再把他从印度请回来？”
杨度接着说道：“既然如此，那我们不妨勒马康藏，对西藏叛乱静观其变。有利可图则挥兵入藏，无利可图则置身事外。如此一来，未见其害，也未见其利，是为中策。”
孙元起对这条计策也不满意，直接问道：“那下策呢？”
杨度合上纸扇，身体微微前倾：“下策就是等到来年天暖冰雪消融，挥师入藏荡平叛乱。”
孙元起有些奇怪：“皙子，为什么说这是下策？”
杨度道：“西藏道路艰险，气候高寒，物产匮乏。如果派兵入藏，人少则于事无补，人多则粮秣难以为继。一年中只有半年可以往来，其余时候都是大雪封山，音讯不通。前车之鉴就是两年前入藏的川兵！宣统元年（1909年）举川滇两省之力，历时半年才把一标川军送进喇萨。时至今日不到两年，全军上下两千人便陷入叛乱生死不知。因为此计只见其害，未见其利，是为下策！”
孙元起起身缓缓地说道：“挥师入藏于我孙某个人乃至四川军民，或许是有害无利，但对国家而言，却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林文忠公有诗云：‘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孙某以前不敢以此印兆悦袢赵附璐司淞囊宰岳Ｋ责拥南虏呔褪俏业纳喜摺Ｎ揖鲆猓酉衷诳季驼俦怼⑹占革鳎淮┫诘缆纺苄校慊邮θ氩氐雌脚崖遥 �
二八〇、汉家大将西出师
章士钊眨巴眨巴眼睛，疑惑地问道：“大人，西藏言则异文，信则异教，风则异俗，人则异种。土瘠不生五谷，民贫难供租税。得其土不足以耕种，得其民不足以役使。对于国家来说，又有何利益可言？”
孙元起道：“西藏虽然土瘠民贫，但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尤其地形高峻，有高屋建瓴之势。在我之手，则可以南俯印缅，西窥中亚。而如果西藏自治，或成为英、俄傀儡，则四川、陕西、甘肃、青海、新疆等省区皆在西藏威胁之下永无宁日。当年吐蕃兴起之后，占据大唐陇右、河西大片地区，并不时窥伺都城长安，闹得大唐鸡犬不宁。这就是覆车之轨。
“再者如你们所说，西藏毕竟是祖宗们留下来的土地，我们怎么也不能做败家子，拱手将土地让给他人吧？而且西藏自治，会给新疆、外蒙、满洲等地树立一个坏榜样。以后他们照葫芦画瓢，有样学样，国家又将如何处置？所以我们必须防微杜渐，把西藏这个出头椽子打烂打扁，才能让那些不安分的猴子们规矩一点。”
章士钊道：“如果我们要派兵入藏，那至少得再组建一个标。入藏还要带足粮秣、雇足民夫，这些都是额外开支。只怕如此一来，府库钱粮再也支撑不了三年。那三省赋税还要蠲免么？”
“要，当然要！出兵的费用我另外想办法解决就是。”孙元起斩钉截铁地回答道。他心里却在想：既然土登嘉措背后有英、呃在撑腰，那我入藏的费用就羊毛出在羊身上。明天我就通知莉莉丝，所有出口的黄花蒿素、青霉素、磺胺价格提高一倍。反正能买得起这三种特效药的都不是穷人，能舍得花一两黄金的主儿，肯定不在乎再多花一两！
杨度此时说道：“百熙，如果我们真要入藏，就不必单纯效法当年赵季和（赵尔丰）之举。你们看！”说着他站起身在书房的地图上比划道：“西藏与新疆、青海、四川、云南等四省区接壤，所以入藏也就分新藏、青藏、川藏、滇藏四条线路。赵季和时任督办川滇边务大臣，有川藏、滇藏两条路可以选，但他最终选择了川藏线。个中原因，除了因为他的兄长赵次珊（赵尔巽）是四川总督，可以给予大力支持外，还因为川藏线比滇藏线更为好走。而且当时朝廷还屹立不倒，西藏各地贵族、僧侣对中央仍有畏惧之心，不敢明目张胆地加以阻拦。所以尽管路途艰辛，川军在历尽磨难之后还是顺利抵达了喇萨。
“如果我们由川藏线入藏，首先【‘文】面临的【‘人】就是途【‘书】中藏族【‘屋】贵族、僧侣的百般阻挠，甚至是武力对抗。川西、前藏地区山高涧深，道路狭窄，往往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如果藏人据险死守，拖延我军时间，恐怕一两年也难以抵达喇萨。而且一旦大雪封山，我军进无可进、退无可退，加上粮草匮乏，就会不战自乱，甚至全军覆灭！所以我们不能单纯效法当年赵季和之举，而是要双管齐下，左右包抄！”
孙元起暗暗点头：入藏道路确实艰险！即便在1950年到1954年间经过11万军民艰苦奋斗修成了川藏公路，其后国家又投入大量财力物力进行数次大规模翻修，到了二十一世纪川藏线还依然被视为是死亡之路，就可以看出清末民初徒步入藏的危险性！何况中间还有人故意作梗呢？
章士钊道：“皙子先生，你说的双管齐下、左右包抄是想分兵两路，一条从南线的雅江、理塘、巴塘入藏，一条从北线的炉霍、甘孜、德格抵达察木多？”
杨度摇摇头：“不是！我们刚到四川人地生疏，又刚招抚保路同志军不久，加上蜀人易乱、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