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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度摇摇头：“不是！我们刚到四川人地生疏，又刚招抚保路同志军不久，加上蜀人易乱、袍哥遍地，如果没有足够的军队弹压，很容易出现根基不稳，所以四川只能派出一个标入藏。如果一个标兵力再分为南、北两路，则会显得势单力弱，容易被各个击破，故而川军只走南线！”
“南线？”孙元起下意识反问一声，“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驻藏办事副大臣应该是常驻察木多吧？既然如此，察木多岂不是很繁华？朝廷在哪里不应该有很多驻兵？”
如果孙元起不学物理，而是专研历史的话，或许他还会知道察木多另外一个名字：昌都。当年解放军挥师入藏就是走的北线，而且在昌都与西藏地方武装大打一战，是为“昌都战役”。经此一役，解放军消灭了藏军主力，彻底扫除进军西藏的障碍。
杨度答道：“察木多是驻藏办事副大臣驻地没错，确实也比较繁华些，但却没有多少朝廷驻兵。其实在川军入藏之前，朝廷在西藏一直没有什么驻兵。察木多地势险要，素有‘藏东门户’之誉，一直是藏东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西藏贵族僧侣必然会在那里严密设防。如果我们走北线，在察木多必然有一场恶战。
“相比之下，南线地势较为平坦，而且在桑昂曲宗、薄宗附近有程凤翔一营兵马接应，部队行军到此可以稍作休整。另一方面，藏南察隅、洛域、噶克卜、门隅地区土地肥沃，物产丰饶，万一军队遭遇缺粮，还可以就食于此。综上考虑，走南线似乎更加安全。”
章士钊道：“那另一路人马走哪里？”
杨度道：“走青藏线！百熙可以命赵行止在陕西另行再组建一个以骑兵为主的混成协，在明年春夏之交先配合张育和（张世膺）、程虎臣（程子寅）的第四十五混成协攻略甘肃，随后该协由兰州、西宁一线攻入青海，然后一标在青海接应，一标由唐古拉山口南下西藏。与川军左右包抄，两路人马会师于喇萨，彻底敉平西藏！即便有所蹉跌，也可以捞得青海、藏南两块实地，长期胁迫卫藏地区。”
章士钊倒吸一口凉气：“皙子先生好大的手笔！只怕我们原先预计足支三年的库银，如今只够用一两年了！”
孙元起也暗暗心惊：这一把玩得好像有点大啊！
杨度反问道：“百熙，你觉得如何？”
孙元起眼神在地图上逡巡良久，右手在西藏的位置上重重一拍：“那好，我们就两路入藏，争取让西藏永在版图，土登嘉措老死印度，西藏之地再无达赖之名！”
杨度点点头，回到椅子上坐下之后，摇着折扇慢慢说道：“既然百熙决定要两路入藏，那我们就得现在着手准备很多事情。弹药粮草、车马军饷自不用说，首先是要解决兵员问题。我们必须在四川、陕甘乃至全国尽快招募两个协以上兵力，迅速展开训练，确保在明年春夏之交能够投入使用。川兵还是很不错的，加上四川人多，挑选三五个协都没问题。至于陕甘那边，恐怕就不太好办了。因为陕甘招募的新兵必须要娴于马术，才能在甘肃、青海一带挥军直进。”
“川兵确实不错！”孙元起也由衷地赞誉道。
08年汶川大地震时，网上曾有人发表《川人从未负国，国人决不负川》的帖子，历数抗战期间川中热血男儿参军报国、浴血奋战的悲壮事迹。据称在八年抗战中，川军先后3次奉调出川，辗转全国十多个省区，浴血奋战，舍身救国。战后统计，出川将士阵亡263991人，负伤356267人，失踪26025人，共计64万余人，伤亡人数约为全国抗日军队的1/5，居全国之首！
当日孙元起看到这篇帖子，情不自禁为之动容，把自己得到的奖学金全额捐给了四川灾区，同时也记住了“川人从未负国”的名言。此时听到杨度称赞川兵，自己也忍不住跟着赞叹一声。
杨度问道：“那陕甘那边怎么办？”
孙元起也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只好一推四五六：“算了，发电报给赵景行吧，让他自己想办法解决！作为一省都督，难道这点事情还办不好？”
杨度继续说道：“那第二个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理顺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不能我们在前面拼命，他们在后面使绊子。孙逸仙手中无兵无权，可以不用理他，关键是袁慰亭。”
章士钊提议道：“依我看，不如把驻扎在经世大学的第四十七混成协撤回山西或陕西，一来可以减轻北洋军对晋陕两省的军事压力，二来也可以向袁慰亭示好，缓解双方之间的关系。”
孙元起眉头轻皱：“撤走第四十七混成协，那经世大学怎么办？”
杨度道：“南京是革命党的巢穴，以后袁慰亭执掌政权绝不会定都于此的，他的首选是北京。但自从飞机出世之后，北京时刻处于飞机的阴影之下，也非上佳之选。他会面临两个选择：是重新选择都城呢？还是把飞机请走？依照袁慰亭的性格，十有七八会打经世大学的主意。既然如此，我们不如和袁慰亭做个交易，他要保证经世大学安全和不侵犯川陕；我们则把第四十七混成协主力和飞机全部搬迁到西安或成都，解决他心腹大患。想来他会很乐意的。”
听到要搬迁飞机，孙元起有些踌躇。
杨度劝道：“百熙，我觉得不妨把飞机乃至经世大学部分搬迁西安或成都，这样既可以惠及三省学子，又避免别人像载涛一样隔三差五的拿捏，也不失是狡兔三窟之计。”
孙元起忽然想起抗日期间，母校曾西迁陕甘，与北平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组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同期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与南开大学也在昆明组成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胜利后，各自都重新返回了自己的校园，却也在西南和西北留下了西北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北师范大学、西北医学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以及云南师范大学等苗裔，确实推动了西部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
想到此处，他终于点了点头。
杨度又道：“至于第三点，那就是要利用今冬明春的时间，对川、陕各地进行一番梳理。只有这两省安定稳固，我们挥师入藏才有意义。如果后方动荡不安，两路大军就会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即便攻下西藏，也难以长期固守。”
就在这时，门卫来报：“老爷，四川咨议局议长蒲殿俊、副议长罗纶、四川省陆军小学堂总办尹昌衡、重庆府中学学监张培爵等四人前来拜见！”
杨度大笑：“看，说曹操曹操就到！”
二八一、恶竹应须斩万竿（上）
孙元起眉头大皱：“怎么他们又来了？不见！”
为什么孙元起对他们颇为反感呢？这就孩子没娘说来话长了。但真要说起历史根源，还得追溯到几个月前的保路运动。
由于清政府强制推行铁路干路国有政策，引发了轰轰烈烈的四川保路运动，事件中川人不理性因素前文已经论及，此处不再赘述。但保路运动之所以如火如荼，让川人群情激奋怒不可遏，最终导致局势糜烂不可收拾，三股势力的推波助澜功不可没：
第一股势力是四川士绅，也就是四川铁路的股东代表。
这群人一来很有钱，——废话，没钱也无法参股铁路修建啊！不参股铁路，政府的铁路干路国有政策跟他们有一毛钱关系？没有关系，他们才懒得跟政府对着干呢！二来他们还有权，1909年9月成立的四川省谘议局就是他们的活动舞台。所以当清政府不愿补偿川汉铁路总公司300万两亏空时，他们马上行动起来，利用各种舆论对铁路干路国有政策大加鞭挞，鼓动普通民众奋起反抗。至于他们自己，既爱惜羽毛，更爱惜生命，只会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扇阴风、点鬼火，偶尔做做摇旗呐喊的嘴皮活，绝不会亲自冲到第一线。这些士绅在清末的政治版图中还有一个更好听的名字：立宪派。换句话说，他们就是二十世纪初的精英、公知。
第二股势力是四川袍哥，也就是以“反清复明”为职志的民间秘密社会。袍哥是哥老会在四川的俗名，在长江中下游哥老会则称为“红帮”。哥老会与洪门、青帮齐名，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著名的三大帮会之一。名义上是帮会，说白了就是成组织的黑社会。
当然，黑社会组织也不全是罪大恶极，他们在维持社会稳定和公平正义方面有着一定的积极作用。比如日本的山口组，据说东京街头发生打架斗殴，最新出现并加以调解的必定是山口组，然后才是警察。但这种大规模、成组织的黑社会历来是政府的心腹大患，直到现在也不例外，必欲除之而后快，包括上面提及的山口组也都是政府打击的对象。所以袍哥与政府的紧张关系也就可想而知了。
第三股势力是革命党，主要是同盟会成员。早在1906到1910年间，革命党人已经在四川发动了数次起义，但仅凭着十来个人、七八条枪，自然无一成功。当袍哥在士绅的怂恿和支持下成立保路同志会后，革命党人发现这是一个可以利用发动起义的大好时机，所以川籍同盟会员纷纷潜回四川，联络新军与袍哥中的支持者，酝酿起义。革命党的插足，使得保路运动迅速从和平请愿转变成武装暴动。
孙元起是被新社会教育成功洗脑的国家主义者，同时作为清政府要员，认真阅读过盛宣怀的奏折，认为中国要想发展，全面整顿铁路交通大有必要，故而在心底里对铁路干路国有政策非常支持。自然而然，也就对因一己私利而阻扰铁路国有的四川三股势力没什么好感。
正是因为保路运动愈演愈烈，这才有了孙元起入川。
孙元起带领第四十四混成协的一个标精锐进川，自北而南且抚且战，最终成功入主成都，执掌四川大权。在此过程中，三股势力也多多少少给孙元起一点情面，并没有极力反抗，所以他们自认为有恩于孙元起，都希望能在新政府中分一杯羹。
既然他们识相，孙元起也不为己甚，毕竟入川过程中确实受惠不浅，而且新政府也需要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