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复几趁机问道：“孙先生，您过来有事？”
孙元起道：“今天过来主要是随便看看，一是看看大家在这里是否过得习惯，生活上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二是看看诸位帮忙编制的目录进展如何，是否遇到什么难题。”
俞同奎答道：“托经世大学图书馆的福，里面藏书极为丰富，所需材料几乎应有尽有，所以编制目录的工作非常顺利，暂时没有遇到什么太大的难题。怎么，孙先生着急要？”
孙元起道：“也不是非要急着要，只是‘一天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马上春节就要来临，之后便是春暖花开。如果不尽快与各国达成协议，恐怕一年又要匆匆过去。现在民国肇始万象更新，能早一日做些改变，于国于民都是极好的。”
更重要的是，现在英国还掌握着大量的工业基础设备、技术、专利。如果不早点达成交易，一旦等到夏季冰雪消融，四川、陕西两路大军入藏，只怕英国会中断执行协议。
俞同奎郑重答道：“孙先生放心，我们一定尽快完成目录编制！”
何育杰突然出声问道：“孙先生，为什么我们只编制适合山西、陕西、四川、甘肃等西部地区的技术设备目录，而不是全国范围的？难道是因为这些省份与您有关，所以特别照顾？”
周围众人都有些为何育杰担心，生怕他惹恼了孙元起。
孙元起却丝毫不以为忤，当下解释道：“我们之所以只编制西部地区的技术设备目录，主要原因是在下和袁项城有个协议，就是用山西、陕西、四川、甘肃等省的赋税作为全国的教育经费，此外国家再不拨款。要想中国教育发展，必须让这几个省份多交赋税；要想多交赋税而又不刻剥百姓，只有促进这几个省经济快速发展；如何快速发展？只能多引进一些技术、设备、专利。而且引进技术、设备、专利的资金是出售经世大学及其他公司的专利使用权得来，用在西部地区倒也名正言顺。”
何育杰有些羞愧：“原来如此，倒是何某鲁莽了！”
孙元起摆摆手：“如果能把引进的技术普及全国，自然再好不过。只是现在国事纷纭，我们既不能兼济天下，只好独善其身了。”
李复几问道：“先生，你知道现在南北和谈怎么样了么？”
孙元起道：“具体我也不太清楚，想来春节前应该会出结果吧？”
如孙元起所言，1912年2月15日，农历腊月二十八，南北和议达成，孙中山随即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
1912年2月16日，农历腊月二十九，南京临时参议院选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并决议迁至北京。
1912年2月17日，农历除夕，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任命唐绍仪为国务总理。在新内阁十一个席位中：
铁杆袁系三人，即内务总长赵秉钧、陆军总长段祺瑞、海军总长刘冠雄；
无特定政见三人，即国务总理唐绍仪（他是袁世凯的亲信，又加入了同盟会，算是骑墙派）、外交总长陆徵祥（无政治主见，有靠向袁世凯的趋势）、财政总长熊希龄（原立宪派，有靠向袁世凯的趋势）；
新中国党占据三席，即教育总长孙元起、工商总长张謇、交通总长汤寿潜；
而同盟会只占据两席，分别为司法总长王宠惠、农林总长宋教仁，可谓大输亏损！
卷十四、一江春水
三二六、田园将芜胡不归
1912年2月18日，大年初一。
日本。
在明治维新以前，日本和中国一样使用夏历修改而来的阴阳历计年，也过大年三十的除夕、大年初一的春节。守夜、敲钟、压岁钱，风俗和中国并无二致。明治维新以后，中华的一切传统都被视为糟粕而抛弃。1873年日本采用现在通行的格里历，定公历1月1日为新年，最先日本人和中国现在一样，过元旦和春节两个新年。随着福泽谕吉1885年发表“脱亚入欧”论，过春节的习俗渐渐在日本的大多数地方消失。
在前两年，春节都和平常的日子没什么区别。只因为今年的这一天是星期天，日本的街头才比往常稍稍热闹些。在神户下山的一户人家住宅门上，此时居然还贴了一户万年红的对联，上面写道：
忽相思，更添了几声啼�
屡回顾，最可惜一片江山。
这副集宋词的对联和门上“留春别墅”的匾额大为切合，足见撰联者的良苦用心。
过了七八点钟，开始陆陆续续有访客登门。尽管来客有中国人也有日本人，但见面一例是鞠躬作揖，看得出都是特地来拜年的，而出面迎接大家的赫然是名动中外的梁启超。访客无一例外被迎进客厅，坐在榻榻米上喝着热茶，说些恭喜祝福的好话。期间不断有访客起身告辞，也不断有新的访客加入其中。等到近午时分，屋里只剩下几位亲密好友，终于可以说些知心话。
作为梁启超师弟，麦孟华率先问道：“任公，再过几天就是你四十初度。孔夫子云：‘四十不惑。’不知仁兄惑是不惑？”
梁启超出生于1873年2月23日，按照中国虚岁算法以及“过九不过十”的习俗，确实过几天就是四十岁了。
梁启超闻言一声浩叹：“是啊，转眼愚兄已到四十不惑之龄！回首四十年间，但见社稷倾覆、国君逊位、民生凋敝，平生志业一事无成，年华如流水去而不回，一念及此，便觉五内如焚。如今流落海外，马齿徒增，实在是愧对父母教诲、恩师训育、君上恩泽啊！”
麦孟华道：“虽然社稷倾覆，然社稷犹在；虽然国君逊位，然国君尚存；虽然民生凋敝，然民生可救。所以我等万不可心灰意冷，当以馀生奋力报效国家，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使君上复位、国统重光，方是不负父母教诲、恩师训育、君上恩泽。仁兄现在正是年富力强之时，而且是海内声望所在，更应当快马加鞭，让老师南海先生稍稍息肩！”
梁启超摇了摇头：“孺博，要是一年前你和我说这句话，愚兄还会不负师教勉力而为。现在国家形势如此，即便想实现虚君共和政体尚不可得，又怎么可能回到之前的君主专制呢？”
麦孟华一愣：“那任公打算将来怎么办？”
梁启超道：“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愚兄现在日日徜徉在松涛柏林中，独思天地悠悠，领悟万物哲思，觉得颇为轻松惬意，将来以此终老也未可知。”
麦孟华笑了：去年年底他还在撰写《财政原论》、《新中国建设问题》，现在又打算写作《中国立国大方针商榷书》、《财政问题商榷书》。这种一心想着救亡拯急、积极为统治者献言献策之人，怎么可能甘心啸傲山林息影林下？
徐佛苏问道：“任公，您去年九、十月间发表《新中国建设问题》一文，不是还秉持虚君共和的政体么？”
梁启超道：“不错！当时在下认真分析了各种西方先进政体，并相互比较，认为中国最适合英伦式的虚君共和政体。因为在专制成风、奴性十足的中国社会实行美式民主共和，必然会导致军阀混战不止、百姓流离失所的惨况，中国将长期不能重归平静。而中国四周列强环伺，如果没有一个顽强统一的中央政府以引导国家走向富强，很有可能成为它们的俎上鱼肉。——其实这番言论早在八、九年前，孙百熙就和在下说过，而时至今日在下才逐渐明白，足见梁某驽钝！
“君权其实如一尊金光灿灿的器皿，越是置于高台之上，越能增加其神秘感，最后足以让臣民匍匐跪拜，崇敬万分。故而日本皇室宣扬‘万世一系’，西方君主曾称‘君权神授’，我国则说‘真龙天子’。既然现在皇帝已经宣布退位，共和政体开始肇端，君权便如器皿跌落尘埃摔得粉碎，世人都看清楚了它的本来面目。即便现在把它黏合好再捧上神座，谁还有崇敬之心？所以如今别说君主立宪，便是虚君共和也是难以施行了。”
徐佛苏道：“难道任公打算就此寄情山水、归隐田园？”
梁启超愤懑地说道：“在下除了寄情山水、归隐田园，还能干些什么？办报？没钱！组党？没人！从政？没权！除了天天躲在院子里看看书、写写字，还能干啥？”
梁启超表面是在说自己，其实是在麦孟华面前隐晦地表达出对老师康有为的不满。
康有为的“维新变法”主张，只在甲午战争（1894）到戊戌变法（1898）年之间火过几年。自从庚子国变（1900）之后，这个主张就越来越远离时代，最终陷入穷途末路。然而康有为却始终抱着保皇主张不放，而且也不许他的学生弃暗投明，稍有忤逆便遭当头棒喝，动辄扣以“欺师灭祖”“大逆不道”的大帽子严加斥责。所以大部分学生碍于师道尊严，不能越雷池半步，只能跟着他一条道走到黑。
而且康有为野心很大，他的目标就是继孔子创设儒家学派之后，将儒家学派改造为儒教并成为儒教教主。与孔子并立并超过孔子，便成了康有为一个令其无法割舍的梦想。于是，他给自己起了个名号为“长（zhang）素”，即长于素王（素王即孔子），弟子则称呼他为教主、南海圣人等。由此可见康南海的雄心壮志。不仅如此，他还给自己五个得意弟子分别取了号：
陈千秋号“超回”，即超过颜回。话说陈千秋和颜回有两点颇为类似：第一点，颜回是孔门七十二贤之首，而陈千秋则是康有为十大弟子中的大弟子，曾任万木草堂学长；第二点，颜回早死，陈千秋也是。可见康有为在取号上还是花了心思的。
梁启超号“轶赐”，即超过子贡。端木赐，字子贡，是孔子最亲近的得意门生，曾称其为“瑚琏之器”。从这个号上可以看出康有为对梁启超有多满意，所以康有为对梁启超也非常留意，不允许他稍有越轨。在这种顽固“保皇”标签影响下，梁启超1910年前往台湾募款，居然颗粒无收！
麦孟华号“驾孟”，即凌驾于孟子之上。麦孟华不仅是康有为忠实弟子，还是他的女婿。此次梁启超在他面前表达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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