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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十年之前，我就在美国的三藩市见到过孙百熙。当时他才二十多岁，意气风发，光彩照人，而且放言无忌，远不似现在这般沉静。相见未久，我们便谈及同盟会纲领，随即纵论国家未来政治大势。当时我以为他见识迂阔，都是书生学者之言，不足采信。十年之后，再以当前局势验证当时所言，却合契若神。这才明白孙百熙不仅在科学上聪敏过人，在政治上也当得起‘见事极明，虑事极深’这八个字。
“刚才遁初提到，眼下内阁最重要的使命是调和南北矛盾、维护全国统一，所以总理必须是威望素著之人。试问全国四万万民众，有谁能比孙百熙的威望更重？以他洞幽烛微之能、名扬四海之望，行亮辅良弼之事，建金瓯永固之功，岂不是得其所哉？”
黄兴笑道：“若是孙百熙担任总理，还有两点好处，一是不用担心他贪腐。他家财万贯，日进斗金，自然看不上国库中的那些陈芝麻烂谷子。即便退一万步说，孙百熙在意那点蝇头小利，如今现在政府债台高筑，穷的叮当响，天天靠借贷过活，国库简直比那脸蛋还干净，也无处贪污去啊！
“另一个好处就是不用担心外交孤立。孙百熙自幼在美国求学，之后还曾在世界各大高校讲学任教，可谓师友满天下；而且三个妻妾中有两个是美国人，岳父、妻弟都是美国著名大商人；加上他在全球学界声名远播。如果他担任总理，何愁各国列强不承认新成立的中华民国政府？”
孙中山闻言也频频点头。
然而宋教仁却道：“二位先生应该明白，孙百熙越是适合当总理，我们越不能推举他出任！”
孙中山、黄兴俱是一怔：“为什么？”
宋教仁道：“因为国会大选即将到来，我们同盟会在选战中的主要对手便是共和党和新中国党，而孙百熙正是新中国党党首。目前共和党有分化迹象，新中国党隐然成为临时参议院中的第二大党，如果孙百熙此时出任总理，必然令新中国党声势大振；若再做出什么业绩，更是如虎添翼。如此一来，我们岂不是自己给自己添堵？”
孙中山、黄兴顿时为之默然。
宋教仁继续说道：“就我个人的看法，更偏向于推举赵智庵出任总理。此举既可以向北洋系示好，博得袁项城欢心，让同盟会在短期内获得较为宽松的发展环境，以便在选战中一举获胜；也可以让袁项城组建一个纯粹的北洋内阁，为我们将来实行纯粹政党内阁奠定舆论基础。”
孙中山不由得惊讶出声：“让袁项城组建一个纯粹的北洋内阁？你的意思是让同盟会现在主动退出内阁，让袁项城彻底掌控大总统府和国务院？这其中稍有不慎，就会让无数志士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革命成果付之东流的！”
“如果形势需要，我们可以主动退出。”宋教仁却波澜不惊地答道：“而且在我看来。无数志士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最大革命成果不是眼下的中华民国，而是我们同盟会本身，所以只要我们团结一心，革命成果就不会被破坏。”
黄兴皱眉道：“即便我们主动退出，如果新中国党三位阁员岿然不动，只怕袁项城的纯粹北洋内阁依然无法达成。”
宋教仁耸耸肩：“唐少川走了，我们走了，你觉得新中国党还能在内阁中呆得住么？”
三七五、曹瞒篡乱从此始
果然，第二天五巨头再次举行会晤的时候，孙中山、黄兴态度都为之一变，避口不谈宋教仁出任内阁总理之事，转而大力推荐赵秉钧。
昨晚回去之后，孙元起也和陈训恩、杨杰等人谈及袁世凯将内阁总理职位赠与同盟会的慷慨之举。作为旁观者，他们很快就得出一致结论：在同盟会忙于改组、国会大学即将到来的紧要关口，宋教仁是不可能出任内阁总理的。袁世凯早就料到这一点，所以才敢行此慷慨之举。
如果宋教仁不肯出来，那谁担任总理最合适呢？或者说，谁担任总理才最符合孙系势力和新中国党的利益要求？
杨永泰的意见是倾尽全党之力推举孙元起或汤寿潜等上位，然后利用华熙银行的财力兴办几件有影响的政绩工程，再经过中华广播、《政经日报》等媒体的精心包装和大肆宣传，保证可以让新中国党在年底的国会选举中取得巨大收益。
陈训恩则完全不同意杨永泰的看法，在他看来，越是大选临近，全党上下越应该保持镇静，不能让人抓到攻讦的把柄。尤其不能当最具风险性的内阁总理，因为总理日理万机，自然做多错多；若是不做事呢，又会被人批评是昏庸无能。总之，做和不做都是错！既然这样，还不如老老实实做好本职工作。至于眼下的内阁总理职位，不妨就让给赵秉钧，反正北洋系没有自己的政党，再怎么出风头也不会在国会选举中抢走新中国党的选票。
杨杰的看法又与前两人不同。他认为之前的内阁格局最适合新中国党发挥作用，即态度中庸平正的唐少川主宰内阁，北洋系、新中国党、同盟会、无党派人士在内阁中四分天下。大家地位相等，互相制约，无论哪一派想要通过什么提案，都得先争取其他势力的赞成，新中国党无形中处于超然地位。而现在，无论是宋教仁还是赵秉钧出任总理，都会打破这种平衡，使得新中国党在内阁中的地位逐渐弱化。所以新中国党应该尽可能维持当前的格局，具体做法就是推举原外交总长陆徵祥出任总理。
陆徵祥出生于一个基督教家庭，少年时期家境贫寒，曾就读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主办的上海广方言馆和北京同文馆，因为这些学校不仅免除一切学杂费用，每月还有一定的膏火银补助。他天资聪颖，学习刻苦，成绩优异，尤其精通俄语，毕业后便被选任为大清帝国驻俄使馆的四等秘书兼译员。
毕业就是公务员，而且还是驻外使领馆的，现在看来是一等一的好差事，但在当时却是不入正统士子法眼的工作，众人唯恐避之不及。陆徵祥不畏流言，认真学习外交业务，几年之后就因能力出色、表现优异升任参赞，随后担任中国驻荷公使、驻俄公使等。武昌起义后，陆徵祥曾联合一些驻外使臣，电请清帝逊位。
因为他有多年出任驻外公使的经历，熟悉西方外交事务，而且未参加任何派系，口碑良好，所以在南北和谈成功、唐绍仪组阁之时，袁世凯力邀他回国担任外交总长。就他这几个月在国内的工作情况来看，首先必须肯定他是一个外交干才，在外交机构改革、建设中华民国外交体制方面做出重要贡献，但他的缺点也同样明显，那就是性格懦弱、优柔寡断。
这样的人也能担任内阁总理？
孙元起表示强烈怀疑。
杨杰却认为陆徵祥外交技巧娴熟，能够熟练处理眼下的南北矛盾；性格谦和，可以团结内阁之中的四大派系；优柔寡断，事事需要请示大总统府，这正是袁项城最想要的结果。而且这一届内阁只有短短几个月的寿命，纵使他再怎么懦弱无能，支撑过这段时间还是没问题的。
孙元起心里暗自思忖，如果让赵秉钧担任总理，袁世凯这个大总统无疑会如鱼得水，可以随心所欲，相信野心也会随之膨胀，这是自己不愿见到的。若是让自己当总理，坦白说，确实没动心过，但权衡再三，最终还是放弃了。因为自己一来对军政事务不熟悉，也不感兴趣，很难把政客的身份融入到自己的生活中；二来新中国党和川陕势力都根基太浅，现在就跳出来当总理，很容易就成为众矢之的；三来，袁世凯也不过就是信口一说，根本没有多少诚意。
至于宋教仁，虽然才能卓著、政治天赋极高，但毕竟还是太年轻，免不了有些锋芒毕露、年轻气盛的毛病，需要好好磨练磨练。思来想去，还是觉得性格冲和的陆徵祥更容易接受一些。所以孙元起心中暗暗打定了推举陆徵祥的念头。
没成想第二天会议甫一开始，孙中山、黄兴便倒戈一击，转而力荐赵秉钧出任总理。袁世凯当然不会自己反对自己，黎元洪这位“忠厚长者”现在是一切惟袁世凯马首是瞻。五巨头中已有四个人支持赵秉钧，眼看大局已定，孙元起觉得自己回天乏力，只好让推举陆徵祥的念头胎死腹中，转而支持赵秉钧。
就这样，赵秉钧在五巨头的一致同意下，成为了民国政府的第二任总理。
更换内阁总理是民国元年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迅速就成为了广播、报纸的头版头条，赵秉钧执政后会有什么变化，也是许多士绅学子茶余饭后热衷讨论的话题。甚至在成都的四川都督府内，蒋志清也和杨度谈起了这个话题：“赵智庵不过是袁项城的一条鹰犬，如今居然也当上了内阁总理，难道朝中衮衮诸公就没有一个人及得上这个只会练警察、缉地痞的衙役头子？真真是可笑至极！”
赵秉钧早年考秀才未中，便投入左宗棠的楚军中效力，赴新疆平定阿古柏之乱。虽然他是书生从戎，却作战勇敢，屡建奇功，故而在战后因功授予新乐县典史之职。所谓“典史”，就是知县下面掌管缉捕、监狱的衙役头子，没有品阶，只能算是比临时工高一级的事业编。
或许赵秉钧真和警察这一行有缘。首先，他很有当刑警的天分，在担任新乐县典史的时候就以“长于缉捕”而闻名官场。其次，他的几次发迹都和警察分不开身，比如得以结识袁世凯，是因为他在小站练兵听闻赵秉钧杰出的侦探能力；获得袁世凯赏识从而走上仕途，是因为他缉捕义和团有功；让他功勋卓著声闻朝野，则是拟定警务章程、创设警务学堂、编练新式警察、建立现代警察制度。正因为如此，这位被誉为“中国警察之父”的大人物才会被蒋志清讥诮为“衙役头子”。
杨度摇着纸扇悠然说道：“赵智庵虽然出身低贱，却气度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