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继为首，革命党几百人携带手杖跑来砸场子。梁启超刚讲了几句，张继就用日语大骂道：“八嘎！”（日语“馬鹿”，笨蛋的意思）接着就喊“打！”革命党人举起手杖就开始横扫千军，梁启超等人则抱头鼠窜。梁启超对此事终身难忘，从此一直把革命派叫做暴烈派、暴民政治。
国民党员不仅打人，而且以打人为骄傲。比如《中国报》主笔程梦余，无缘无故打了法制局局长施愚两个耳光，第二天还得意洋洋地把打人事件刊登在报上，自以为很英雄。而号称最懂《庄子》的国学大家刘文典，平生也以踢了常凯申一脚而自得不已，不过踢没踢、踢没踢着现在还是两说。
在民初这场纷纷攘攘的选举中，一方面是初始实行民选时的蓬勃朝气，一方面是各种丑态毕露的乌烟瘴气，两种似乎对立的氛围却有机地交织在一起，酝酿出某种类似于午夜酒吧的喧嚣与颓废。
根据袁世凯九月份公布的第一届众议院议员选举日期令，各省及蒙藏青海众议院议员初选举定于1912年12月10日举行，复选举定于1913年1月10日举行。在整个十二月中，各地上都在不断演着同样悲喜剧，有些人因为因缘际会而当选省议会议员，顿时仿佛如同范进中举，房屋、田产、奴仆、财货都蜂拥而至；有些人则是耗尽家财，破产竞选，最终依然未能如愿，以至于悬梁自缢。
在已经完成的各省众议员初选中，国民党稳居榜首，占据了36％的份额；新中国党虽然不敌国民党，却也有28％，暂居第二位；而共和党以24％的份额，屈居第三位。初选成绩和最终结果之间虽然还有不少的变数，但变化不会太过悬殊。
这样的结果对于新中国党算是上佳表现，令孙元起、汤寿潜、杨永泰等都心满意足地长舒了一口气；不过对于国民党、共和党来说，这样的结果却是难以接受的。尤其是对国民党，他们尽管坐稳了国会第一大党的宝座，优势却不够明显，很难实现宋教仁在竞选之初设立的“在国会里头获得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组成一党责任内阁”的目标。
孙元起此时已经在全国各地奔波了两三个月，其中劳苦可以想知，好在结果非常令人满意。他在上海稍事休整之后，乘飞机返回了北京。
在那里，他将面临一场特殊的选举。
三九七、乱鸦又向寒林集
孙元起此次北上，是为了准备参加中央学会的参议院选举。
“中央学会”是个奇怪的名字，现在几乎没人知道历史上还存在过这样一个组织，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存在时间非常短。从1912年8月袁世凯公布《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明文规定由中央学会选出参议院议员8人开始，到1914年1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会，中央学会最重要的任务选举参议院议员成为镜花水月，中央学会也不了了之，总共不过存在一年半时间。若是算正式组建时间，恐怕还要更短。
尽管中央学会一直以来寂寂无闻，但它在学术脉络和政治体系的传承中却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根据1912年11月29日袁世凯签署颁布的《中央学会法》，中央学会是全国性学术团体，直接隶属于教育总长，以研究学术、增进文化为目的，涵盖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从学术定位上看，中央学会应该是取法法兰西学士院、美国国家科学院、日本帝国学士院的规制，并上接唐宋元明清以来最高学术机构翰林院的传统，下开民国中央研究院、党国中国科学院的先河。
民初政府对于中央学会的建立也给予了极大的支持，甚至把它与各省放在同等位置，分配了8名参议院议员名额，相比之下，各省也不过才有10个名额而已，由此可见其对中央学会的重视程度。当然，这份尊崇并非始自民初政府，而是脱胎于清朝末年的资政院，因为在资政院200人名额中，就有10个是钦定给硕学通儒的。在中央学会之后，这种传统也一直保持，像后世民国国民大会有教育团体、技师团体、医药团体、社会贤达等名目，党国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也同样有科学技术界、社会科学界、教育界等界别。
按照道理来说，中央学会在学术和政治上都有自己的独特地位，不应该如此轻易夭折才对，怎么会一岁而殇呢？根本原因就在于学会尚未成立，大总统府便急匆匆地颁布了《中央学会法》，致使中央学会先天存在严重缺陷，自然难以长命百岁。
首先一点是中央学会的地位。
从《中央学会法》第一条可以看出，中央学会是教育部直属的学术机构，其主要任务是进行科学院就，推进学术和文化发展，性质类似于近代国家的科学研究院。但《中央学会法》的第十六条又规定，只对学会会长、副会长及各部部长酌给公费，普通会员则分文皆没。也就是说，学会会员仅是兼职，并非专职研究人员，这又与民间普通学术团体类似。
另外，国家研究院一般直接直属于中央政府，而中央学会是直属于教育部。由此可见，中央学会既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家研究院，也不是普通的民间学术团体，应该看作是国家研究院的雏形，或者民间学术团体向国家研究院演变的中间过渡形态。故而中央学会的地位非常尴尬。
其次一点是中央学会的定位。
中央学会作为全国性学术团体，对其成员的科研能力和学术成就应该有比较严格的要求，但《中央学会法》却规定：会员由具备国内外大学、高等专门学校三年以上毕业者，或者有专门著述经中央学会评定资格者互选，满五十票以上当选；外国人对于中国学术有特殊贡献者可以推荐为名誉会员。也就是说，大学毕业生就有资格当选为会员。尽管民国初年大学生还是凤毛麟角，远不像今天这般俯拾皆是，但每年也有近千人。一个以研究学术为己任的高层次研究学会只要求大学毕业生即可入会，《中央学会法》所定会员资格未免有些失之过宽。
袁世凯最初提出“中央学会”名称的时候，孙元起还是教育总长，在他看来，中央学会应该是泛指一切全国性的学术团体，既包括中国科学技术学会及其下辖的各种专业学会，也应该包括各大学研究所、清末民初政府设立的科研机构以及民间私人组织的学会（比如美国信宝珠女士1909年在上海创立的中华护理学会，丁福保1910年成立的中西医学研究会）、诗文社等，而不是某个具体的社团。如此一来，中央学会既可以避免与中华科学院机构重叠，也可以囊括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两大块内容。
没等孙元起发表自己的见解，教育总长已经换成了现在的蔡元培。《中央学会法》颁布之时，孙元起正在全国各地忙着竞选事宜，看着好端端的中央学会被折腾成四不像，忍不禁摇头叹息：这哪还是什么中央学会，分明就是民国版的全国学联嘛！
——全国学联，全称“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是中国高等学校学生会、研究生会和中等学校学生会的联合组织。尽管对袁世凯、赵秉钧、蔡元培等人此举颇有微词，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孙元起也只能任着他们折腾。
按照12月大总统府公布的第一届参议院议员选举日期令，中央学会的参议院议员选举定于1903年2月10日举行。在此之前，中央学会必须尽快完成会员的互选与资格认定。这可是个浩大的工程！
如果把戊戌变法时期兴办新式学堂视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开端，那到现在已经有十四五个年头，毕业的学生加起来至少有好几万，其中经世大学一个学校就要占据其中的半数以上。此外还有在国外大学毕业的、有专门著述需要中央学会评定资格的，林林总总估计将近十万人。这些人散布在全国各地乃至海外，经过朝代变革很多学历、档案已经散佚，验证起来非常困难。要在短短的一两个月内完成会员的互选与资格认定，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虽然任务艰巨，但谁也不能否认中央学会是一块大肥肉。试想一下，山东、河南、湖北、四川等人口数千万的大省才有10个参议员名额，而不到十万的中央学会中就有8个名额，比例悬殊数百倍，怎么能让人不动心？尤其还是国民党在众议院初选失利、新中国党紧追不舍的情况，自然更不会轻易丢弃这一兵家必争之地。所以国民党和蔡元培等都是咬紧牙关，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尽管在接手之前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不过事实证明，他们还是低估了这个任务的艰巨性。问题首先出在对《中央学会法》中的资格解释上。
首先提出异议的是前京师大学堂预科毕业生，他们向教育部要求取得选举会员的资格。教育部有些愕然：虽然大学预科也属于高等教育的范畴，是高中教育跨越到高等教育的重要基石，但预科只相当于补习班，水平、资历都明显低于大学专科毕业，根本达不到《中央学会法》规定的要求，怎么可以提出参选要求呢？
预科学生则振振有词地解释道：首先，京师大学堂（现北京大学）是大学；其次，预科是大学的一部分；第三，我们在大学里学习了三年时间。这些完全符合“国内大学三年以上毕业者”的条件，为什么没有选举会员的资格？
教育部这才发现法案中的漏洞，赶紧补充解释道：“高等专门”四个字应该和“大学”连起来理解，意思是在高等以上学堂学习专业课三年毕业者才有资格，大学预科虽然也是高等以上，但是学的都是普通入门科目，所以不能参选。
就在教育部和大学预科生们打嘴仗的时候，又有一波留日学生跳了出来要求参选。这些人绝大多数毕业于日本大学、高等专科学校特为中国留学生设立的速成专科，——据统计，清末留学日本的数万名学生中，学习速成科的占60％，普通科（预科）的占30％，中途转学退学的占5—6％，进入高等专科学校的占3—4％，进入大学者仅占1％——也就是说，速成专科水平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