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斟茶，两人不过说声“有劳药翁”，并不起身。原来这个药翁名叫汪凤池，字思赞，号药阶，乃江苏元和人。虽然年龄比这二位大许多，却因为是拔贡，并未中举，在京城最讲究科甲的都察院里，不免低人一等。
药翁给二人斟完茶，又给自己倒了一碗，才在最下首落座。
徐堉这才盖上茶碗，低声说道：“上头消息说，前日，隐王府的溥贝子上了篇折子，极言新式学堂之弊端，昨日奏进宫里，被留中不发。”
“哟？这走马遛狗、斗鸡饲鹰的贝子爷，居然还有办这等正事！”吴保龄用碗盖拨弄着碗面上的茶叶，不屑地说道，“怕是有人指使吧？”
“不敢是不是有人指使，这是个机会！”周树模到底年轻，不免还有些火性，“自从庚子年国变之后，各地督抚被洋人都打怕了，便劝谏太后推广学堂，让我中华子弟学那西洋的奇技淫巧。御西夷之原不恃乎船械！我中华当以忠信为甲胄，以礼义为干橹，使近者悦而远者来。德加四海，恩溥五洲，以此而战，则何战而不胜？以此而征，则何征而不服？此等洋学堂，上不能彰帝德、固国本，下不能悦士子、富百姓。于国于民，无利可言。而惑乱人心，败坏圣道。为害之烈，莫甚于此！”
徐德沅点点头：“年兄说得极是！治国之道，首在人心。人心安则家国治，家国治则天下平。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安能凭技艺之巧，夺人心之正？此等学堂，禁之可也。”
吴保龄喝了热茶，也说道：“立国之道，尚礼义而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而不在技艺。今设学堂，求之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然而夷人诡谲，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教，所成就者亦不过术数之士。古往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何必设立洋学堂？”
汪凤池小心翼翼地说道：“前阵子，不是有谕旨，命翰林院编修、中书舍人等以后都要到大学堂学习西学么？传言，袁项城、张南皮还打算奏请递减科场录取之额，酌量移作学堂取中之额呢。”
“此皆无耻之人！”周树模一拍桌子：“自隋唐以来，朝廷命官，必用科甲正途之人，为什么？就是因为我等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明体达用，规模宏远。令大家进入学堂，习为机巧，专明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于治国治民有何益处？真真是无理荒谬至极！”
徐德沅摇头晃脑，用吟诵骈文的声调念道：“诡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
这是前些年开设同文馆时，讥嘲恭亲王奕欣等军机大臣的对联。其余四人闻听，都颔首而笑。
徐堉道：“上头的意思，也是借着这个由头，我们先向太后、皇上痛陈学堂的弊端。等时机成熟，再上疏请废各地的大中小学堂。天下读书人必然闻声响应。”
四人听了，皆点头称善。周树模一口喝干茶水：“这回我一定要拔头筹，做好此等为国为民的善事，在青史上留下千秋大名！”
吴保龄笑道：“周兄巨笔如椽，名扬中外，素有‘勾魂笔’之美誉。这回发奋，我等必要避让一头地。且等数日后，拜读雄文！”
六十二、两岸猿声啼不住
周树模等人的奏折还没写好，孙元起忙得兵荒马乱的时候，胡勋、李国秉两人突然敲响了校长办公室的房门。
“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一切。”这个后世烂大街的标语，办校之初孙元起便在切实执行着。眼下虽然形势紧迫，他还是放下手头繁忙的事务，认真地接待。
“子实、君衡，来来来，屋里坐！你们此番前来，所为何事？是学习生活中遇到什么困难了么？”孙元起把他们让进屋，很有耐心地询问道。
李国秉年轻跳脱，性情直爽，最藏不住事儿，顾不上寒暄，便嚷道：“不是我们遇到困难，是学校遇到大困难了！先生你还不知道么，城里那帮吃饱了撑的御史、翰林，正准备写折子，要求朝廷关闭我们学校呢！”
“啊——！”孙元起一是吃惊那帮言官动手之快速，二是吃惊连自己学校的学生都知道了此事，不觉惊讶出声，“君衡，此事当真？”
“那还能有假！”李国秉答道。
胡勋到底老成，跟着解释道：“先生，我们有亲戚在朝里，刚得到可靠消息，都察院和翰林院近日会有人参奏我们学堂，以达到其废学堂、复科举之私欲。学生这才特来告知，希望先生能提前做好准备！”
“我代表学堂，感谢你们！”虽然份属师生，孙元起还是感激地朝他们拱手致谢。
两人急忙还礼：“先生客气了！我等是学堂的学子，学堂兴亡，均有其责，荣辱系之，不敢承先生谢。”
孙元起长叹一声，才道：“说来倒是学校的不是，让学生为此事分心。”
“先生这是什么话？”李国秉不满地说道，“这些清流老早就想反对各省建学堂，怕最终会全国实行西式教育，废除科举考试，只是一来碍着宫里头的意思，二是没有找到由头罢了。这次动手，他们蓄谋已久，我们学校也是替人受过。”
说到清流，孙元起还真有些感慨。如果说五代以后雄风不振，是汉文化的后天不足，那么好逞口舌之利简直就是汉文化的胎里病。前段日子在编写历史教科书，读了些历史，知道“宋人议未决，而兵已渡河”等故实，就对清流的误国颇有微词；如今有了切肤之痛，对清流更是痛恨彻骨！
这清流，或许肇端于春秋战国时候的诸子百家，在发展壮大过程中萃取了各家的缺点：儒家的道德立场、纵横家的夸夸其谈、法家的刻薄严峻、名家的狡辩怪论……形成了一个自命清高的奇怪群体。至少在战国末期，他们已经活跃于政治生活中。
在国家承平的时候，这些人风闻奏事，或许还能起到矫正时弊的作用。然而越是王朝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候，清流们闹腾得越欢，仿佛乱世是他们最能展示舌笔之威的宏阔舞台。每一条匡救时弊的举措，他们都能从道德的高度，提出无数条反对意见。有时候，甚至不需要理由，就是为了赞成而赞成、为了反对而反对。但让这群清流真来做实事的话，则张皇失色、束手无措。“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是他们最典型的写照。
就拿清末来说，清流的“战绩”就辉煌无比：
首先是阻碍洋务运动。当时由于一系列战败，很多士绅已经意识到学习西方的必要性，洋务派在军机处也占了多数。顽固派军机大臣李鸿藻感到力单势孤，于是笼络一批御史和翰林在自己的周围，以壮大声势。这些“台谏词垣”也以依附李鸿藻为进身之阶，以议论朝政、抨击权贵相标榜，号称“清流”。慈禧太后暗中也放任清流派，借用他们的言论牵制洋务派，很多洋务派官僚受到排挤和打击。比如被奕䜣、李鸿章推许为“第一流”洋务人才的郭嵩焘，于1879年出使英国归来后，在“清议”的攻击下，只得卸职返回湖南原籍，连他写的《使西纪程》也因为称颂西方物质文明而遭到诋毁，终至毁版。虽然洋务事业势难遏止，后来得以逐步推行，但已错过了宝贵的发展机遇。
其次是打败马尾海战。在中法战争紧张的时刻，慈禧太后做了重大的人事变动，把一些清流派重要人物派到地方上去担任军职，满足他们强烈的主战愿望。其中，就把翰林四谏之一的张佩纶委任为福建会办大臣，协助船政大臣何如璋督率福建水师。曾经激烈主战的张佩纶，到了前线立马草鸡，转而急切盼望中法和谈成功。他见法舰频频向闽江海面移动，不仅不做战守准备，而且逐渐把往日的豪言壮语收了回去。法国海军中将孤拔率领舰队驶抵闽江口，向何如璋、张佩纶提出要入福建水师基地马尾军港停泊。何、张害怕拒绝生衅，影响和谈，竟同意了这一无理要求，并给予“最友好的接待”，希望借此缓和局势。但法舰进入马尾以后，一反前言，日夜监视港内福建水师，不许其移动，声言动则开炮。水师官兵愤恨法舰持强相逼，在敌我力量十分悬殊的情况下，多次要求起锚整训，以期自卫。但何如璋、张佩纶惟恐妨碍和谈，一再以“战期末至”为借口，不准无命自行起锚，甚至下令“不准先行开炮，违者虽胜亦斩”。他们既不将法军挑战的实情告诉官兵，又不准备应战，听任水师各舰在江心抛锚。直到看到法舰已升火待发，何、张才开始慌张起来，派人前往法舰，以未做战斗准备为由，要求改变开战日期。孤拔不仅断然拒绝，而且命令法舰提前发炮。福建水师失去战机，仓促应战，有的兵舰还未来得及起锚就被击沉，或起火焚烧。此时，作为统帅的何如璋、张佩纶竟然弃师不顾，仓皇逃窜，进而导致福建水师全军覆灭。
第三是积极怂恿中日大战，进而大败。光绪二十四年，清流的核心人物多是光绪皇帝近臣和翁同龢的门生故旧，如珍妃的胞兄礼部侍郎志锐和侍读学士文廷式，翁同龢的至好吏部侍郎汪鸣銮及门生张謇，还有侍读学士陆宝忠和被称为“后清流”的编修黄绍箕、丁立钧等人。他们中多为词馆清显和台谏要角，既深为国家的前途命运担忧，希望通过改革内政和整军备战来增强国力，阻止日本的侵华野心；又很想趁机增强光绪皇帝的权力和扩大自己的影响。为此，他们不顾当时中日的战力差距，不断利用“诸议”来怂恿朝廷对日作战，话锋所指常常集中到李鸿章身上。海战失败后，清流名士吴大澂因为得到一枚“度辽将军”的汉代铜印，主张坚决抵抗，并自告奋勇率师出征。等到真正接敌之后，却狼狈败逃，溃不成军，在六天之内接连失去了山海关外的牛庄、营口、田庄台等军事要地，全线瓦解。这一溃败，直接促成了和谈的形成以及《马关条约》的签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