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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官王安石，少学孔、孟，晚师瞿聃。罔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属熙宁之有为，冠群臣而首用。信任之笃，古今所无。方需功业之成，遽起山林之兴，浮云何有，脱屣如遗。屡争席于渔樵，不乱群于麋鹿。进退之美，雍容可观。朕方临御之初，哀疚罔极。乃眷三朝之老，邈在大江之南。究观规模，想见风采。岂谓告终之间，在于谅阔之中。胡不百年，为之一涕。于戏。死生用舍之际，孰能违天；赠膊哀荣之文，岂不在我。宠以师臣之位，蔚为儒者之光。庶几有知，服我休命。可。
这篇敕文，基本上展现了王安石不寻常的一生，充分肯定了王安石的心志、才智、学识、性格和在熙宁年间叱咤风云的历史地位。时值王安石正道声讨诛伐之际，此文能够出于苏轼笔下，亦属胆大包天、难能可贵。司马光览毕，感激欣慰之情，溢于言表，拱手向苏轼作谢：
“子瞻之笔，活现介甫之锐进、坦荡、赋性、道德和为人，亦显彰介甫学识文章瑰玮藻世之伟迹，定论公允，足慰介甫地下之灵，足达皇上宠信之恩，亦足以震煞朝廷落井下石者浮薄之风。光心怀疚歉而衷心称善，亦解光心头之郁忧了。”
苏轼心方宽释，谈及心中之所虑：
“介甫之政见和‘变法’之失误为害，软辍笔再三，思之再三，避而未谈，非偏护介甫之罪咎，乃思维浅薄，笔力弱钝，怕不得要领，失之大谬耳。望君实示而启之。”
司马光默默点头，思之片刻，诚挚中肯地说：
“介甫所持政见，与你我虽大趋一致，由于操术之别，终致千里之歧。然‘政见之论’和‘朝政之施’，毕竟是两回事，‘施政’失误，不一定是‘政见’全错；‘施政’关乎国计民生，时不我待，‘政见’当容辩识，不宜匆忙断论。‘革故鼎新’之举，我断然罢废‘新法’，而对介甫的《三经新义》、《字说》等著作不作禁绝，盖出于此虑。关于介甫所持‘政见’之评说，留给后人去作吧！你不是有过两句诗吗？‘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你我都是‘此山中’人啊！这篇‘敕文’中有此‘罔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批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方需功业之成，遽起山林之兴’几句就可以了。唉！介甫之最大失误，也许就在于把‘政见之论’和‘朝政之施’混为一谈了。我们现时呢？也许正在重复着介甫这个失误啊。”
苏轼看到司马光哀痛至深而癯瘁之状有加，怕话多时久，影响老友歇息，便拱手告别：
“君实所语，苏轼受教矣！公当以诸葛孔明食少事烦为戒，千万别再排老命了。”
司马光苦笑点头：
“死生，命也。我虽两脚疾废，目视近昏，还有一颗心啊！介甫走了，感谢你为介甫一生写了一篇好‘敕文’。来，我俩喝了这杯酒，为介甫的英灵送行！”
苏轼不禁目湿鼻酸：君实今夜的心境神情，何似一年半前在江宁半山园深夜话别的介甫啊！
“人何以堪”，苏轼与司马光噙泪举起酒杯
篇二十
汴京·司马光府邸·政事堂
司马光生命智慧之光即将消失前的一闪·斯人在茫然的希冀中匆匆离去·天薄大宋啊
司马光的病情在日益恶化着，而他的“革故鼎新”却陷于停顿的状态。“故”是风风火火地“革”了，可“新”是什么？从何“鼎”起？成了当务之急。朝臣们都把目光投向司马府邸病卧床榻的司马光。司马光在他生命智慧之光即将消失的最后一闪中，投出“中兴社稷”的一丝亮光。
元祐元年七月三日，司马光奏得太皇太后恩准，乘坐“椅轿”来到延和殿，向群臣提出了以“人治”为契机的“鼎新”纲领——“十科取士”：
为政得人而治，然人之才，或长于此而短于彼，虽皋、夔、稷、契，
各守一官，中人安可求各；故孔门以四科论士，汉室以数路得人。若指瑕
囗善，则朝无可用之人；苟随器指任，则世无可弃之士。光各位宰相，职
当选官，而识短见狭，士有恬退滞淹或孤寒遗逸，岂能周知；若专引知识，
则嫌于私；若止循资序，未必皆才。莫如使在位达官，各举所知，然后克
协至公，野无遗贤矣。故设十科取士。
一曰行义纯固可为师表科（有官无官人皆可举）；
二曰节操方正可备献纳科（举有官人）；
三曰智勇过人可备将帅科（举文武有官人）；
四曰公正聪明可备监司科（举知州以上资）；
五曰经术精通可备讲读科（有官无官之人皆可举）；
六曰学问该博可备顾问科（有官无官人皆可举）；
七曰文章典丽可备著述科（有官无官人均可举）；
八曰善听狱讼尽公得实科（举有官人）；
九曰善治财赋公私俱便科（举有官人）；
十曰练习法令能断请谳科（举有官人）。
这个“纲领”，虽然也是旧制“内外举官法”的复活，但司马光赋予了新的内容：招揽人才放宽了官职资历之限，“随器指任”以专长人才充实各职，显示了司马光爱惜人才的意愿和“以才治政”的决心。但他亲自筹建的中枢老人班子，却似一架老化磨损的机器，运转不灵，更没有掀起像“广开言路”那样的“鼎新”高潮。八十岁的文彦博，居太师位而平章军国重事，五天一次乘轿临朝，对司马光“鼎新纲领”的实施情况不闻不问，只是嘻嘻哈哈至三省、六部转悠一圈，散步消食，乐度晚年。六十八岁的吕公著，居右相之位而总理中枢事务，对司马光的“鼎新纲领”倒热心推行，但因其精力不逮，生性沉稳，根本没有拚命一搏的劲头。六十九岁的门下侍郎韩维和五十九岁的中书侍郎吕大防，仍然保持着“国之老成”的习性，对司马光的“鼎新纲领”不冷不热，暮气苍苍。河北籍的左司谏王岩叟、尚书右丞刘挚、工部郎中梁焘、河南籍的左正言朱光庭、崇政殿说书程颐、左司谏贾易等，多是四十岁左右的人物，积极狂热地推行着司马光的“鼎新纲领”，但对朝臣们举荐的“才士”，百般挑剔，严格查审与王安石、吕惠卿等人的关系交往，似乎都在争抢司马光真传弟子的继承权。特别是崇政殿说书程颐，以实际行动“完美”着司马光“经术精进可备讲读科”的设想，把年仅十一岁的皇帝赵煦，“讲读”得心惊胆寒，急头摆脑：皇帝赵煦在宫中洗漱盆里捞起几只落水蚂蚁，程颐即色甚庄重而诲教：“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皇帝赵煦凭朱槛偶折柳枝作戏，程颐即正色指谏：“方春时和，万物发生，不可无故摧折”，直惹得皇帝烦心。而苏轼、苏辙和“苏门学士”黄庭坚、晁补之、张耒等人，依然唱着“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的违时歌，偶尔还流露出对王安石几句赞语，引起一些朝臣的皱眉和侧目。朝廷人心混乱，中枢政施迟缓，“革故”容易“鼎新”难啊，司马光在病中闻之，神焦心焚不能自己。
元祐元年八月三十日夜晚四更时分，神焦心焚的司马光，辗转病榻，胸闷气堵，似睡似昏，六神迷离，病情迅速恶化，出现了幻觉之象。恍惚中他似乎看见文彦博、韩维醉怡晚年的形影向他走来，吕公著、范纯仁愁眉苦脸的形影向他走来，苏轼、朱光庭、王岩叟、程颐相讥相讽的形影向他走来，年幼皇帝郁郁寡欢的形影向他走来，章惇、张璪、吕惠卿怒目衔恨的形影也向他走来。皇帝、太皇太后、同僚们似乎都在向他询问“鼎新之策”、“福民举措”，而章惇、张璪、吕惠卿等却在侧目冷视着，他双手空空，心中愧作，拱手谢罪。人们倏然离开了，眼前突然出现“相看不足，相亲不倦，相爱不绝，人间黄泉”的老妻。老妻笑吟吟地向他走来，他急步向前迎接，突然夜风吹打窗扉的声音赶走了恍惚中的幻影。周身汗湿，凉风冷心，司马光一下子清醒了：这不是梦境，是心神恍惚的幻觉啊，他衷声吁叹：“幻觉也是一种征兆，也许鹈囗将鸣了”他骤然间猛烈地咳嗽起来。
侍疾于寝居一侧床榻上的司马康，突然被窗扉的“乒乓”声和父亲的咳嗽声惊醒，急忙翻身下床，捧起盥盆至父亲床前，忙为父亲捶背捋胸。司马光抓住儿子的双手，待气息稍平，声音艰难地吩咐：
“康儿，我这个月的俸薪怎么是原俸啊？大概是户部官员弄错了。天亮之后，即去户部奉还我当减之俸薪，多一分不可取！”
司马康急忙惶惶释解：
“朝廷有制，告假超过百日，当减俸薪十之三成，父亲卧病至七月十三日已满百日，故七月、八月都是减俸领取的。三天前，太皇太后得知，虑父亲久病体弱，特下旨赐恩，准于原俸不减。皇恩浩荡，儿怕”
司马光摇头：
“太皇太后垂怜，我更当自爱其身，若恃恩而特殊，制为谁设啊！朝制之失威，民心之不平，皆源于特殊于制外之事、之人。汝当牢记，制外之物，份外之物，针线不取，乃我家家规。”
司马康连声应诺。
“康儿，人生为官，当清廉如水，方可取信于民，无愧自身。我几十年来，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纯衣帛，视地然后敢行，顿足然后敢立，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决非胆怯于粉身碎骨，而是追求人生的一种境界，这个境界，也许就是范公仲淹讲的那个境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求之数十年，至今仍未全入其境
“康儿，人生之行世，亦如‘投壶’之乐，不可使其过，亦不可使之不及，所以为中也；不可使之偏颇流散，所以为正也。中正，道之根抵。圣人作礼乐、修刑政、立教化、垂典漠，凡所施为，不啻万端，要在纳民心于中正。民为主，官为仆，明乎此理，你也能居官而堂堂正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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