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术不甚赞同，政争中已伤了几分和气，也不愿再因政见之争而累及家庭不和，便以“枢密院事体繁多”为由而躲开了。副宰相冯京，是责无旁贷应当参与议定对策的，但他是守旧老臣富弼的女婿，平时为王安石所疏远，且积怨于胸，因此也以“不愿扯肘以误执政明断”为辞告了假。
三位宰执大臣借病、借事的拒绝参加，已向王安石明白无误地显示了朝政纷争的讯号，但王安石似乎乐于顺水乘舟，依了他们的托词，开起了一个不会有异声异调的“同声会”，以图在无争论的情况下迅速拿出一个“顺应上天示警”的办法来。他虽然人走进了旱灾肆虐、骚乱四起的朝政，但他的神思仍然停留在经义局。他像是在满怀信心地制造着新的悲哀。
会议一开始，就展现出一种沉闷、忧郁、紧张、凝重的气氛。曾布神情颓丧，低头箝口，如道霜打，完全失去了往日议事时的热情；吕嘉问怒眉竖立，眼睛充血，腮帮上突起肉筋，不时横扫曾布两眼；吕惠卿依然坐在客厅左侧的楠木椅上，自顾遐想，双手捧着茶杯，偶而心不在焉地浅呷一口；王雱坐在王安石身边的几案前，手握笔杆，不时打量着众人，忧心忡忡。只有王安石一如既往满怀兴致、精力专注地伏案走笔，草录着他的对策纲目。弥漫在客厅里的不祥气氛似乎根本没有引起他的注意。
王安石终于结束了笔录，抬起头来，宣布议事开始，并以更胜于往日的热情和自信先定了个基调：
“十月不雨，旱灾肆虐，哀鸿遍野，流民入京，圣上忧心如焚，京都亦有零星骚乱之事，这是对新法的一次检验，也是对变法者的一次推动。‘顺应上天示警’之策的拟定，当以显示‘变法’六年来业绩为本，以阐明变法义理为宿。古代诸子百家之说，之所以能够传继于后世，其义理都是依据其现实需要而赋予新的内涵。现时‘变法’之义理，即富国强兵，亦当包括抗灾救民”
基调已定，下面该曾布、吕嘉问、吕惠卿和弦成曲了。但回应王安石的，仍然是沉默。各有难唱之曲的沉默。
吕嘉问连日来遭受“市易违法案”勘查的委屈和“募榜”一度立于街头市井的侮辱，他已感伤透了心，憋饱了气，根本没有心思再计议什么“顺应上天示警”之策，也无情绪为“变法”义理增添内涵。他合计着市易务两年来的收支帐目是否真的有误。他惦念着京都各处“杂卖务”。他怨恨曾布不讲情义，自毁市易法以取悦皇上。他担心吕惠卿借复查“市易违法案”而落井下石。他有委屈要向王安石吐诉。可王安石呢？只是挥着鞭子驱赶自己这头拉磨的毛驴，连一把草、一口水也不给喂啊！今晚，他一走进这间议事客厅，就想哭，就想喊，可他又不得不咬紧牙关，闭上嘴巴。
曾布也有曾布的委屈。对吕嘉问“市易违法案”的勘查，是皇上亲口谕示的，他是奉旨执行。募榜立于街头市井，也是皇上亲口谕示，他也不敢不执行。可是谁知不到半天时间，募榜又撤走了，“市易违法案”又重新勘查。而且一顶“沮害市易案”的罪名落在了他的头上，他突然变成了被勘查的对象，这个理往哪儿说啊！曾布憋着气、寓着火。他虽然举止愚钝，但思维并不浮浅，而且缜密细致。他知道吕嘉问怨恨自己，也知道吕惠卿参与复查，其结果必定是对自己“勘查”的完全否定。他明白，“市易违法案”通过复查而推倒，肯定是王安石对皇上的进谏所致，目的也许是出于维护“变法”的声誉，但自己的声誉谁出面维护呢？唉，老师毕竟是老师！他实在不愿再说什么。
吕惠卿不似吕嘉问那样外露，也不似曾布那样呆板，他对眼前朝廷出现的混乱有着深刻的分析。他相信“市易违法”是存在的，而且十分严重，做买卖不违法能赚大钱吗？但不会出于吕嘉问的爱财贪读，这位出身于豪门的公子哥，对钱财有着叛逆浪子式的轻蔑和卑视。他也相信曾布对“市易违法案”的勘查结果是真实的，如果有伤害吕嘉问之处，那也是由于曾布天生缺乏心机。他看得清楚，王安石凭借自己的声望和对“变法”的忠诚，排解了皇帝对“市易违法案”的追究，在全力维护“变法”的声誉和变法者之间的团结。但募榜的撤去和一个“沮害市易案”的出现，必将引起人们对“市易违法案”的猜疑，更加严重地损伤“变法”的声誉和变法者之间的团结。他对这场“十月不雨”的天灾也有着独特的见解：对黎民百姓来说，无疑是一场灾难，但对胸怀大志的人来说，却是一次独特的机遇。“上天示警”是无法顺应的，救灾只是朝廷的责任和姿态，真正的意义在于创造灾荒过去后“变法”再次腾飞的条件。王安石通过对策追求“变法”义理的充实和完美是个十分重大的设想，但如何实现，还是个谜啊！先听听曾布、吕嘉问的唱和再说吧。
长时间的沉默。
王安石没有去探索朋友们沉默的原因，反而引起了他学究式的不满。
他厉声地训斥：
“这种风气是什么时候养成的？箔口结舌，畏畏缩缩，互相观望，懒于先声，成什么样子！望之，救灾活民，以食为先，市易司责任重大，你先谈谈想法。”
吕嘉问正在心中埋怨王安石使驴不喂草，偏偏王安石又点名询问，他张口发起了牢骚：
“这年头，谁干事，谁倒霉！市易法的实施，不就是为了多做买卖、广收赢利吗？没有钱，用什么富国？用什么强兵？用什么救灾？用什么活民？立案勘查也可，但连个招呼都不打，收抄帐簿，如同对待贪该罪犯，弄得执管市易官员，个个都像贪污的贼子。勘查？好，我就等着勘查个十次八次，如果‘勘查’出我吕嘉问贪污一个铜钱，贬官、流放、坐牢、杀头，我决无一字怨言。”
吕嘉问诉说着心中的委屈，往日的铮铮汉子，现时几乎泪水流出。
因为吕嘉问的不满有些是对着曾布的，曾布接着开了口：
“我愚钝，但我决不存心害人。我糊涂，但我对‘变法’决无二心。我不善言词，但别人给我的恩德，我永世不忘。近一年来，介甫公信任我，让我代行朝政具体事务，我无德、无才、无能，做错了许多事情，对不起天下的黎庶百姓。对我做错的事，朝廷立案也好，勘查也好，我无话说。请介甫公收回成命，代行朝政事务和三司使之事，我不干了，没有本事干，也不想干了。”
王安石被吕嘉问和曾布的诉苦猛然惊醒了。他根本没有想到，变法者个个怀揣、口含着如此多的委屈。他是一个感情脆弱的人，感到自己失职，感到对不起朋友和属下，他闭上眼睛，浩叹一声：
“是我误国。这一年来，我干了些什么啊”
去年开春，当“变法”的全部项目出台之后，王安石那不安分的思维，开始转向大宋命运另一层更为深刻的领域：鉴于“变法”需要一批锐意进取的人才，他瞄准了书院这个培养人才之所，决定向传统的教学领域进击。他企图创立一种新的学派，以统一天下读书人的思想道德，为“变法”奠定理论基础。他在皇帝赵顼的支持下，要对一千多年来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经典提出新的解释，为他的“变法”寻找依据。他在历朝历代帝王们根据自身需要而法定的几十种儒家经典中，选中《周礼》、《毛诗》、《尚书》作为突破口。
《周礼》，是记载周王朝政治制度的一部著作，相传为周王朝著名字相周公旦所著。书中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学一术思想，均对后世有着极大的影响，许多王朝的“六部制”，几乎都是脱胎于周王朝的“六官制”。
《毛诗》，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共三百零五篇，相传为孔子删定。此书内容有“风”、“雅”、“颂”三个层面，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生活风貌，描绘了当时人民的劳动和爱情，揭露了当时政治的黑暗与混乱，也反映了那个“远荒”年代的社会风习、礼乐嫁娶、心理心态。
《尚书》，是记载周王朝重要历史文件和重大历史事迹的一部著作，相传为孔子选编而成。
从去年四月开始，王安石为了集中精力在短时期内以竟其功，便把朝政事务委托曾布处理，把市易法的推行交给吕嘉问负责，他扔却了宰相责无旁贷的政事职责，像一个学者一样，带着他的两个助手吕惠卿和王雱，钻进经义局那片清冷的天地里，在古籍的江海之中，与心灵深处的古人孔、孟、苟、庄、杨、朱、墨、翟、释、老、申、商对话、争论，扬弃取舍，删添补改，以无所畏惧的勇气、激昂雄厉的热情、天马行空的神思、酣畅淋漓的笔墨、咄咄逼人的语言和偏颇执拗的风格，建筑着他的“新学”的殿堂《三经新义》——《新经尚书义》、《新经毛诗义》、《新经周礼义》。
学者和宰相原是极难融合为一体的。学者崇尚“心游万切，精骛八极”，以天马行空的神思探索无边无涯的学问。宰相崇尚“纵横捭阖，樽俎折冲”，以神才鬼智的机敏，处理人世间庸人庸众、庸言庸行和诡人诡众、诡言诡行盘根错节所交织的苦结与仇结，化解或加剧人世间的冲突。今晚，王安石在曾布、吕嘉问委屈的诉说中，虽然经受了强烈的感情震动，消解了心中因“市易违法案”、“沮害市易案”对吕嘉问、曾布的不满和误解，但其学者头脑仍未完全让给宰相的肉身。他心目中的皇帝，还是一年前因“变法”出现高潮而欢欣鼓舞的皇帝；他眼中的朝廷，还是一年前因“熙河开边”、“梅山之捷”而歌舞相庆的朝廷；他印象中的京都仓凛，还是一年前三司夸耀的“充实溢满”。所以，他此刻所设想的“顺应上天示警”之策，仍然是“变法”义理的充实和更新，仍在急行躁进地追寻美轮美奂的蓝图。
吕嘉问、曾布这些“变法”实于家，在倒完苦水之后，心里舒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