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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多的候选人中，具有惊人的才华，头脑敏锐，阅历颇深，又具有双重国籍的佐尔格脱颖而出。
佐尔格从上海回到了法国，以自己的出色才华在《法兰克福报》当上记者。他熟读德国纳粹党的书籍和文献，背诵其中的警句。被纳粹党视为“圣经”的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佐尔格竟能倒背如流。在旁人的眼里，佐尔格成了一个狂热的纳粹分子。很快，他顺利地加入了纳粹党，并成了一位具有双重党籍的党员。
１９３３年９月６日，佐尔格以德国《法兰克福报》驻东京特派记者的公开身份，到了日本。
到日本后，佐尔格很快成为一名出色的记者，并在德国大使馆中有了很好的声望和极好的人缘。
在莫斯科总部的授意下，佐尔格成立了由５人组成的间谍网——“拉姆扎”。并加入德国纳粹间谍组织。这样，佐尔格便成了双重的间谍。他常常在不危及苏联安全的限度内，向德国情报部门提供情报。
１９３６年２月２６日，日本陆军等少壮派军官发起“二·二六”政变，但很快被镇压下去。这次政变在国际上引起不小轰动，但日本当局严加封锁消息，一般的日本人也对这次政变不知所以然。
苏联和德国都想了解政变深刻复杂的社会政治背景。佐尔格的“拉姆扎”成员四处活动，搜集了大量的情报，并进行汇总分析，得出中心论点：日本政局不会因政变而发生大变化，宇垣一成大将所领导的军内稳健派仍掌握政权。
这份报告一式两份分别发到了莫斯科和柏林。苏联情报机关和柏林陆军情报部对佐尔格的报告大加赞赏，更加重用佐尔格。
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芦沟桥”事件拉开了日本侵华战争的序幕。
中国会很快屈服吗？佐尔格以记者的身份到中国调查考察，采访了中日双方的军人、领导人和百姓。他得出结论：中日战争将是长期的。斯大林看到报告后，做出援华抗日的决定。１９３８年５月，苏联远东军区陆军少将留希科夫向日军投降，留希科夫是苏联负责军事情报事务的高级官员，掌握苏联的大量机密，包括苏联远东谍报通信密码。
留希科夫的口供影响苏联在远东的重大决策，情况万分危急。
佐尔格以他双重间谍的身份，从德国大使馆了解到留希科夫已供出他所知的一切。佐尔格马上电传莫斯科，莫斯科立即采取补救措施，苏联远东谍报网得救了。
１９３９年９月１日，德军以闪电战攻占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１９４１年６月２２日，德军进攻苏联。此时的苏联担心日本乘人之危，出兵西伯利亚，因而没有全力以赴对德作战，以至于近百万苏军毁于德军的铁蹄之下。斯大林在犹豫：是否应将在远东的苏军西调与德军作战？
摸清日本对苏联的态度，是挽救苏联的关键。这个任务交给了佐尔格，佐尔格冒着生命危险开始收集材料。
当时的日方和美国的关系也极为紧张，日本人是先对美宣战，还是去北方进攻苏联呢？
通过紧张而危险的地下情报搜集，佐尔格得出准确结论：今冬之前，日军将对美作战，暂不攻苏。
这份情报在危急之际挽救了苏联。斯大林立即将远东地区的苏军调往西线的欧洲战场，阻止了长驱东进的德国。二战期间，日本人对外国间谍极为害怕。他们开始对每一个外国人进行严密的监视。佐尔格同时受到日本和德方的双重调查。
佐尔格以自己的机敏和智慧一次又一次地脱离危险境地，他竟让德国相信他是忠于纳粹觉，忠于纳粹所从事事业的坚定分子。
日本警察搜查了佐尔格日本情人花子的房间，从中发现一只小巧奇特的打火机，这是花子从佐尔格办公室拿走的微型照相机。
佐尔格受到了严密的监视。“扎姆扎”发报员的佣人一天无意向一位日本警察提到主人夜间摆弄收音机的习惯。警察马上判断出收音机是发报机。“扎姆扎”的成员因此纷纷受到了监视、逮捕、用刑。
一位成员受到严刑拷问，他以自杀抗拒，但自杀未遂。被抢救过来后他全盘供出了佐尔格及其间谍网。
１９４１年１０月４日，佐尔格的４６岁生日。日本警察逮捕了他。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７日，佐尔格被执行绞刑，一代间谍巨星陨落了。
３０多年后，苏联政府授予佐尔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英雄”的称号。苏联发行一枚以佐尔格的头像为图案的邮票。佐尔格在巴库出生的那条街被命名为“佐尔格大街”。佐尔格也以“红色间谍”的称号为后人所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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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弗兰克日记
安妮·弗兰克四岁时，就体验到了人生的残酷。那年，希特勒上台，在全德境内掀起反犹排犹浪潮。安妮的父亲奥托·弗兰克是个犹太人，为了家人的平安，他带着全家迁居荷兰。他们在荷兰过了几年平静的日子，但灾难再次降临：１９４０年５月，荷兰沦陷于纳粹德国。奥托意识到，他们要么立即迁移，要么赶快找地方躲起来。可是整个欧洲都已卷入了战争，大半地方沦陷，他们又能逃到哪儿呢？于是他决定躲藏起来。奥托在荷兰的这几年与丹恩合伙做生意。他们的营业所在阿姆斯特丹一个偏僻的地方，面对运河。营业所楼上有几间废弃的房间，被称为“附属建筑”。奥托认为躲在那里不太容易发现。
１９４２年，预料中的厄运终于降临：奥托·弗兰克被勒令立即出境。他没有走，立即带着全家人住进了“附属建筑”。接着，丹恩一家和一名犹太人医生也住了进来。这样，他们开始了两年零八个月的“黑人”生活。他们不能大声说话，不能出去散步，不能烤制食物，更不能有任何社交活动。总之，他们必须对外抹杀自己的存在，不能发出任何声响，晚上也不能点灯。他们和外界仅有的联系就是奥托的无线电收音机和他的四个正直勇敢的雇员，他们给奥托等人偷运来食物和书报。
这种偷偷摸摸见不得人的生活无论对谁来说都是一种难以忍受的折磨。压抑、寂寞、苦闷、忧郁使得“附属建筑”里的居民们神经处于崩溃的边缘。因此，争执与吵架——却又只能是压低了声音地吵——成了他们日常生活中主要的内容。
大人尚且如此，更何况对于生性活泼、开朗好动的１３岁姑娘安妮？安妮是个懂事的孩子，她当然不会跟父母吵闹着要出去玩，于是她开始写日记。这本日记还是父母送给她的１４岁生日礼物呢。安妮在日记中记下了她全部的心理活动、她的思想和感受、她的孤独苦闷心情。当然也包括“附属建筑”中的日常生活，她和这个临时大家庭中每一个成员的关系。在这些朴实无华的日记中，人们可以看到法西斯主义的恐怖统治如何在一个正在成长的少女心理上投下了浓重的阴影，可以看到一个少女对纳粹分子摧残、扭曲人性的控拆。“我就像一只被折去翅膀的小鸟，在一片黑暗中飞翔，却碰在了囚禁她的笼子上。”安妮写道。
同时，人们还可以在日记中看到，安妮是如何从一个天真烂漫的小姑娘变成了一个具有成熟女性心理的“大人”。青春期的骚动与渴望，心理压抑的郁闷与苦恼，初恋的甜密与颤栗，都在日记中得到了真实的记载。
这些日记被保存下来并出版，完全是由于一种偶然。安妮的日记写好后，被允许放在父亲的公文包里。１９４４年８月４日，当纳粹警察突然搜查并逮捕“附属建筑”的居民们时，他们只顾抢掠钱和珠宝，日记被弃置在楼板上。几天后，奥托的助手冒险偷偷回了一趟“附属建筑”。她看见了安妮的日记，决定把它保存起来。
１９４５年，幸存的奥托·弗兰克回到解放了的阿姆斯特丹，他的助手把安妮的日记交给了他。奥托读着女儿的日记，不禁老泪纵横。女儿的音容笑貌清楚地浮现在他的脑海里。过去，他太忽视她了，日记就放在他的公文包里，他却从没想到去读读它，没想到去理解女儿丰富复杂而纯洁无瑕的内心世界。如今却是物在人亡！他读了一遍又一遍，后来忍不住抄了一些给母亲和一位密友。没想到这位密友把它推荐给了一位现代史教授。教授立即意识到了它的价值，在报上撰文推荐和评论它。
在朋友们的催促下，也依照安妮本人的遗愿——她在日记中表示了希望有机会出版日记的愿望，在朋友的帮助下，题名为《附属楼——安妮·弗兰克日记》终于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了。不久，英文、日文、法文、意大利文和德文版也相继出版。各国读者反响热烈，人们给奥托写来了信，寄来各种各样的小礼品，在安妮生日时送来许多鲜花。奥托不得不歇业在家，专门处理各地来信。这些信中，有的对奥托表示同情与慰问，有的对安妮不幸早逝表示悲伤，更多的人表示了他们对纳粹分子和法西斯主义者制造种族迫害，造成像安妮这样的小姑娘芳华早谢的愤怒与谴责。
最引人注目的反应来自德国。德国是制造这场人类悲剧的罪魁祸首，战后几年中，德国政府试图教育国民认识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罪恶本质，却总是收效甚微。然而，这次，安妮的日记却使他们大大震动了，他们从中看到了自己过去所犯下的罪行。当根据安妮的日记改编的剧本《安妮·弗兰克》在德国众多城市上演后，德国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与反省之中。一位评论家说：“《安妮·弗兰克》一剧之所以获得成功，是因为它使观众理解了历史。我们观看这出戏就像观看一份用最谦卑而可怜的措辞写的控诉书，控诉那些人丧失人性。没有人因我们是德国人而谴责我们，我们自己谴责自己。”一位过去的纳粹党员来信说：“我曾是一个忠实的纳粹党员，但直到那天夜里看这出戏前一直不知道纳粹意味着什么。”
安妮被埋葬在贝尔森集中营的万人坑。这里每天都有人前来举行悼念活动。一位１７岁的中学生的话代表了所有人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