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我想那天晚上看到的卢援朝，也许就是我自己的幻觉，一种神经质的臆想吧，或者是我梦游了？哼，反正我没再把它当回事。那几天我也特别忙，我们歌剧院在排歌剧《货郎与小姐》，我是演B组的阿霞的，我这是头一次参加专业演出，歌剧又是艺术上的重工业，难度特别大，像我们这些年轻演员就得刻苦点儿，呕——噢，我把话扯远了吧？我想那几天我们是搞什么来着，对了，那几天正赶上合乐、舞台合成，所以我每天都是很早就到剧场去，很晚才回家，回家就在自己屋里睡觉，结果一直没有听说江伯伯家被人偷了，我是直到你们公安局的人来找我了解情况的时候才知道这件事的，而且我还知道因为那天下午我去过江伯伯家，所以也成了涉嫌人的。那两位民警同志找我谈话的时候，我一下子又想起了那天晚上看见的那个像卢援朝的人，可是，我没跟那两位同志说出来。因为我就是在月光下面看了那么一眼，谁知道难不准呢？我没把握就乱说，那不成了诬陷吗？当然，我没说出来还有另外一条原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那就是我根本不相信他会是个贼。
后来，大概没几天，又听说这个案子破了，小偷就是那天在江伯伯家修管子的那个工人，所以我也就没再把这档事放在心上。昨天下午，突然又听说那个人抓错了，真正的小偷还没抓到“
施季虹沉默下来，段兴玉没有催问，静静地等着。片刻，她又接着说下去，声音略略低沉了一些：“我犹豫了很久，我和卢援朝认识这么多年了，这么多年的相处，虽然够不上一部罗曼史，但可以说是非常轻松愉快的。当然，挑剔地看，他并不是我的理想中人。他的兴趣很狭隘，性格也赚呆板了些，可他有他的长处。他不是个没主意的人，脾气也不错，而且我们都是过了‘而立之年’的人了，彼此还挑什么劲儿呢。我们本来是计划春节结婚，家具都打得差不多了，懊，对不起我又扯远了。唉——！”她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说实话，我来你们这儿，是经过痛苦的犹豫的，从感情上讲，我真不愿意失去他。”
施季虹在说话的时候，眼睛几乎一直没有离开过自己的脚尖。这时，她又把话头停住，像是说得疲倦了似的，做了个重重的深呼吸。马三耀借着这个暂短的停顿，直截了当地插问了一句：“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又促使你站出来检举他呢？”
“我害怕，我放不下心去，我不能同一个盗窃犯同床共枕地过日子，假如那天我看见的人果真是他的话。”施季虹微微仰起头，声音抬高了一些，但有点儿发抖，“我不能糊里糊涂地跟他结婚，让怀疑和恐惧折磨一辈子，所以我下决心来找你们，我相信公安局一定能把这事搞清楚的。如果真是我看花了眼，那我也就可以放心的和他组织家庭了。我想他是会谅解我的。如果他真的犯了罪，那我对这样一个人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呢？”
她停住了嘴，足足有一分钟的光景，沉默占据了这间屋子。
段兴玉轻轻地按压着手指的关节，打破沉默问道：“你到我们这儿来，和你父母谈过吗？”
“我父亲去北京开会，前天上午就走了，那时候我还没想到会到这儿来呢。至于我母亲，我怕她精神上一时受不了，所以也没告诉他。不过，如果卢援朝真是那个小偷的话，她迟早会知道的。”
段兴玉又拿起那份谈话记录翻看着，大家都静静地听着他手上的纸哗哗响。作为刑警出身而又半路改行搞反间谍的周志明最清楚，五处的案子和刑警队的不同，案情常常复杂而微妙，前途也多变难测，非一般刑事案件可比，所以，搞反间谍工作的人多长于谨慎。比如像现在这样的谈话，要在刑警队，常常是七嘴八舌地问话，而五处的习惯，除了在场身份最高的人主谈外，其余的人是不乱插嘴的。哪些先谈，哪些后谈；哪些深谈，哪些浅谈或不谈；以及用什么方式和口气谈，这些个谈话的路数和技巧，主谈人自有腹稿。别人插嘴插多了，不但容易搅乱他的逻辑思路，而且插话的过与不及，都非所直。所以这时候，他们几个都缄封了口没有说话。
段兴玉的眼睛从材料上抬起来，问道：“你所看到的那个人穿的是一件尼龙绸登山服，对吗？他穿了什么裤子呢？”
“这我记不得了，就是一般的裤子吧。”
“能想想吗？”
“好像咳，的确记不清了，好像是”
“记不准就算了，以后再说吧。”
段兴玉没有再问这条裤子，因为硬要别人回忆印象模糊的事情是取证的大忌，有的证人为了不使询问者失望，常常硬想硬说，结果免不了掺进个人的猜测和编造。段兴玉改口问道：“卢援朝有没有尼龙绸登山服呢？”
施季虹不假思索地答道：“有的，可他不常往外穿，而且颜色也不同。他的那件是橙黄色的，而跳窗子那个人穿的是银灰色的。”
段兴玉合上材料，沉吟一下，又问：“根据你这些年对卢援朝的了解，他是个十分看重金钱的人吗？”
“不，他不是那种满身铜臭的人。我们一向都是把钱看作身外之物的，从来没在经济上闹过矛盾。当然，我也不是缺钱花的人。”
段兴玉顺着她的逻辑推下去，“他既然对钱是这么一种超然的态度，那为什么还要为了几十块钱冒险呢，从道理上看是不是有点儿矛盾？”
施季虹点点头，“是的，我也觉得不好解释，按说他不是这种人，但愿是我看错了人吧。”
段兴玉没有再提什么问题了，他看了马三耀一眼，表示可以结束了。
马三耀又对施季虹嘱咐了几句关于注意保密之类的话，然后站起身来。
“好，谢谢你提供的情况，我们今后可能还会去打扰你的。”他说了这句例行的告别辞令。
施季虹由刑警队的一位女民警送出接待室以后，马三耀笑着对段兴玉问道：“怎么样老段，感觉如何？‘”咳，还不就是你刚才问的那些情况，看起来还可信就是了。“
马三耀两手抱着肩，说：“这案子倒不大，可是越搞越古怪，我们两家一块搞怎么样？你这位‘大手笔’要是能参加，我们就全仰仗了，你要是不能参加，就叫周志明来跟我们一块儿凑凑主意也成。这样一来，今后要是判明真是敌特案件的话，你们接过去也就方便了。”
“好哇，”段兴玉站起来，说：“你这个刑侦专家自愿帮我们处的年轻干部搞实战练兵，我们何乐而不为呢。不过，前些天周志明去你们那儿，只是了解情况而已，要是以五处人员的名义正式参加到你们专案组里去，恐怕还得局里批一下，否则就名不正言不顺了。下午马局长不是要亲自听汇报吗？这案子究竟怎么搞，看他的决策吧。”
二楼会议室里，11·17案的汇报会正开到一半地。
这是一间宽敞明亮的屋子。一扇扇宽大的落地窗朝南而辟，豁然开朗，因为采光面大，所以冬暖夏凉。这种大窗户在近些年新建起的建筑中已不多见了。屋子的北墙上，并排挂着大幅的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东西两面墙，对称挂着我国边界图和南州市街道祥图，这种“装点”虽说独出新载，倒也实用大方。屋子中央，颀长而宽大的条桌上铺着军绿毛毯，毛毯上成一字摆着几个雪白的瓷烟缸，桌边绕了一圈铁制的折叠椅，给整个会议室落了个朴洁严肃的格调。
纪真坐在桌子的一端，凝目望着保暖林口上冒出的缕缕热气在眼前散开。他右手夹着根香烟，没点，左手的手指用重复的动作摆弄着一只外表精巧的石英打火机，在周志明向他汇报案情的过程中，这个下意识的动作几乎就没有停止过。
这类会议，照例该由组长陈全有进行汇报的。但因为周志明对全案的情况更熟些，所以今天便改由他来讲。他讲得快而简单，可讲可不讲的细节一律省去不讲，可读卷可口述的一律口述，他看了表，整个汇报统共用了二十四分钟的时间。
侦察员汇报案情也好，写报告也好，除了力求准确、全面地反映情况外，还得学会一手不可或缺的本事，那就是得掌握住每个领导各自的习惯和性格。有的领导听汇报、看材料，喜欢详尽、具体，一条小线索；一项无关紧要的证据；每天外线的侦察情况，甚至连侦察员误餐补贴的数目、支用特费的单子都要毫不遗漏地—一过目，而纪真却恰恰相反，他讲究简明扼要，反对面面俱到，年轻的侦察员给他汇报案子，多少都有点儿提心吊胆，稍有哩喀，他就会表现出不耐烦，任何重复都会被他当场打断。所以周志明的汇报就专注在一个“简”字上，刑警队对此案从立案到侦察的全过程，他只是一带而过，至于他自己发现问题、调查取证这一段则干脆一字未提，全部略去了。
讲完，他合上卷宗，目光仍然留在卷宗皮上，并没有到纪真的脸上去看他的反应，他实在有点儿怵这位处长。
纪真的脸上没有一点儿表情，慢慢地点上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半天，才缓缓地吐出来，面向陈全有问道：“你们汇报完了？最后连个意见也没有么？下面的工作打算怎么进行啊？”
陈全有一时语塞，不知所措地把目光朝段兴玉投去。
段兴玉知道，“四人帮”横行时，纪真就养成了这么个毛病，各科向他的请示汇报，事无巨细都得行文，然后领导轮流传阅划圈，自己是不敢说了算的。那个时候嘛，纪真处境不好，凡事不愿负责也是难怪的。可这会儿，粉碎“四人帮”这么久了，他的文读作风反倒变本加厉，各科给他汇报工作，不管轻重缓急，一律公文往来，并且还非要明确写上科里的意见，然后他再在这个意见上划批。弄得侦察员搞案子，得有一半儿的脑筋花在笔墨功夫上。写报告，重要事项当然非写不可，可一般小事也要动笔做“文章”，不光段兴玉不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