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十分低下，也许我的督导很不完善，以致大部分劳动都因错误而白费了。所以这项试验不久便取消了。我恢复了每月100美元的工资和正常的生活方式。母亲感到很高兴。
随着工作的进展，格雷纳和里安开始承担越来越多的职责。到头来他们实际上接管了任务的指挥权，我和伯恩斯坦只能跟踪观察一些操作过程，并对不断出现的技术问题进行咨询。到1月底，核对工作结束，只剩下最后编制数据和得出结论了。我准时收到最后一张工资支票，连同一封语气十分冷淡的告别信。关于我和美国捷运公司的关系以后我还要再说。
在我工作的最后一个月，我有充足的时间为重返大学作准备。想起凯佩尔校长的建议，我决定参加本学期英语、法语、德语和数学等几门考试。在离开大学前我已开始学习经济学基础知识，但是几个星期对这门“乏味的科学”的涉猎，一点也没有激发起我的兴趣。所以我决定返校后不再攻读它。后来的结果是，我终生都将在称之为“金融”的经济学分支工作，并且在我国最大的两座大学当上金融学教授。
又一场财政灾难突然向我家袭来。利昂早就渴望在沃纳梅克公司（Wanamaker）从瓷器推销员的职位上得到提升，迅速发展中的电影业的多种机会打动了他的心。他想用1500美元买下长岛杰梅卡的一座小剧院。当时杰梅卡只有一个村庄的规模。母亲向住在华沙的富裕的姐姐借了1000美元，我拿出为美国捷运公司工作而积下的全部储蓄支付剩下的差额。利昂年轻，毫无经验，也许我们早该预料到他的企业最终会一败涂地。果然，两个月里他把资金都蚀掉了。
现在我没有一点钱，也没有工作。我立即写信给泰特先生，把我的困境告诉他，重新提及他将帮助我从大学毕业的许诺，请他给我安排一个兼职工作。他的秘书答复说，泰特先生向你表示歉意，因为雇佣兼职员工是违背公司政策的，他无法帮我忙。这件事对我来说是一个惨痛的教训，我再也不指望别人帮助我的随便许诺。我到处寻找工作，但都找不到。最后，绝望之中我接受了一份上门推销削价照片的赠券的工作。没有一项工作比这更令人羞惭和伤心的了。按响门铃，迎来一个头发蓬乱，表情难看不堪的妇女，我努力向她作出动听的宣传（通常是徒劳的），无数次未等你把话说完，她就砰的一声把门关上，漫长的一个下午的推销，通常以一无所获地回到家里告终——这一切都需要你具备一个坚持不懈的旅行推销员的勇气，可是我与此相差十万八千里。
记得有一天，我毫无成果地回到家里，扑到床上，突然哭了起来——从不泪珠轻弹的人这么一哭心里舒畅多了。母亲悄悄地走进来，抱住我说，情况肯定很快会好转的。她的支持使我振作起来。我想到泰特拒不履行诺言，于是直接写信给美国捷运公司代总经理塞里诺·普拉特先生，尽管非常为难，但我索兴干脆地把真情实况告诉他。这一招果真奏效。普拉特先生写回信给我说，由于情况特殊，他同意不照公司章程，作出例外处理。这样我就能担任兼职的提单核查员，每月挣25美元，在暑假期间则可改为整天上班。我感到自己好像重新获得了生命。
这份工作非常单调乏味，但不久我找到了一种消除枯燥呆板的办法。那就是创作十四行诗。我尽量每天创作一首，早上写出初稿，整个下午慢慢地加以润色修改。大多数爱情诗都是对当时我的红颜知己——她的名字叫阿尔达——有感而发的。那些诗稿几乎全都散失了，只有一句仍然在我的记忆里，因为创作出这句诗的那一天我感到特别的自豪，这句诗是：“希望是失望的墓志铭。”
一天，当我忙于处理货运提单和构思诗歌时，在我工作的大房间里发生了一阵骚动，一群公司官员走了进来，其中有一个身材矮小、神情严肃的人我们不认识。不久消息就传开了：此公名叫罗伯茨，是新当选的公司总经理。董事会已决定对企业进行清理，他是为此而来的。我见他看着一长排痰盂，长期来这些都是企业必不可少的东西。事实上，所有职员都嚼烟草。我听到他说“真讨厌”。第二天他下了命令：不准再嚼烟草，不准再放痰盂。罗伯茨对人员的管理确实严厉。
在罗伯茨当选为总经理后的三年里，该公司进行了积极的清理。我离开了大学，正在设法成为纽约证券交易所公司的一名雇员。我的老板对我说：“本，据我所知，美国捷运公司仍旧拥有利哈伊流域铁路公司10万美元永久债券。快去见总经理，问他将采取什么行动。”与罗伯茨的这种新关系打动了我的虚荣心。我轻轻拍拍我的帽子，不久就出现在罗伯茨的办公室里，并且很高兴他把我当成华尔街经纪业派来的使者。当我向他提起利哈伊流域铁路公司（Lehigh Valley Railroad）的永久债券时，他说他愿卖掉它们，并想知道报价。这下可羞死我了！由于匆匆忙忙地要去见总经理，我忽视了采取基本的预防措施，即动身前查看一下证券市场上的债券行情。我支支吾吾，说什么需要我们费城的办事处对市场进行专门调查，以此笨拙地进行搪塞，然后慌慌张张地告退出门。我不记得我们是否从罗伯茨那里买过债券，但我记得从那天起，不作好充分准备，我决不再去进行商务面谈。
大约七年后我与罗伯茨先生重逢。那时候，我已在市值低估的证券领域开拓发展自己的业务，特别是正在清算的公司证券，他们的股票很可能支付比市场价格高得多的红利。美国捷运公司的股票正是提供这种机会的品种，该公司的最终解散拖延了很长时间，但看起来它肯定能提供利润。因此我成了该公司的主要股东之一，这与1913年我担任地位低下的提单核对员时的身份相比真有天壤之别。我到总经理那里询问下一次现金发放的日期和金额，因为我认为快到发放的日子了。罗伯茨先生的变化很大，现在他已是一个干枯的老人，常常缅怀往事。他坚持要详细地告诉我，数年前他如何卖掉莱克特街2号的美国捷运大厦，取得了50万美元现金。他还详细地叙述了当支票从一个人手里递到另一个人手里时，谁坐在这把椅子上，谁坐在那把椅子上。这个唠唠叨叨的老人难道就是1913年夏天在房间里昂首阔步，而我们在他面前吓得发抖的小暴君吗？在华尔街谋生期间，我还会看到许多人和机构发生这样的变化。同时我还将懂得公司的成长史与公司管理人员的成长史是十分不同的。两者都会变老，失去优势，但是许多衰老的企业获得了新的活力，恢复了青春，而经理一旦老态龙钟，通常就什么事也干不成了。
我还得到过一份辅导军官孩子——其中有著名的列奥尼德·伍德将军的一个儿子——的工作。伍德将军与他的家眷一起住在加文纳斯岛上。1920年，列奥尼德·伍德成为芝加哥争取共和党总统提名的主要候选人。他曾得到过多数票，可是后来的选择和最终的胜利却意想不到地属于参议员沃伦·哈定。我与伍德将军在他雅致的藏书室里见过一次面，对他的举止和谈话印象很深。可惜他的孩子远不如卓越的父亲或端庄的母亲那么讨人喜欢。
每周四次我坐专门的渡船从南渡口码头离开曼哈顿开始旅行。军官及其客人（包括我在内）在上层舱享受比较奢侈的食宿，而士兵都坐在下层舱的长木凳上。有一天我独自待在上层舱，感到相当厌烦，就漫步走下楼梯与两个士兵攀谈起来。第二天，米彻姆上校来到我辅导他的儿子的书房，对我说，有人看到我在渡船下层舱与士兵谈话。这是绝对违反规定的，我不可再让这种事情发生。这就是1913年美国陆军的铁一般的规矩。
我做得不太成功的一份工作，我称之为“在衬衫硬纸牌上做业务广告”。最后一个学年的某天，哥伦比亚大学就业办公室通知我与一位名叫布克曼的先生联系，他想把洗衣店插在男式衬衫上的椭圆形纸牌上的广告位置推销出去。在与可能愿在这纸牌上做广告的厂商进行联系之前，他必须与足够的愿意使用他的纸牌的洗衣店签订合同——诱饵是售价从每一千张通常1．40美元降低为1美元。他要我尽可能多地说服当地洗衣店来签订合同，每签订一份合同，我可获得15美分。布克曼先生给我用三种颜色套印的很漂亮的有轨电车箭牌衣领广告作为样本，这些广告恰巧与还没有剪裁过的衬衫纸牌一样大小。我恭恭敬敬地对洗衣店主说，如果他们与我们签订合同，这些就是他们可以获得的那种硬纸牌，而且可以省下一笔可观的现金。但是布克曼先生的硬纸牌在最后交货时却质量很差，而用黑墨水印的一大堆当地小广告使它显得更加糟糕。
也许是由于我的严肃认真和天真无邪的热情赢得了洗衣店主的好感，我访问过的大多数店主都签了约。也可能是因为不要求他们付现钱。但并不是全部店主都相信。我访问的第三家洗衣店是中国人开的，他无动于衷地听着我的长篇大论，饶有兴趣地仔细察看了箭牌衣领硬纸牌，仔细地研究了两页合同书，然后递还给我说：“中国人的洗衣店不用衬衫硬纸牌。”
过了一阵子，布克曼先生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去。在推销合同方面我已干得如此出色，所以他要派给我一个更加重要的任务，一个赚大钱的机会。现在我得寻找潜在的做广告者，使他们签约使用我们的衬衫硬纸牌上的广告版面。我首先与第125号街上相当大的零售商店布鲁姆斯坦恩（Blumstein‘s）联系。费了些周折，我才走进年轻的布鲁姆斯坦恩的办公室，他是负责做广告事务的。我还没有来得及宣传，他就厉声打断我：“不感兴趣！”我径自说下去，他重复说：“不感兴趣！滚开！”我想我该说几句抗辩的话，可是他说：“你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