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命。
1914年8月初，熊熊战火开始燃烧。西方文明将从此毁于一旦吗？这是由于欧洲各国的首脑人物缺乏领导才能和外交技巧吗？或者这仅仅是国与国之间一系列战事之一？——这些战争最终并没有带来太深刻的历史伤痕，只有对那些为之战斗或在战火中死里逃生的人而言才是场灾难，令他们难以忘却。我自己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实在不值得一提；其他人的思考更深入、更合理。因此，在这里我仅向大家描述作为一名纽约青年，对此事的一些粗浅看法。在一战的早期，同邻居们一样，我也经历了同样的困惑和兴奋。
8月3日之前的几天里，股票市场出现了相当程度的紧张状态，但还没有到达恐慌的地步。战争的真正爆发使美国和欧洲的金融界都深感意外。我们的股市发生了恐慌性抛售，政府随即决定关闭纽约证券交易所。其他交易所也立即随之关闭。现在的人只熟悉随后的战争热潮，因此他们觉得这次抛售浪潮不合逻辑、难以理解。然而，引发这次抛售浪潮的只是一个简单的技术性原因。当时的欧洲投资者手头拥有大量的美国证券。战争爆发后，他们本能地感到：在战争期间身边的资金要比远在他乡异国的资产安全得多——事实证明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于是，这些国外的证券持有人突然大规模地抛售证券，这给美国当地的证券市场——当时，它们唯伦敦交易所（London Exchange）马首是瞻——带来了不可忍受的紧张局面，股票经纪人也乱成一团。或许，将当时的股市表现与25年后二战爆发时作番比较是很有意思的。二战的爆发自然而然地再次引发恐慌性抛售。但几天后，美国公众就开始预见到战争订单将滚滚而来，于是就在1939年的同一个9月份里，股票市场又得到了显著回升。但对公众而言，这又是个骗局，1940年的法国沦陷打击了公众的投资热情，股市遭到了重挫。
现在我眼前还经常浮现出那些触目心惊的标题：奥地利对塞尔维亚宣战；俄国对奥地利宣战；德国对俄国宣战；法国对德国宣战；英国对德国宣战。这些事情令人难以置信，但却是千真万确的。然而，我们很快就对这场世界灾难熟视无睹了，我们将主要注意力转移到它对我们自身的影响上来。交易所关闭以后，我陷入沉思之中：我们的事业，还有我的工作，以后会怎样呢？整个华尔街几乎都无所事事，但是大多数公司并没有裁减雇员，只是将他们的工资降低了。我很庆幸自己没有丢掉饭碗，只是工资减少到了每星期10美元。
几个月后，有限的交易重新开始：交易价格不允许低于市场关闭前的价格。不久后，来自法国和英国的战争订单开始不断涌入，经济马上由低迷转向繁荣。股票的交易限制取消了，战时的股市繁荣开始了。这一突然转变陡然使我们人手紧缺，因为许多雇员都已辞职不干了。于是我也到各个部门去帮忙。在某些繁忙的日子里，我会帮助报价室的职员张贴股票报价单。在做这项工作时，我得系上一条很重的皮带；皮带上有七个袋子，每个袋子里依次分别装着1／8到7／8这些分数。在其他时候，我还要做电话接线员，或是帮助后面办公室里的职员干各种各样的活，甚至还要经常跑出去完成重要的证券交割任务。我的工资又升回到每周12美元。
一段时间后，我又回到债券部工作。不久，我便出去上门推销债券。这比推销照相优惠券或在衬衫前后挂着木板做广告可要舒服多了。债券推销商的上门服务似乎能使一般商人的虚荣心得到大大满足，因此尽管他们不买，他们也总是很有礼貌地对待我。
在某次上门推销中——这次推销与其他推销一样，没有任何成果——我的客户的客户进来打断了我的访问。我的客户指着我郑重其事地说：“请稍等片刻，齐尔契先生，我正与银行家谈话呢。”银行家！然而，事实上当时华尔街上的所有公司都自称为“银行家和经纪人公司”。我们的信头和支票上也都印着这些字样。我很喜欢这样一个故事：有位股票债券从业人员请油漆匠在他门上漆上“约翰·史密斯，经纪人”这几个字。他问油漆匠这需要花多少钱。油漆匠的回答是5美元，并说道如果愿意支付7美元的话，他可以漆成“约翰·史密斯，银行家兼经纪人”。史密斯立即回答道：“好的。谁不愿意花2美元就做个银行家？”（几年后，州法律再也不允许我们在办公用品上印“银行家”这几个字了。）
在开始的那几个月中，我同理查德·威尔斯塔特先生成了熟人。理查德是纽约股票交易所的场内经纪人，他在我们债券部租了一张办公桌。每天下午，当交易所休市后，他会回来在办公桌旁待上一段时间。很快，他就对我发生了兴趣。他是个坚定的独身主义者，有点近视，留着范·戴克式的大胡子，说话时有浓重的德国口音。事实上，他的兄弟是德国著名的化学家，获得过诺贝尔奖。不用说，在情感上他是坚定的同盟国支持者。有几次他带我到名流如织的“共和党人俱乐部”一起吃饭。有一次，冯·伯恩斯托夫大使试图就德国问题陈述己见，却没有获得太大的成功；另一次，日本大使向我们解释了日本为什么站在协约国一边参战的原因。而让我发生浓厚兴趣的是当时的纽约州州长，年轻瘦长的约翰·珀劳伊·米歇尔讲述了他如何击败塔马尼·霍尔的经历。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三年后我却成为他葬礼仪式上的一名仪仗队成员！
由于从事债券工作的缘故，我开始详细研究铁路公司的财务报告。同时我还刻苦研读这一方面的标准性教科书，劳伦斯·张伯伦的《债券投资原理》。这是本行文严肃的大部头著作。（我哪里想到将来有这么一天，我的教科书会在全国范围内取代它的地位。）在这些学习的基础上，我打算对密苏里太平洋铁路公司（Mis…souri Pacific Railroad）的财务状况作些分析，该公司1914年6月份公布的年度报告表明：公司的经营状况很糟糕，财务风险很大，投资者不应该持有它的债券。当报告完成后，我将它交给自己的朋友威尔斯塔特，请他指教。他很欣赏这篇文章，所以又将它交给J·S·巴契公司（J．S．Bache and pany）的一位合伙人。这位合伙人告诉他，如果我有兴趣做这类工作，他们愿意将我招入巴契公司的统计部。那时候我才意识到：我宁愿做一名“统计员”——那时也叫证券分析员——也不愿做债券推销商。因此，我便过去和莫顿·斯特恩先生见面。
他后来成为巴契公司的重要合伙人。经过一番面谈后我们达成如下协议：他们支付给我18美元的周薪，而我的工作是替他们写报告和回答客户的咨询——当然，这必须先获得我所在公司的同意。
这真是太妙了！我确信NH＆L公司肯定会很乐意放我走的，因为在债券销售方面我没有为公司带来任何佣金收入，公司为我支付12美元的周薪实在是不值得。但当我轻松愉快地向萨缪尔·纽伯格先生提出此事时，情况与我预料的截然不同。我怎么能够如此不忠诚呢：在公司替我做了这么多事后却想要离开公司？其他公司怎能这样厚颜无耻，想挖走他们的雇员？——这是违背股票交易所的规定的！“但是我认为自己对公司没有价值。”“这要由我们而不是你来判断。”“但是我天生不适合作债券推销商；我敢肯定我做统计工作会更好些。”“这很好。我们的公司也该有个统计部了，你就待在那里吧。”“那好吧，纽伯格先生，如果你真希望我留下来，我当然会很乐意的。”“这很好——我们会讨论你的工资问题，呆会儿让你知道结果。”
公司开会后，他们决定将我的工资提升到每周15美元——考虑到他们以前在我身上所作的无回报的投资以及其他原因，我也不指望从公司拿到更多的钱。我很乐意地接受了他们的条件；特别让我高兴的是，我从此开始了证券分析员的生涯。几个月后生意兴隆起来，萨缪尔·纽伯格把我叫到跟前，他告诉我：我的工资已加到每星期18美元，因此我不必再感到待在公司里吃亏了。这样，我生涯中的巴契事件就此结束——除了几个月后发生的这件事：当我再次得到加薪时，萨缪尔·纽伯格郑重其事地告诉我，如果当时我真的离开了公司，他们就决定再也不从大学毕业生中招人！
过了一段时间后，我的良师益友威尔斯塔特搬走了，因此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少多了。虽然他邀请我到他那里坐坐，但我实在太忙了。有一次我在街上看到了他，由于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忽略了他，我感到不好意思见他，我便躲开了。第二天我们在路上又碰到了，他责怪我上次太失礼，见到他连招呼也不打一声。我感到非常惭愧，便一五一十地向他实话实说。他原谅了我的过失。我想，这件小事教会了我一些道理。如果你对朋友没有尽到应尽的义务，自然而然地你会避免与他接触——然而这会使朋友更加伤心。正确而友善的做法是：一有机会马上向朋友道歉，并弥补你的过失。
第八章 在华尔街的早期活动
命里注定我该在华尔街度过42个春秋，这可是我一生的全部从商生涯。我从经纪公司的跑腿员做起，直至成为一个大型投资基金的首脑，并且还担任了两个大商业企业的董事长。这些年来，我从别人的教诲和事例中学到了许多东西，尽管我所学的并没有使我避免犯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错误，也没对我的成功有很大的裨益。（这种判断可能反映了一种潜意识的自负，这种自负甚至能使一个诚实谦虚的自传作者轻易地忘记人家对他的好处。）
我带着随实际情况的变化而自行调整的正统学术观念进入华尔街。在学校接受的训练使我目光敏锐，做事深思熟虑，并具有判断能力。除此之外，我还具有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