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使我回想起这个故事的真正原因是我的买主和他的车（我们曾深深怀念的这辆汽车）之间的浪漫故事。同当时大多数车主一样，他把他的汽车停在我们的街角上。他是个牙医，在看病间隙，会冲出来为他的车子掸灰尘，或用一块羊皮把他的车擦得金光锃亮，还可能清洗挡风玻璃和座垫套。当我们看到这动人场面时，我们会忍不住暗暗发笑——因为我们想起了几个星期之前他的“罗西南特”①在休利特汽车修理厂里的悲惨遭遇。
①罗西南特为唐·吉诃德所骑的老瘦马。——译者
第九章 真正成功的开始在1919—1929年这段时间里，我在华尔街平步青云，甚至可说是卓有建树。那是段激动人心的时期，我在金融方面的成功接踵而来，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越来越丰富的物质享受和精神享受令人目不暇接，我对自己在华尔街所处的地位及伙伴们对我的尊重深感满意。但并非所有事情都那么一帆风顺。1927年大儿子的去世便是对我的沉重打击。或许由于这件事突然发生在我的事业如日中天之时，因此更令人难以接受。我和海兹尔的婚姻也开始出现了裂痕，但是尽管我们俩都很自命不凡，我们却都没有足够的洞察力认识到这一点，并作出及时的补救。我过分看重物质上的成就，把它当成生活的终极目标，却忽视了精神上的追求。
1920年年初，我成为纽约证券交易所会员——纽伯格—亨德森和罗勃公司的初级合伙人。这件事当时还登了报。我与公司达成了新协议：除工资外，我还可分享公司2．5％的年利润，同时不需承担任何亏损。比我早两年进公司的丹·罗勃和哈罗德·罗斯也获得了同样的升迁。阿尔弗雷德·纽伯格先生告诉我，我的红利要比他们高0．5％，并嘱咐我不要将这一情况泄露给他们。在我享受公司分红的那四年中，每年分到的红利大约为5000美元。
那年我还从事了日本债券的交易，这种敢冒风险的大胆举动使我在华尔街名声鹊起。我有个朋友叫罗·贝拉尔，他放弃了教书的职业去从事金融工作。他在一家大债券公司——邦赖特公司（Bonright ＆ pany）供职。我们经常一起吃饭。有一天他领来一位非常年轻的日本人，名字叫三木纯吉。这位可爱的日本小伙子是该国一家大银行在美国的业务代表。这家日本银行希望能在日本市场上销售美国债券。邦赖特公司负责对三木进行美国式投资方法的培训，以期在日本找到销售债券的渠道。
但事情却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三木（或者他的上司）很快就发现：买进1906年日俄战争时日本在世界各地发行的政府债券，并在日本国内市场抛出，马上可以赚到巨额利润。这些债券吸引日本投资者的原因在于：投资者有权要求以日元偿付固定的本金和利息，而战后的汇率水平使他们这样做有利可图。这位日本人请求邦赖特公司与他们合作，大批量买进这些债券并在日本销售。但这家美国债券公司忙于自己的承销业务，对此并没有太大的兴趣。
在我同贝拉尔和三木一起吃饭时，这位日本小伙子问我们公司在欧洲是否有业务关系，是否能替他们在欧洲大量采购这种债券。幸运的是，我们跟欧洲确实有业务联系，我们也愿意为他提供全面周到的服务。尝试几笔交易后，三木感到很满意，于是决定开始大规模的采购。他同意由我们公司独家代理这笔大规模的采购业务，而我们也承诺只为他的企业——大阪藤本票据经纪银行（Fujimoto Bill Broker Bank of Osaka）——提供服务。这些附有息票的债券都要运到日本。我们每次采购都可得到2％的佣金，所有的采购费用，包括电讯费和运费，都从佣金中支付。
交易的金额数以百万计。这些债券原先的分销中心在伦敦、巴黎和阿姆斯特丹。我们便与这些地方的经纪公司建立起良好的业务关系。由于法郎对日元的贬值，这些债券在巴黎的售价高出面值许多，同时日本投资者却能以很低的折扣价买入，即便是扣除巨额经纪费后也是如此。
这笔业务使我在内勤办公室成为不受欢迎的人。不知出于何种原因，这些债券中的大部分最初在美国发行时面值为100美元，而不是通常的1000美元或更罕见的500美元。在巴黎和伦敦上市的债券也是如此。在西方国家，人们认为持有小面额债券是件烦人的事，因此它们的售价远低于面值。但在日本却没有这种偏见。
我真高兴能以这么便宜的价格买进这种债券，因此办公室里总是堆满了这种小面额债券。我们每次的采购量一般为10万美元，通常这意味着1000张小面额债券。我们不仅要清点债券的数量，而且要逐一检查以防息票丢失。由于我们手头经常有大量的债券等待运走，我们为此准备了一只特制的保险箱。公司的跑腿员必须每天将这只分量很重的箱子搬入保险库，需要时又得从库内搬出，因此他们颇多怨言，并把它称为“本·格雷厄姆的箱子”。然而，这笔业务的金额数以百万计，为公司带来了丰厚的利润。我们的佣金收入肯定超过10万美元。大约两年后，三木自己开了公司，自己直接采购债券。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我们并不怀恨在心。同时，我们名声远扬日本金融界。两家日本股票交易所派代表团来学习我们的经纪业务和技巧，希望将它们移植到东京和大阪的股票市场中去。三木带他们来见我。他们跟我学了很长一段时间，临走时还带走了无数张表格——我们公司整套已经印好的表格。不久后他们用日文出版了一份关于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报告。他们给我也寄了一份。让我惊喜的是：每几页报告中他们都插入一张表格，表格上的公司名字“纽伯格—亨德森和罗勃”分外引人注目。
当我们与藤本银行结束业务关系的同时，我们也结束了独家代理协议，双方都同其他公司做起了生意。我们同另外两家日本银行建立了业务往来，它们通过电报给我们传达购买债券的指令。这些电报使用5个字母的编码，这使得电讯费用大为降低。虽然有时候编码会出错或意思含糊不清，而且我们的生意伙伴是用日语思考问题，但两年来业务开展得异常顺利。但是我们也有过一次不幸的事故。在这次事故中，日本人表明了要树立自己的信誉的决心。（那时候，东方民族被认为诡计多端、两面三刀。）
在接到这家东京银行的指示之后，我们买进了数十万美元的债券，并及时向他们作了汇报。但他们发来了一份电报，上边写着“取消订单。请确认”。于是我们便取消了订单中剩下的那些采购计划，并回电“订单已取消”。接着我们把已经买进的债券运往日本。一个月后当债券到达日本时（那时候没有空运），东京的朋友又惊又怒。他们坚持认为他们已经取消了这笔交易，因此他们不会承担任何责任的。当然，我们则声称：在华尔街，“取消订单”指的是取消还未执行的那部分订单，如果他们希望取消整个订单，他们应该用电报告诉我们“取消采购”。（尽管那时已经太晚了，因为我们已经执行了部分交易。）我也不够聪明，没有在电报中将这一点讲清楚。
在运送债券期间，债券价格有所下跌，造成了数千美元的损失。我们同设在纽约的横滨铸币银行（Yokohama Specie Bank）就此事进行了交涉——该银行是日本的政府机构，是日本金融界的官方代表。不久后，他们便按实足的金额付清了债券欠款——虽然他们完全有理由建议由双方分担损失，因为这是相互误会造成的。
我和三木成了好朋友。他经常来我家，而且似乎很喜欢我们的犹太菜肴。他也带我到哥伦比亚大学附近的那家日本俱乐部去品尝丰盛的日本菜。就是在那里，我平生第一次尝到了日本菜的美味。让我惊奇的是，我居然吃了那么多用无数调料浸泡而成的生鱼片。但在地上连坐两个小时并非轻松愉快的事。
三木经常给我介绍日本的显要人物，他们大多是金融界人士。有一天他问我是否愿意同他的朋友桑贝先生一起吃饭。桑贝先生是位英俊、壮实、和蔼可亲的人物。在吃饭时我们谈论华尔街及其他种种见闻。当我们准备离开时，永远笑容可掬的三木对我说：“格雷厄姆先生，你是否愿意下星期到森林山体育场去观看桑贝打球？如果你想去的话，我很乐意给你一张票。”这时我才意识到同我一起吃饭的正是那位著名的日本网球选手，美国公开赛单打比赛的夺标大热门。我们竟然一点也没有谈到网球——这可是我最喜爱的一项运动啊！我有多迟钝、多不走运！
35年后我访问日本，并与三木纯吉重叙旧谊。回到日本后，他做了大阪证券交易所（Osaka Stock Exchange）的官员，后来又成为神户大学的金融学教授。他领我参观大阪证券交易所，并与那里的官员会面。我走进董事会办公室，里边坐了一大群人。介绍完毕后，三木以非常平淡的口气对我说：“格雷厄姆先生，现在请你花40分钟时间给在座的各位讲一讲证券分析的原理。我很乐意做你的翻译。”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但在这种环境下我只有尽我所能了。每当我讲完一句或两句话后，三木教授便把这些高度专业化的词句译成日文，然后满屋子的人便点头表示理解。
在我与三木重逢期间，他领我到大阪最好的饭店，在那里我见到了日本艺伎。由于美国客人络绎不绝，有家饭店就在它们的矮桌子底下挖了个坑。人们坐在地上时可以把腿伸到坑里。这样西方人就舒服多了。饭店里的艺伎相貌出众、衣着华丽，她们的歌舞和三弦琴演奏非常娴熟。在长时间的宴席中，她们不时地照顾客人。她们对美国的舞蹈知之甚少，但通过我那优雅的舞姿学会了一点。我们玩了一些无伤大雅的游戏，大家都觉得很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