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那部分利润中我分享其中的20％；在除去20％利润再获利30％时，我分享其中的30％；而在超出50％回报率的那部分盈利中，我则分享其中的50％。对我而言，这个协议似乎非常合理。但罗·哈里斯被我的想法吓了一跳：我竟想要分享一半的利润！他认为，即使回报率超过了50％，我要得到这么多的利润也是不行的。我们马上同意中止协议，公司也在年底时解体了。如果哈里斯能做些让步的话，我想我会接受的，因为我从不固执己见。但后来我得知，他们早就想把我从公司里甩开，尽管我替他们干得如此出色。为什么呢？这是因为经过两年时间密切注视我的操作，并听我详细解释赞成或反对每一次买进或卖出的理由之后，他们自认为已经具备单独操作的能力和水平了。既然他们自己可以做、甚至可能做得更好，为什么还要付给我20％甚至更多的利润呢？因此，在我为自己订了1926年的新协议之后，他们也作了自己的安排。由于我们双方对这个变化都很满意，所以分手后我们仍是好朋友。
在结束格雷厄姆公司的故事之前，我必须谈谈一个名叫“科恩和格雷厄姆”的从属子帐户。合伙人科恩是个瘦瘦的、近视的律师，年约35岁。他也是哈里斯和霍维茨在哈佛的同班同学，而且跟他们关系非常密切。与其说他是个职业律师，还不如说他是个学生。他有一笔资金——我想大约是10万美元——罗·哈里斯很大方地为他订了一个特殊合约，类似于格雷厄姆公司的合约，但与公司互不相关。我为什么要提起这样的琐事呢？这是因为“科恩和格雷厄姆”里的科恩正是本杰明·V·科恩，他后来与汤森·科科伦组成了大名鼎鼎的“科科伦与科恩”班子，成为罗斯福新政中许多重要立法的设计者，并帮助罗斯福总统排除国会不时做出的阻挠以推行新法。
几年之后，也就是在1934年，本·科恩给我寄来了拟订中的《证券交易法》草案——这是一系列立法中的第二个立法。根据这一法案，证券交易委员会得以成立并使金融领域发生了深刻变化。他向我征求对草案的意见。我只对其中一个条款提出了批评，该条款规定：为召开股东年会而送达股东手中的代理声明书上，除了其他种种信息外，还要包括“声明书送达者的名单”。这个听起来毫无不妥之处的条款实际上意味着，像美国电报电话公司（AT＆T）这样的大公司不得不一一列出几十万股东的名字。本·科恩对我发现这一纰漏表示感谢，他从法案中剔除了这一点，法案很快正式生效了。
1926年1月1日，我开始运转“本杰明·格雷厄姆共同帐户”，同时我自己的资金也转入该帐户中。帐户的大部分资金由那些老朋友提供，包括弗赖德·格林曼，鲍勃·马罗尼以及海曼夫妇等。这次的财务协议与我向哈里斯集团提出的那个协议一模一样：我没有薪水，但享有累进的利润分红，分红比例最高可达50％。（当时极度自信的我哪会料到，6年之后我会请求他们增加一条原格雷厄姆公司订过的条款——在困难时期支付给我一些微薄的薪水。）帐户的参与者可在每季度以5％的年率，按各自的资本金或利润取得报酬。
本杰明·格雷厄姆开始时的资本金为40万美元。三年以后，我们的资本达到了250万美元。绝大多数的追加资本来源于帐户利润；帐户资本中我的份额也不小，这主要是因为我将大部分丰厚的回报重新放进帐户作为投资，更大的投资则又带来更多的收入。每年都有新朋友急切地想把钱投入该帐户，因为它的名声已是众口皆碑了。我不费吹灰之力就吸收到了许多追加投资；实际上，对于不认识的人，我是不会收他的钱的。但我认识的人却不断增多。
在最初的集团成员中，有一位叫道格拉斯·纽曼，他是我在男中及哥伦比亚大学时的同班同学，也是一名卓有建树的律师。几年前，他把弟弟杰罗姆介绍给我——杰罗姆比我们晚三年进入同一所中学就读，后来考入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并与赖斯的女儿结了婚。赖斯是一位富有的棉纺厂老板。杰罗姆没有去从事法律工作，而是帮他岳父搞经营，很快就成为那里的二号人物。我为赖斯做了些投资；也为杰里·纽曼①做了些投资，数量当然要少些。1926年年底时，杰里找我说，他想离开赖斯的工厂，并希望能加入我的公司。很明显，给赖斯干活并不轻松。杰里希望能为我工作，并在证明自己的价值之前不要任何工资。同时，他会带来一笔数目可观的投资资金，这是他经营棉纺业时得到的收益。我同意了他的想法，但我坚持他拿一份不高的起点薪水——每年5000美元。这就是我们合作的开始，这种合作关系在我随后的经商生涯中一直维持了下来——直到我退休去了加利福尼亚为止。而那时我的两笔经营业务——格雷厄姆—纽曼公司及“纽曼和格雷厄姆”（它们都是“本杰明·格雷厄姆共同帐户”的后继者）——也随之解散。
①杰里·纽曼：杰罗姆·纽曼的昵称。——译者对我来说，杰里·纽曼从一开始就证明自己是无价之宝。他思维敏捷、头脑清晰，能胜任生意场上的任何经营实务。在具体的业务操作上，他比我要强得多。他在谈判各种业务时，显得精明能干，富有实效。他非常诚实、完全值得信赖——这是在华尔街上持续取得成功的必要品质。但他并不是一个理论家，尤其是在金融领域，并不具备创造性思维。我应该指出，事实上几乎所有的经营策略和大部分的单项交易都是由我设计的，是我的功劳。他的确也有缺点，其中最主要是他缺乏与人为善的能力。同他那很难相处的岳父一样，杰里·纽曼也是个严厉的监工，急着要人完成他的吩咐，对小过失斤斤计较，有时在交易中显得过于刻板。不过他能聪明地意识到，在重大交易中必须与对方保持良好的关系。
总的说来，杰里·纽曼远谈不上受人欢迎，即便是在他的许多朋友中也是如此。他与那些关系密切的合作伙伴有过无数次争吵，并且几乎都是因为业务上的事。他十分凶狠地对待这些与他分庭抗礼的人，但令我奇怪的是，最后他总能与他们和好如初。几乎所有的人都会问我怎么可能与杰里·纽曼共事这么多年。在那段时间里，我们基本上未发生任何争执或争吵。我记得唯一的争执是：在我们的合作即将结束时，杰里认为把我们生意上的成功完全归功于我是不公平的。他对《幸福》（Fortune）杂志上登载的一些言论产生了误解。
两年后，纽曼成了我在业务管理上的平等合伙人，直至我们合作结束。我们有许多收入要分配：工资、服务费收入、交易利润等。我们订了个协议——它体现在每人给对方的一封短信中——所有的额外收入都在两人之间平分。然而几年后，杰里的公司外业务要比我多得多（我的主要公司外业务是作为资产估价案中的专家）。因此，我们将分享对方额外收入的比例降至25％，这对双方来说都是合适的。
另外由于我对朋友向来交心不够——这是我最大的性格缺陷——杰里和我从未成为挚友。我们相处得很好，但除了工作时间之外，实际上我们很少相互说话。他妻子埃斯特尔总是对我含情脉脉。在纽约州与康涅狄格州的交界处，他有一幢乡村别墅。我曾在那里住过几天，但我忘了是否与他们住在一起。我们也从未一起旅行过。我们很少谈及私生活，包括个人浪漫史——这个话题经常能使男人们产生相互信任，尽管他们之间的联系远不如我们密切。
表面上看，杰里的生活比我一帆风顺得多。他善于理财，在1929年之后的几年大危机中并没有遇到真正的麻烦。当我们的事业重新开始欣欣向荣时，他的财务状况要比我强得多；也由于这个原因，他最终积累的财富也比我多得多。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许多场合他对我都非常慷慨大方。也许这对他来说是幸运的，而对我则是不幸的，因为我从未有过类似的机会去帮助他。
当然，埃斯特尔·纽曼与我妻子有着相同的名字。在这些年中，由于她们名字一样确实闹出不少笑话，但并不像人们想像的那么多，因为事实上我们的社交关系从未真正密切过。
埃斯特尔·赖斯比杰里·纽曼大3岁，她并不是非常迷人。人们很自然地会认为杰里与她结婚只是为了她父亲的钱。但是，即使世界上所有其他人都指望从别人的成功中获益，雄心勃勃的杰里也只指望依靠自己的力量。同许多年轻时相貌平平的女人一样，随着年龄的增长，埃斯特尔越来越好看。她一点也不显老，头发永远乌黑亮丽，目光永远那么妩媚。她用尽美容师的一切手段与自然规律相抗衡。人们对她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善意的人称她具有贵族气质，而恶意的人则认为她矫揉造作，或者“傲慢自大”——社会上后一种人往往太多了。她是完美的女主人，对她所喜爱的人格外亲切。埃斯特尔从她父亲那里继承了许多经商诀窍和实干的能力。在我当选当时的纽约犹太盲人协会主席后，我成功地使她对我们的工作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她创建了妇女分部，通过各种社会活动筹集到了不少资金。她很快成为我们这项日渐兴旺的慈善事业中的一股重要力量。为了在我们的“盲人之家”里兴建一座医院，她和杰里一起捐了一笔巨款。医院因此以他们的名字命名。
当我回想往事时，我经常会被这样的发现所震惊：偶发事件或者环境——特别是地理位置——对人的一生有多么大的影响！人们之所以能够成为好朋友，是因为他们住得很近；大多数风流韵事则源于频繁接触，尤其是当事人的配偶不加以干涉时就更加如此。或许这就是本·格雷厄姆永远也成不了杰里和埃斯特尔的社交密友的主要原因：我们总是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