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你难道是想告诉我，你确实需要用股东们360万美元去更换那些只做30万美元生意的管道？那真是太疯狂了。”（每当我提及他们的营业额时，布什内尔兄弟就退缩了。营业额是他们想方设法不让股东知道的。）
然而我的东道主又提出了一个借口，这使我想起那个“狼和小羊”的寓言。虽然他们不能把我吃掉，但却能决定把我两手空空地打发走：“我们可能打算多建一些管道，各种可能性都有，因而我们必须为此做好准备。”
“但是，布什内尔先生，你只有很少的管道干线份额，从印第安纳州边界穿过宾夕法尼亚一角到纽约州边界，这只是原来标准输油管公司主干道中很小的一块。你如何可能合乎逻辑地拓展你的管道线路呢？”
让我遭受致命一击并离开的时刻到了。布什内尔兄弟理屈词穷，因此他们说：“瞧，格雷厄姆先生，我们一直对你很有耐心，给你的时间已超过了我们能挤出来的。经营输油管是一个复杂而又专业化的行当，你了解不多，但我们却干了一辈子。你必须相信，什么对公司及其股东最有利，我们对此比你知道得多。如果你不赞同我们的政策，你可以采取理性投资者在这种情况下所采取的行动——卖掉你的股票。”
这就是全部的故事。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听到的这类故事不计其数，内容都大同小异。有一个特殊原因可以说明为什么这种事常常发生在我身上。我的公司业务中有很大一块是购买那些股价远低于根据可靠分析确定的真实价值的普通股。股价被严重低估的最确切例子恰恰发生在北方输油管公司之类的公司上。大量可变现的资产用于利润很少的业务上，并且不让股东们知道。我的策略是，首先取得这类公司的大量股权，然后通过各种方式，努力使公司适当改变它们的资本使用策略或经营策略。公司管理层几乎总是用布什内尔兄弟说过的同样理由扼制我的努力。在他们的武器库里，最爱用的武器就是宣称这种行业是非常专业性的，我对此知之甚少，他们比我更有资格决定需要采取何种策略。
那时，我不知道如何应付这种情况。1926年，我第一次尝试作为一个股东努力劝说管理层做一些他们正在做的以外的事情。华尔街老手们把我视为手持长矛攻击大风车的古怪的唐·吉诃德。有经验的人决不会浪费时间试图从外界改变公司，特别是标准输油管公司这样的堡垒。“如果你不喜欢管理层或它从事的业务，就卖掉你的股票。”——这是长期以来华尔街在这方面一直使用的杀手锏，至今仍是流行的名言。不仅如此，一个想要改变公司管理的局外人还会被认为疯疯癫癫，受到怀疑。很多年以前，一个名叫克拉伦斯·范纳的人，通过控告管理层各种不正当的财务行为，得到了一大笔钱和不好的名声。现在，如果你仅仅客气地请求管理层有所作为，就会遭到彬彬有礼的拒绝；如果你再坚持下去，表示要采取法律行动或要谋求股东的代理权，就会立即受到指责，说什么公司受到一个“索要高价的能手，范纳第二”的人的侵害。在多数情况下，迫切需要救济的股东很长时期内都不拥有股票。原因很简单。如果是在以前股价很高的时候买的，那么他往往既没有足够的知识，也没有足够的精力来决定需要做些什么。那些有可能为自己和其他股东负起责任的人是学识渊博的专业人士。他们在低价——例如在近期，买进股票——旨在争取他们认为合法的利润，作为对其努力的回报。管理层往往很重视近期购入大批股票的人，认为这些麻烦制造者是暴发户，因此仅仅是追求私利的人。我对自己做出的努力是否合乎道德从来没有任何疑问。我努力的结果不仅使我们自己人，而且使所有股东获益，不管是老股东，还是新股东，只要他们购得了股票，就有权成为公司的所有人。
早期华尔街的业务，在很大程度上是绅士们的游戏，在一套弹性规则下运作。一个最基本的规则是：“不要侵入别人的保留地。”这意味着一个人身在其“中”——即作为我们今天称之为“既得利益集团”的成员——决不会试图侵害其他任何处于相同情形的人的既得利益。银行和经纪人总是自动把他们年会的代表权委托给管理层。公司或银行集团，要想兼并或向股东收购或做其他有关这方面的事，第一步是同管理层策划这件事，还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由于投资银行家希望始终受到公司管理层的欢迎，没有人承担得了不按规则游戏的名声。与此相应，公司官员们也从不支持任何危及其他公司官员职位及特权的提议。因为他们期望由此得到其他俱乐部成员给予的相同礼遇。这就像战争中被俘的军官总是得到优待一样。抓获军官的一方使其相当安适，因为他们期望一旦己方的军官被对方抓获，也能得到同等的对待。时代已经有所变化了。公司的购买者在事先没有同管理层商议的情况下，会毫不犹豫地向股东出价购买。投资银行家在为自己或客户办理这类事时，也会采取同样的行动。例如，1964年就有人报价收买弗朗科—怀俄明石油公司（Franco—Wyoming Oil pany）的多数控股权并被接受。北方输油管公司的情形也与此类似：即公司的经理持有大量与业务经营无关的市场证券。
离开布什内尔的办公室之前，在失望和恼怒之余我告诉两兄弟：我将参加下届年会，以口头备忘录的方式向其他股东表明我的观点，并要求记录。他们听到这个声明似乎很吃惊，但很快回答说，当然欢迎我参加年会。说完这些，我就告别离开了。
年会于1927年1月初在宾夕法尼亚州石油城，一个真正的小镇举行。先要搭乘火车到匹兹堡，然后再费周折转车到石油城。我独自出门，在普尔曼式火车卧铺上过了一夜，然后搭乘一辆摇摇晃晃的当地火车，在一个非常寒冷并且飘雪的日子到了目的地。到石油城开会的公司官员寥寥无几，但却足以举行会议——与会者包括5名公司职员和我自己。我想找外面来的股东，却白费力气。与此同时，布什内尔先生的属下却仔细地审视着我，好像我是另一个星球来的怪物。实际上我真的成为孤家寡人。经过几道程序，一名职员宣读了一份事先写好的纸条，提请通过决议及公司1926年的年报。另一名职员立即赞同这个提议。我站起来，得到准许发言。
“请问主席先生，年报在哪里？”片刻尴尬的沉默。
“对不起，格雷厄姆先生，年报需要几个星期才能准备好。”
“但是布什内尔先生，”我惊诧地问道，“怎么可能通过一份还没有准备好、无法看到的报告？”
布什内尔与他兄弟窃窃私语了一阵。
“我们总是用这种方式处理这类事的。赞成的人可以说‘同意’。”
除了我，其他股东代理人都同意了这个提议。又经过几道程序后，主席说该轮到闭会了。我又匆忙站起来：“我们在纽约已讲好，我想读一份与公司财务状况有关的备忘录。”接着是一阵简短的讨论。
“格雷厄姆先生，请把你的要求改成提议形式好吗？”我照办了。
“有人支持这项提议吗？”一阵宁静，沉默。我没料到他们来这一招，可是我没从纽约带人过来支持我。
“对不起，格雷厄姆先生，我没听到赞同声。提议无效。”
“但是你们很明白，我千里迢迢到这里就是要宣读这份备忘录以便写进记录。你鼓励过我，布什内尔先生。我以为你从礼节上说也应确保我的提议得到支持并宣读。”又一阵简短的讨论，然后他说：“我非常抱歉，无人愿意支持你的提议。有人提议休会吗？”会议就结束了。带着掩饰不住的窃笑，布什内尔的属下们鱼贯而出。
我感到自己像个傻瓜一样受到羞辱，我对自己的无能感到惭愧，对他们给我的待遇感到愤怒。我只能控制自己的感情平静地对主席说，我认为他们不给我发言的机会是犯了一个大错误，因为下一年我还会再来，那时我会带支持者来，等等。
我完全兑现了我的正当威胁。实际上我个人在1927年1月令人沮丧的失败结果是一份巨大的财运。因为这样，我当时就有整整一年时间准备作战计划，并且增加我的金融赌注。我用日益增加的现有资本，购买了北方输油管公司更多的股票。我动用了我冒险得到的尽可能多的合伙人基金。作为一名顾问，我与弗雷德·格林曼享有盛名的律师事务所库克，内森和莱曼（Cook，Nathan ＆ Lehman）打交道。主管是阿尔弗雷德·库克，一个极富才能、声名显著的人物，但是——我必须补充一句——他更是一个自负、虚荣的人。
在我的金融读物中，我偶然发现一个当时不为人知的情况。我发现，有许多州已通过法律，要求公司通过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通过把所有的代理选票全都累加投在一名董事上面，即使只有少数人支持的股东也能确保他自己的当选。宾夕法尼亚州就是其中的一个。北方输油管公司是在宾夕法尼亚州注册的，按照它只有5名董事的小型董事会规模，只要有1／6的股票代理权就可以选一名董事，只要1／3代理权就可以选两名。我向股东游说，向他们争取赞同减少资本的决议的代理权，并请他们选出两名能代表中小股东利益的董事。我们并不打算选举出董事会的大多数，因为那样将使我们承担起负责经营公司的责任。我们知道自己没有权力承担此事。
阿尔弗雷德·库克要求获得一份股东名册，我们获准可以从公司档案中复印。很明显，布什内尔兄弟以为我们不可能做任何事，否则他们可能会迫使我们为了得到这份名册而打一场代价高昂的官司。我们准备了一份材料开始做这个案例。库克、格林曼和我都努力投入其中。应当说事情做得很好。公司用它通�